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从历史到现在，小说一直扮演着不安分的角色：它起先像个跑江湖的说书人，靠道听途说编织紧张有趣的故事，卖关子，抖包袱，巧舌如簧，极呈危言耸听之能事，吊人胃口；后来，它摇身一变成发，雕塑大师，主要兴趣也由铺陈故事转移到雕塑性格上，它的廊柱间展出的大抵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塑像；再到后来，它对人的心理活动和广大的潜意识层发生了兴趣，它甚至宣称，表象的真实不够真实，它要发掘别人看不见的另一种真实；再往后，它的角色和叙述就相当繁复了，时而仿真，时而变形，时而自说白话，时而冷心冷面……不管它的形象如何变幻莫测，一般说来，它总能受到大众的欢迎，比如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一百年，就被认为是全世界小说的黄金时段。现在小说的景况虽大不如前了，但仍然是最富民间性、群众性的艺术形式，它可以扩充人生经验，提升道德境界，可以消愁破闷，缓解紧张情绪。对人类生活而言，小说依然是一种交流思想情感的伟大媒介。
但是必须看到，小说在21世纪的处境将更加艰难，它的四周是更多的危险的排挤者，它的地位也就更加摇摇欲坠，比起许多走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的传媒方式，它更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渔夫，它的海域已被她们割去了一大半，它只能时时兴起英雄迟暮之叹，独自品味生存竞争的凄凉：它不能再沉浸在自命为庞然大物的辉煌里，它必须回答如何在越来越小的空间里，守住自己的问题。21世纪的小说家，即使不是最后的小说家：也属于最传统的一族守望者了。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人总是无法彻底认识自我与时代，总是需要不断地重新确认。而小说，不管是描写假定的世界还是实在的世界，在这方面都仍可大有作为。图像化和数字化固然异常快捷灵便，但它们永远不可能取代语言的无边想像力和表现力。
当然，这些只是小说存在的一般理由，现在需要我们思索的是，当代中国的小说创作在21世纪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也即，要抗拒被蚕食的命运，要把自己的有限的优势尽情发挥，将会面临哪些问题？首要的还是如何亲近读者和亲近时代的问题。单从市场法则来说，谁不亲近谁就活不下去，这是明摆的事实。若从文学史的规律来看，不管保持距离的一派，还是与现实同步的写作，都无法脱离时代。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不是反映了他的时代的某些重大的精神性问题，不是书写着他的时代的心灵史。然而，经历了漫长历史的小说，已经层层淤积了数不清的模式，至今尤盛，它们无时不在捆绑我们的手脚，要想冲破它，惟有一途，就是靠新鲜的时代生活之流。写作姿态和叙述技巧的刷新，必须建筑在生活体验乃至生命体验的基地上，在今天，突出的问题主要不是进行叙述革命，而是创作落后于生活，创作出现了“贫血症”--精神资源的贫血，思想穿透力的贫血，生活占有上的贫血。有位青年批评家说得很对：“更多的时候，文学的贫乏不是因为缺少文体探索，而是因为文体的滥用。”连续奔跑了20年的新时期文学现在太需要“补血”了。
就小说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小说诗意的失落也许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理解的小说诗意，是小说整体艺术结构的一种品格，它可以包含在人物、思想、语言、细节、文体的一切方面，无处不在又无处在，即使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拷问型的作品，依然有沉重的诗意。诗意不是莫名其妙的多愁善感，不是强装的欢容，光明的尾巴，诗意来自超越的渴望，坚实的自信，高贵的理性对存在的无畏的谛视。它不躲避血与污秽，却能从血与污秽中升华。现在有的小说，虽能写出恶，却是一种冷漠的、无动于衷的“空心人”式的旁观。我们知道，专注于人性人道之美的发掘的作品，总是有诗意的，因为人性人道本身就充满了诗意，而现在的不少小说，只把人性人道做了一种物化的冷处理，这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兴味了。
思想含量的稀薄和缺乏新鲜动人的思想刺激力，是今天许多小说的又一个普遍弱点。我指的当然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而不是什么外加的高妙的“思想”。与80年代中期左右小说走在思想界前沿的情景恰恰相反，现在的小说数量上虽很繁荣，但作家自我的重复现象，某个社会主题的重复现象，以及受功名利益和商业利益驱使而浅尝辄止的现象，比较流行。事实上读者的阅读热点已经在悄悄转移，转向了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和人文学着作之类，以至有人认为，一个新的文论时代即将来临。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今天是个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可是许多小说却提供不出什么新东西，而在小说卡壳的地方，又正是思想随笔之类起步的地方，它们怎能不备受青睐呢。这一情势，又不能不加重小说的危机感。
现在一些人在提倡回归传统，回归古典，另一些人则强调要颠覆和解构某些传统的神圣的东西，大力展开现代阐释。到底谁更能赢得新世纪读者的心？其实，它们都有其合理性。古典中往往包含着久违了的道德、温情和良知，唤起它们，对于在金钱和物质挤压下的人们，不失为一剂清凉药。人回不到过去了，精神却可以在传统美中徜徉。现代阐释的一面则强调，要颠覆原先不合理的、过时的陈腐观念，包括对大量历史题材或旧生活题材进行重新阐释。它不是为无耻开脱，也不是为金钱拜物助威，也不完全是“戏说”，而是在承认现实比历史进步的前提下，寻觅人性的觉醒和回归。我认为，在新的世纪里，这两大思路都会延展下去，且不断变异，开放出更加缤纷的艺术花朵。
深度背景的日益淡化，有可能成为影响新世纪小说的整体格局和题材走向的最大原因。这里的深度背景指的是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苦难、沉重、曲折坎坷和悲壮奋争的历史带给小说创作的题材资源和心理积淀。我们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反思，怀旧，家族故事和寻根欲望，有那么多重诉历史的冲动和为改革的呐喊，都与这一背景有关。但我们不能不看到，最年轻的一代作家，将是新世纪小说最活跃的力量，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而他们虽有多种优势，却不大会有深重的政治情结和忧患意识，没有“文革”记忆，没有老一辈的苦难体验，也没有农业文明的沉重负担及其诗意情怀。这些无疑将极大地改变小说创作的面貌。这里丝毫没有轻视新生代作家的意思，只是指出一种事实。当然，我们也完全不必杞人忧天，原有的主题淡出，新的主题又会浮现出来，物质与精神，金钱与道德的冲突就会伴随现代化的进程，衍生出种种新的问题。可以肯定，城市化的大趋势将使城市文学成为中心话题，20世纪小说以农村题材为盛和以农业文明的价值取向为主导的情形将会结束，而城市文学在21世纪占绝对优势不会有什么疑问。这将是一种怎样的文学呢？也许，更加前卫的现代意识，私人话语的扩张，女性意识或女权话语的膨胀，都有可能成为新世纪文学中的突出音符。在新的世纪，全球化的倾向肯定要比本土化的倾向更为强大，势不可挡，但本土文化仍然是基础。异质文化只能在被筛选、被改写的情况下融入。所以，我们的小说要在不断吸纳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紧密连接本土现实生活的血脉和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刺激的情势下，强化自身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