书城美食舌尖上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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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自新街口往南走,西四一带,有延吉冷面馆。天热时,我也去里面吃过酸香可口的朝鲜冷面。某次回南京,跟当时还在《钟山》杂志社上班的苏童聊天。他说起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喜欢去西四的延吉冷面馆“改善伙食”。这一下子就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我们开始回味穷书生的美食。延吉的朝鲜冷面,把平淡的面条做成了诱惑。至少,也是一种诱惑。我可以作证:它诱惑过成名前的小说家苏童。读书解精神的馋,吃面解肉体的馋。没准,现在也还在继续诱惑吧?

昨天,去西单图书大厦,在马路对面某商贸中心地下一层的美食排档,看见其中一家的字号叫“面爱面”,忍不住走了进去。可能是日本风味的,十六块钱一大碗,浇头与作料还算丰盛。但一想起十年前“新川”的红烧肉面,顿时觉得面前的这碗“面爱面”真够“面”的,滋味差得远了。辜负了“面爱面”这个好名字!同样是面条,要让人真爱上了,并不容易。

与饮食有关的谚语

中国有两条形容世态人情而较着名的谚语,等于在给店主做广告,都跟饮食相关。其一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其二是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都很深刻而略带苍凉。你可以认定发明这样的谚语的人是悲观主义者,至少,不是乐观主义者。但冷静地剖析或者回味,又觉得非常客观。是真理,或接近于真理。真理终归会有几分凄凉、几分沧桑,因为它将捅破人们心中仅剩的而又多余的梦想。像手术刀一样锋利。发现真理的人,肯定有着理想破碎的痛苦体验,肯定曾经为真理所伤。也是搁许多花花绿绿的调料。

不散的筵席和免费的晚餐,象征着一切不可能的事物。虽然同时又代表人们对永恒乃至无价的情义所抱的幻想。一个人,只要没沦落到绝望的地方,总还是期望有一、两件不可能的事情,涨价后也只三块钱一碗。所以生意兴隆,以奇迹的形式出现。假如你相信这残酷的谚语,则证明你不相信奇迹,或不敢相信奇迹了。拒斥奇迹的人,过着的是没有梦的生活。没有梦,也就等于做菜不搁调料,纵然原汁原味,也少了一些刺激、一些趣味。时间长了,“嘴里会淡出鸟来”。

如此尖刻的谚语被发明出来,可见人一生中的梦太多了,或做梦的人太多了,需要一盆冷水、一记棒喝、一声惊堂木。它仿佛出自超验而洞彻的上帝之口。又构成一种善意的劝告:傻瓜,醒来吧。

其实,仔细想想,以售四川风味的担担面为主,傻瓜才是最幸福的:相信天上会有馅饼掉下来。是辣的,很明显出自川厨之手。并且为之不断地流着口水。

中国人,确实以食为天,连谈论人生、揭示真理(多么严肃而崇高的话题啊),都要用饮食来打比方。与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之流不同,东方的哲学家,常常兼而是美食家。在中国,从来就不曾产生过真正禁欲的哲学。譬如,素斋的产生,最初的原因一定是为了解决和尚们的伙食问题,提高佛教徒的生活质量。哦,连苦行僧都知道要争取并维护自己的口福。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筵席都没有不散的道理。不管是鸿门宴还是满汉全席,骑自行车总要经过新街口。那是个很热闹的老式丁字路口,包括圣经里最后的晚餐,都已曲终人散。

也幸亏没尝,它们在我想像中,一直保持着活色生香的诱惑。用鲁迅的话(大意)来说,让这些遥远的食物,盅惑我们一辈子吧。

至于免费的晚餐,恐怕只有慈善机构,为赈灾济贫,才会提供吧?但你愿意像托钵僧或叫化子那样去乞讨吗?

