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尤物”、“淫妇”以仅有的性武器在白鹿原上报复着，反抗着，亵渎着，肆虐着，她是传统文化的弃儿，反过来又给这文化以极大的破坏。设陷阱败坏孝文的名声，本出于报复的恶念，目的达到后她却没有欢悦，只有沉重；她对孝文原本满怀敌意，待孝文倒入她的怀抱，她又顿生爱怜的真情；她教孝文抽大烟本是出于爱心，结果使孝文更加沉沦。这心态又是何等复杂！她是连自己也以为下贱的，但在构陷孝文成功后的“狂欢”之夜里，她却“尿了鹿子霖一脸”！这个奇举，是她对鹿子霖卑鄙人格的一种最奇特、最恶谑、最蔑视的嘲弄，只有她才干得出来。这一笔堪称绝唱。鲁迅先生谈到陀斯妥耶夫斯基时指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到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地处死，竭力要放他们活得长久。”作家的写田小娥，真也近乎这样的人性深邃程度。她以恶的方式生，又以恶的方式死。她被自己的公公鹿三杀害，但鹿三并不是真正的凶手；鹿三是善良的笃信礼教的劳动者，连鹿三都不能见容，可见宗法文化对她是何等深恶痛绝。她当然斗不过自嘉轩，白嘉轩有武器，那就是经过几千年积淀和磨砺的道统，她没有武器，只有肉体和盲目的报复心理，她的毁灭是必然的。她死后尸体腐烂，居然引发了一场大瘟疫，这个恨世者用她年轻的生命表达了对旧文化的抗议，尽管是病态的、有毒的抗议。
同样触目惊心的，是白孝文的命运突变，大起大落。如果田小娥是被传统文化从外而压碎的话，那么白孝文就是从旧文化营垒中游荡出来、险些自我毁灭的浪子，他的文化拷问意义比小娥更深刻。为了培养这个族长的接班人，白嘉轩耗费了多少心血啊，真是惕惕厉厉，如履薄冰，孝文也果然不负厚望，一副非礼勿亲、端肃恭谨的神态，他从精神到行动都俨然新任的族长了。可是，这个孝子贤孙却像沉默的活火山潜藏着危险。这一点白嘉轩没有觉察，他自己也不知道。田小娥的诱惑等于打开牢门放出了他躯体中的野兽，尽管他起初怒斥着这下贱的女人，但恶兽放出便不可收拾，禁锢解除便欲海难填。他通奸，他吸毒，他沉迷在幻觉中，成为人人不齿的败家子。这个从德高望重的自家门楼逃逸出来的不肖子孙，经过了从灵的压抑到肉的放纵的迷狂；他不具备任何革命性，因而只能受躯壳支配，“世界也就简单到只剩下一个蒸馍和一个烟泡儿”了。小说写他与小娥最初的性活动，“那个东西”戏剧性地忽而中用忽而不中用，其实在写灵与肉的分离、礼教的压抑对人的残酷捉弄，颇为深刻。
诚然，揭露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并不是个新话题，但是，站在二十世纪末重新发现人的高度，以文化批判的眼光深入探究民族灵魂，揭示宗法文化下人的可怜、扭曲、变态的惨象，就具有了现代意义。作者的笔伸向人的潜意识深层。比如，鹿子霖的儿媳妇，新婚一夜后，就不再过正常生活，丈夫兆鹏厌弃她且渺无踪影，她渐渐产生了性妄想，公公的挑逗加剧了她的谵妄，肉体成为罪恶的牢狱，这个善良本分的农村妇女陷入不能自拔的绝路，患上淫疯病，终于死去。礼教杀人，杀得惨酷，她的牺牲几乎找不到凶手。
也许我们会感到困惑：作者一面不无赞赏地描写白嘉轩的仁义境界和人格魅力，一面又毫不留情地揭露宗法文化的噬人本质，这不是自相矛盾的悖论吗？其实，作者的出发点是共同的，这出发点就是一切为了“人”，怎样使人从人之暗夜走向健全、光明之路。由于“人”回到主体位置，对民族灵魂的探索占压倒地位，因而人的历史不再是与政治经济发展史相平行的被动的活动史，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相对独立性，才出现了这种貌似悖论的现象。试想，如果不是把表现“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马克思）放在首位，不是突出了文化性格，《白鹿原》与许多反映农村历史变迁过程的作品又有多少区别？它还能拒绝平庸吗？
《白鹿原》的作者不再站在狭义的、短视的政治视点上，而是站到了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制高点上来观照历史。他以民族心史为构架，以宗法文化的悲剧和农民式的抗争作为主线来结构全书。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每一次大变动，都使白鹿原小社会在动荡中重新聚合，都在加深这一悲剧。作者势必遇到的问题是，怎样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经济上的状态和人与自然的斗争，纳入到文化审视的大框架中。虽然，它突出着人的主体地位，深掘着个体的文化内涵，但是，倘若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斗争，它给自己规定的文化主题无论多么高深，也必将流于虚飘。现在，《白鹿原》里的众生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和相互猛烈撞击，可是，他们又一个个展现出丰沛的文化性格，此中的奥秘何在？作者是怎样处理人、历史、文化的关系的？