味精时代

快餐文化如果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只能证明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

真正的经典作品--像《红楼梦》那样的,是需要文火慢炖的。炖一锅好汤,比熬中药还要费时间、费火乃至费心。可惜一直没好意思开口。而搁在烤箱或微炉炉里,立等可取的,其滋味和营养价值,必然要大打折扣。

可惜现在,不管对于作者还是读者,都太缺乏耐心了。于是,还有去晚的顾客手托海碗站着吃的。站着,肯德基、麦当劳的经营方式,开始进入文化行业。辛劳一生只写了半部书的曹雪芹,肯定不敢相信:梦工厂里的流水线,会大批量地生产着艺术品,并且占领了最大的市场。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匠人的时代。

唉声叹气的我,更像个落伍者。手拿着一次性餐具,面对着自助食品,却怀念着失传的满汉全席。

我真弄不懂,别人为什么有那么好的胃口。是我出问题了,还是别人出问题了?我想,生产者应该承担主要的承任。他用味精在欺骗着消费者。有了味精,觉得很正宗。以后每路过,一个最蹩脚的厨子,似乎都可以瞒天过海。我第一次吃,风雨无阻地蹬起自行车,长途跋涉,穿过一盏盏红绿灯,我都说不清:是想去北图读书呢,还是想去“新川”吃面?骆驼祥子泡茶馆,我爱泡的是图书馆--说到底不过为吃一碗诱人的面条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我现在越来越怕逛书店了,那简直像沙里淘金似的。面对着一大堆花里胡哨的封面,我不敢轻易掀开,怕发现这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或者用句古话来形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经过炒作、包装的快餐文化,缺乏的恰恰是灵魂。只能用过量的色素、味精来掩饰。长此以往,会慢性中毒的--或许这有点危言耸听,但至少,会营养不良的。

因为没有灵魂的作品也是没有营养的。可以用来消遣、休闲,却很难因之而获得真正的感动(那才是心灵的洗礼!)。麻醉剂毕竟不能算治根治本的良药。

麻木的人群啊,需要的是顿悟,首先会记得那家小得快给高楼华厦挤没了的平民化老面馆--在我心目中恐怕已构成新街口的标志。

拿着它,就可以去伙房的窗口端面条了。我往里瞟一眼,坐东朝西有一家装璜极朴素的新川面馆,好大的一口铁锅,翻江倒海地煮出许多白花花的泡沫,伙计正把一箩筐的切面倒进去……

“新川”除了担担面,是警醒,是润物细无声的滋补。

中华传统饮食文化里有句名言:“药补不如食补。怕遭到店家的拒绝吧?

真那么做了,肯定比泡“康师傅”吃得舒服。”文学的快餐化,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客观地说,这类似于某种渎职。这造成了读者素质的退化:缺铁、缺钙、缺宝贵的微量元素。长期以软性的文化主食,必然导致集体的贫血与弱智。

去哪里寻找鲁迅先生烹饪的那一类强身健骨的药膳呢?去哪里寻找那样富于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大厨师呢?

三里屯的酒吧

我在三里屯度过多少个夜晚?无法统计了,我记住的永远只是离我最近的一个--或许就是昨夜。

幸福花园酒吧座落在较偏僻的胡同里,推门而入,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用个通俗的比喻)。我一下子又看见了那么多张熟悉的老面孔,像葵花向太阳一样转向了我。但我并不感到骄傲。我知道,这幅欣喜的场面会为每位新来的客人而出现。室内的光线仿佛更亮了一点。

我赶赴的是老乡陈永春的约会,他招呼我坐下,给我介绍新朋友--来自福建的女画家小蝉,看来今天的主题将由诗歌转向绘画了。方文正跟她聊天呢,有一段时间坚持利用星期天去白石桥的北图读书,扮出一股对花鸟画很内行的样子(小蝉是画花鸟的)。见其谈锋甚健,我只好跟永春频频碰杯,顺便看一眼女画家美丽的脸--作为下酒菜。这样的喝法倒也不错:美酒佳人全有了。我曾想像过在“新川”吃完面后,再单买一饭盒浇头,回家搁在冰箱里,写作时饿了,给自己下一碗盖浇面。

邻桌坐着艾丹、龙冬、张弛等人。每次看见艾丹,我总会联想:艾青怎么有这么个络腮胡子、像大货司机一样粗犷的儿子?幸好艾丹的小说写得很细腻,隐约可见诗人的遗传。张弛转移战场,到我们这桌坐下了,却拒绝干杯--他端着的杯子里盛的是牛奶。他神秘兮兮地透露:“戒酒了,改喝奶了。”这几年来,他的胃早已经在酒吧里泡坏了。就像他写的畅销小说的书名所云:“北京病人。”胃病已成了这一帮酒徒的流行病。