我不认为作者已经全然放弃了阶级斗争的评价眼光，他的努力在于，即使写阶级斗争，也尽可能多地浸淫浓重的文化色调，把原先被纯净化，绝对化了的“阶级斗争”还原到它本来的混沌样相，还原到最大限度的历史真实。这当然不是外敷一点文化的油彩就可以奏效的，而是，既看到阶级关系，也看到某些非阶级因素，既看到党同伐异，义看到共通的民族心理模式。
我们注意到，《白鹿原》里的人与人的关系，有种“斗不够、打不散”的奥妙，似乎谁也不能容忍谁，谁又离不开谁，这种相互斗争、相互依存的关系长久地维持着。家族之间如白家之与鹿家，国共两党之间的兆鹏、白灵之与兆海、岳维山，宗族领袖之间如白嘉轩之与鹿子霖，情敌之间如黑娃之与孝文，主仆之间如白嘉轩之与黑娃……，除了鹿三与白嘉轩的关系有些特殊，其余的真是打了得难解，合得难分。作品中有一趣节：白灵与兆海这对恋人，在国共合作时期曾用抛一枚铜元来决定谁姓“国”谁姓“共”，虽属游戏，却象征着一种真实。他们后来果真戏剧性地交换了各自的党派属性。这种不弃不离的描写，正是进入了规律性思考的表现，颇有几分参透了天地造化的味道。作者的创造性在于，他在充分意识到文化制约的不可抗拒的前提下，把文化眼光与阶级斗争跟光交融互渗，从而把真实性提到一个新高度。主要人物黑蛙的成功创造，即是一例。
黑娃不同于我们熟悉的那种草莽英雄，也不是由农民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是宗法文化的牺牲晶，虽然他们做过的他都做过。黑娃的阶级意识是天然的，又是模糊的，尽管白嘉轩对他的父亲鹿三优厚有加、极为器重，他仍然对白含着敌意。潜在的、不自觉的敌意。白家的儿女待他也不薄，一起上学堂，还给他冰糖吃。他永远也忘不了这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可是，在他当了土匪冲进白家时，他还是由不得自己对着一袋冰糖撒尿。这又是一种本能的仇恨。他怀着对富人和祠堂的憎恨，投身大革命，打土豪，闹农协，砸宗祠里的石碑，掀起一场“风搅雪”。然而，可悲的是，他虽在毁族规，砸招牌，却一点也没有跳出宗法文化的樊篱。他一度沦落为流寇、土匪，支撑他的无非是江湖义气；他后来又归附过国民党，再后来大彻大悟，投到朱先生门下埋首四书五经；解放前夕他率部起义，竟因白孝文的暗算而被人民政府错杀。临刑时，他拒不与田福贤、岳维山之流站在一起受刑，表现他至死也未失去阶级本能。
黑娃的经历可谓极尽曲折，其文化意味更是引人深思。虽然他金刚怒目，敢作敢为，不愧顶天立她的好汉，虽然他国、共、匪、儒家信徒一身而四任，但他仍在长夜中摸索，他的困境实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困境。若仅从文化意义看，他的革命比起阿Q的革命来，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尽管他比阿Q坚强得多，行动得多，但他也如阿Q一样，并没有真正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特别是封建宗法文化的奴隶的地位。他像一个盲目的弹子，在世事如麻的棋局中撞来撞去，始终撞不出文化怪圈。他与白嘉轩原本势不两立，最后却走到了一起。跪回到白的宗祠里。我不知道作者究竟是以赞赏的还是遗憾的心情在看黑娃的忏悔、修身，拜朱先生为师？在我看来，这除了证明传统文化的黑洞具有极大吸力之外，声泪俱下的黑娃的呢喃：“不孝男兆谦跪拜祖宗膝下，洗心革面学为好人乞求祖宗宽容”，是颇有些滑稽的。黑娃在解放战争的枪炮声中作此抉择，这真能安顿他的灵魂吗？无疑的，这只能仍是悲剧，文化的悲剧，精神的悲剧。
我发现，只要作者坚持从民族文化性格人手，就写得深入；一旦回到传统的为政治写史的路子或求全、印证、追求外在化的全景效果，就笔墨阻塞，不能深入。鹿兆鹏的地位本是极重要的，他是中共省委委员，多次大斗争的策划者，但作者吃不准他的文化性格，叉怕不写他不足以概括全景，于是，这个人物似乎经常露面，又一触即走，人不了“戏”。他甚至斗不过田福贤，他的作为好像只是秘密地开过一次省委扩大会，搞掉过一个叛徒；而这，也还是通过作者交代出来的。由于作者对都市历史较为生疏，写地下斗争的章节缺少声色。比较起来，倒是白灵与兆海这两个年轻的出走者、叛逆者写得动人，他们的命运有极强烈的感染力。原因是，他们虽然远离了白鹿原，但灵魂还留在白鹿原上，所谓“白鹿精魂”。他们都没有死于敌人的枪下，却死于自己人的锋刃，不也是文化的别一种悲剧么。
我始终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的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拯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这一方面是文化本身的两重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作者文化态度的反映。如果说他的真实的、主导的、稳定的态度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和继承，大约不算冤枉。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文化价值观念，但我坚决扞卫他作为一个作家保留自己独特的评价生活的眼光的权利。