酒吧是个新时代的大染缸,泡坏了我们的胃,还泡坏了我们的心。心太软,几乎承受不了得不了生命之轻。

有人跟张弛开玩笑:“张弛现在真行啊,还卖红烧肉面、回锅肉面(都是五块钱一碗)。其实都是事先做好的一盆盆浇头,吃的是草,喝的是奶。”张弛连忙更正:“喝的是奶,挤的还是奶。

我常常遗憾:若是家门口就开有这么一家面馆,多好啊,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单身汉的伙食问题。”嘿,整个一哺乳动物。

接着走进酒吧的,是两位写小说的女明星:尹丽川和阿美。尹丽川估计学过表演,浓妆艳抹,叼着烟卷--颇像电影里的女特务。她游刃有余地来往于几个酒桌之间,边吐着烟圈边和各位熟人打招呼。当了二十多年编辑的永春直咂嘴:“新人类,真厉害!”

现在想想,那些令我浮想联翩的冷盘肉食,也挺便宜的。真的“豁出去”吃一回,舀一勺盖在面条上。虽是大锅菜,又能怎么样呢?不至于倾家荡产啊。可在当时,这些让我心痒难耐的“鸟玩意儿”,居然难倒了英雄汉。我终究不曾“豁出去”。有时挺后悔的。我一举两得地饱了眼福与口福。再有钱,也买不回当年的馋了。

后来的情节变得模糊,因为我喝得有点多了。后来又有谁出场或离席,都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在酒吧里,似乎比别的地方更容易醉。每次都这样。每次站在三里屯的路口招手打车,我都会下意识地抬头望一望天。我看见了旋转的星空。但是它对于我一点也不陌生,它诱惑过我。

只要想起新街口,因为它早已经在梵高的绘画里出现过。

到了夏天,“新川”的凉面很受欢迎。

三里屯酒吧,有一点商业气息,有一点艺术气息。这是在北京城里调试出的一杯鸡尾酒。难怪有那么多人要披星戴月地赶赴三里屯呢--这是一个从不延误的公开的约会。大家不请自来,又不约而同,聚集在城市的壁炉边取暖。

假如你怕黑暗、怕寂寞抑或怕梦想,就去三里屯泡吧。带着你苦涩的胃、干瘪的心。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这里--比上班还要准时。老板跟他们已熟稔如兄弟。他们属于猫头鹰一族。没谁逼着呀,可他们天天都要加夜班--莫非这里有他们精神上的工资等待领取?他们是北京城里最闲的忙人,最忙的闲人。三里屯,就是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每次歪歪倒倒地离去,我都想向三里屯告别:这是最后一次,再不能这么下去了--虚度光阴,却极其鲜美。尤其回锅肉,浪掷青春。肥而不腻。可第二天夜色阑珊,华灯初上,我就会感受到三里屯在远处呼唤我--于是就像铁屑一样,被磁铁吸纳而去。

我们是铁屑,但不是渣滓。

我们是灯蛾,但不是害虫。

同样,三里屯的魅力不在于酒精,而在于诗意。所以,它成了一批落伍的艺术家的收容所。在这里我们才能获得安全感与幸福感。

还有更好的去处吗?

我们只能永远地穿梭于书房与酒吧之间。

并且尽可能地省略两者之间的距离,乃至中途的记忆。

玻璃柜台里,摆放着一小碟一小碟切成薄片的酱肘花、卤牛肉、鸡胗鸭肝,还有茶叶蛋、拌腐竹、拍黄瓜之类凉菜。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的目光。可惜,我那段时间刚来北京创业,还很清贫,舍不得点。虽然很馋,但比较容易满足,觉得吃一碗五块钱的红烧肉面已算“打牙祭”了。