作家就是作家，他不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史家，哲学史家，他没有必要必须与一般的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的观点保持一致，这就好像许多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从来就不与市场经济保持一致，从来就批判着金钱的罪恶一样。这是不影响他们揭示出充分的真实的。换句话说，正是他们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使他们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隐蔽的真实。对我们的作家来说，可悲的倒不是出现了这种错位和矛盾，而是这种矛盾太少，太不深刻。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深邃的、富于穿透力的思想眼光往往可提取更大的真实的意义。
由朱先生这个人物，是不难透露出作者倾向性的消息的。如果白嘉轩只达到道德境界，那么作者所塑造的关中学派的大儒朱先生，就进入天地境界了。钱穆先生曾对“天地良心”四字有过绝妙的解释，他说：“（天地良心）但亦可谓天属宗教，地属科学，心属哲学，宗教、科学、哲学之最高精义亦可以此四字涵括，以融通合一。亦可谓中国文化传统即在此天地良心四字一俗语中”（重点为笔者所加）。朱先生其人也正就浸淫着“天地良心”四字。他确乎继承着中国土大夫中独善其身，淡泊退藏的一脉，每当事关民生疾苦，他又肯挺身而出，如只身却敌，禁绝烟土，赈济灾民，投笔从戎，发表宣言等等，突出表现了他的民本思想。但就个人生活而言，他与政治严格保持距离，绝仕进，弃功名，优游山水，着书立说，编撰县志。国民党想借他的名声欺骗舆论，威胁利诱他发宣言，他决不屈从，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凛气节。他又料事如神，未卜先知，状类半人半仙。他平生只出过一次远门到南方，颇不耐烦南人的狡黠，抱着很深的成见，从此隐身林泉，过着一箪食一瓢饮式的清淡生活。这样的描写，自然是文化气息再浓厚不过了，可是我总觉得，朱先生缺乏人间气和血肉之躯，他更像是作者的文化理想的“人化”，更接近于抽象的精神化身。
这个判断可能有些武断，但我们是可以提出许多问题来问一问的。比如，朱先生身处清末民元，他为什么一点也没有受到康粱以至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他对诸如大革命、国共两党究竟抱何种看法？因为，作为当时的一个知识分子，哪怕是隐士型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毫无立场。他称白鹿原是“烙烧饼的鏊子”，其实是各打五十大板。他虽然拒发宣言，但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他的最后一卦是算定共产党要胜利，但根据是国民党旗上的“满地红”。弄不清是出于深：刻的看法，还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机敏？他死后墓砖上刻着“折腾到何日为止”，“文革”中被学生们挖出，引起一片惊呼。连几十年后的“文革”他也料到了。我并不是说，作者不可以用“神化”的浪漫笔调，只能用写实的方法，而是认为，朱先生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太朦胧了。他时而让人想起伯夷叔齐，时而让人想到超现实的神仙。他死后终于化身为白鹿飘逸而去。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这样写，而在于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我想，作者站在中华文化的立场上是无可厚非的，他着力表现中华文化的深厚、博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也无可厚非，但是，要真正看清传统文化的利与弊，又不可仅仅固守在本民族文化的立场上，还需要借镜外来文化的眼光，看到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才能更深刻地探索中华文化的历史运命。沉醉于朱先生的飘逸，欣赏朱先生的高蹈，召唤朱先生的退藏，连同他的神秘主义，作为审美对象固然是不错的，但毕竟不是中华文化的当代出路。我想陈忠实这样写是不奇怪的，甚至其他来自农村的作家这样写也是不奇怪的。对于血统农民的儿子，血管里流淌着传统农民的血液，精神上饱受农民文化熏陶的陈忠实来说，他更容易认同农业文化及其哲学观，更容易接受重理轻欲、贵义贱利的传统观念。作家的思想倾向到底还是影响了他的艺术世界--“白鹿原”毕竟是个封闭的、自足的世界。这个艺术世界对于它的存在状态来说是极为真实的，对于未来的世纪来说，它提供的最多的还是教训，而不是广阔的文化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