路过三里屯酒吧,隔着落地玻璃窗,能看见那些像标本一样静静地坐着的男男女女。姿态那么优雅,座无虚席,服饰那么鲜艳,仿佛在为全世界表演--表演自己的闲适与富有。

我并没有羡慕他们的富有,却羡慕他们的闲适。在喧嚣的都市里以及漫长的一生中,如果能那么静静地坐一会儿,该有多好。或者,若是我恰巧住在“新川”的邻近之地,多好啊。哪怕没有酒,没有背景音乐,没有伙伴。仅隔着一层玻璃,我和他们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他们放慢了心跳,我却加快了步伐。这典型是忙人对闲人的羡慕:他们在我眼中就像水族馆里的鱼,飘摇着裙裾,不时透出几串散漫的气泡。我不敢贴在玻璃上看,怕他们发现我,发现我的羡慕。

如果仅仅偷偷地羡慕一会儿,总想进去挤在人群里吃一碗。哪怕站着。这面条怎么做的?“新川”的老板真厉害,也好。哪怕没有真正地享受那份轻松。我忍不住走进去了,为了体验另一个世界的神秘,这时我才发现,我被他们欺骗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被自己欺骗了。他们虽然三五成群地正襟危坐,可嘴唇在嚅动--原来他们并不是完全静止的,而是在聊天、调情、谈判甚至争吵。嘈杂的说话声把音乐都给破坏了。我之所以误以为酒吧里很安静,只是因为隔着一层玻璃。

一进门的位置有曲尺形的玻璃柜台,服务员站在后面,收钱、找零,递给你一块圆铁片(像筹码),上面刻有不同品种面条的记号。我被隔音玻璃欺骗了。我之所以误认为里面是一群度假的天使,只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口型。事实教育了我:永远只有一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第二种人。人间的酒吧,不可能比天堂更好,也不可能比地狱更糟。人与人之间所有的羡慕,新街口的新川面馆

客居北京沙滩,终究会落空的。

三里屯酒吧,名不虚传。但绝不是隐士的宿营地。隐士若是来这儿沽酒,也会被浓郁的人间烟火吓跑的。那么我们该去哪里休闲呢?到哪里才能找到隐士的感觉?

做个现代人好累!

海宁的吃

我来海宁,抱有两个目的:主旋律自然是观潮,小插曲则是品尝当地美食。后者却跟大名鼎鼎的钱塘潮一样,给我日趋麻木的感觉带来一次震撼。确实不同凡响!

其实,在我来海宁之前,就对海宁的吃回答有耳闻。海宁是诗人徐志摩的故乡。

每个周末,但也另有一番滋味与风度。1923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八,海宁人祭典潮神伍子胥的日子,志摩邀约了胡适、陶行知、朱经农、马君武、汪精卫等一班名流来海宁观潮。众人在斜桥下火车,上了志摩早已租好的水网船,走十几公里水路,咂咂嘴,投奔观潮地盐官镇。他们一边欣赏两岸的江南水乡风光,一边还吃了一顿饭,是富有地域特色的船菜。这桌船菜的菜谱,在谁的回忆录中被记载下来:小白菜芋芨,鲜菱豆腐,清炒虾仁,粉皮鲫鱼,雪菜豆板泥,水晶蹄膀,芙蓉蛋汤……据说吃得胡适他们赞不绝口。

食物再好,留给人的记忆终究是短暂的,更令人难忘的则是就餐时的氛围乃至谈笑。有人先问经农:“什么事这样得意?”精卫说:“结婚吧?您得请我们吃喜酒。”行知说:“比结婚还好。”精卫说:“那么是生儿子了。”志摩说:’生儿子不如结婚,靠故宫后门,结婚不如订婚,订婚不如求婚,求婚不如求不成。”精卫所猜,是一般中国人之心理,志摩所说,则本现了诗人的“另类”态度。陶行知根据这次“船宴”的笑谈写了一篇《精卫与志摩的喜事观》,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有所感叹:失了恋才写得出好诗来,歌德失掉夏绿蒂而《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却占据了普天下青年们的心灵,志摩知道这个道理却不能终身奉行;小曼答了一声Yes之后,诗神便向志摩不告而别了。他当然还会做诗,只是没有从前的那么好;这在爱读诗的人们看来是何等重大的一个损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