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是创造了几个颇有文化深度，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的。周颖珍是位令人起敬的母亲，她的一生可谓备尝辛酸，她可以失败，可以受挫辱，却始终保持着人的自尊，从不放弃对家庭的责任，做到了精神上的不屈不挠。她劬劳终生，虽无力改变社会加诸她的遭遇，但她永远是家庭中的主心骨，她要护持的不仅是家庭的物质形态，更是健康的家族精神。她的人格精神是与悠长的历史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徐三兰在小说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她几乎是连结所有人物的一个枢纽。一个不是主人公的主人公。她既给小说带来诗意的光辉，又留下了令人感慨的问题。按说，徐三兰代表了那种来自乡野的、原始而纯真的生命力和刚健清新的精神，她一度给冷水坑的沉闷的生活带来活力和甜蜜。然而，由于她得不到健全的文明精神的滋养，又处身于动乱年月，于是愚昧和消极的势力不断在她身上施暴，因为她总是把解脱痛苦的希望放在给地带来痛苦的人的身上，她始终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徐三兰有强烈的追求幸福的渴望，但当时的现实又使她不断受挫，她的追求与历史的实际不可能之间的冲突令人惋叹，她的倒向刘新池是一种自救和挣扎。这个人物让我们想到的是，乡土的原始的美丽，是多么需要现代文明的浇灌啊。其它的人物，如马家荣、张富旺、张义林等，也都各有其特色。
但我以为，《轮回》的不足在于，它仍然缺乏从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和时代发展的高度来艺术概括，这样说或许有点玄虚。具体说来，作者仍然过分局囿于他自己熟悉的世界和人物，在与大时代的衔接上显得笔力不足。二是对徐三兰这个人物的内涵的发掘仍不够深入，通过她未能折射出更丰富的历史内容。三是叙述人虽不断变换，语调仍感单一，作者的行文过于逻辑，跳跃变化不大，作为小说家言怎样紧紧吸住读者，仍是问题。我看的是原稿，听说作者又做了较大修改，或许我指出的缺点已有大的改观了。
《轮同》以其文化思考品格和它所创造的别具特色的南国土地上的生灵们，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审美冲击。看起来它写的不是现实题材，但却贯注着对当下现实的精神生活的思考，具有很强的当代性。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依然存在，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愿充分肯定《轮回》的创作价值。
人气沛然--我读《人气》
以描绘“开拓者家族”着称的蒋子龙，在新时期文学的简册上，曾划下浓重的一笔，但因他息影小说林多年，以致今天的青少年读者对他作为小说家的一面已渐感陌生。然而，蒋子龙终究是小说高手，到了本世纪末尾，他终于捧出了这部长篇《人气》，遥接了他在80年代的豪气，借一条城市危政工程的主线，牵一发而动全身，展现了一幅现代大都市中人与环境、人与人之关系的生动图景。
在《人气》中，蒋子龙有所变化，又有所不变。不变的是：他对政治关系和社会矛盾还是那么关注，对涌动在底层的社会情绪还是那么敏感，他的叙述风格还是那么硬朗、粗粝、外露，他还是那么习惯于在激烈冲突中状事绘人。真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变化的是：他由对现代化大工业发展的思考扩展为对现代化大都市生态环境的观照，过去的他更多地与所谓“工业题材”联系在一起，现在的他“研究时代，了解社会，观察一切人”的一面突显了出来，过去只说他善写大企业里的矛盾纷争，现在看来他也擅写机关人事、都市风景和底层的市民们，且“津味”颇浓。于是小说中的都市景观多了，“闲话”多了，沧桑感多了，哲理化的感悟和杂文化的议论多了。比如他不仅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还研究起都市的个性和建筑美学来了。这种种新因素渗入文本，面貌为之丰腴。
《人气》最突出的特色是什么？或换句话说，《人气》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我以为，就在于它传导和表现出的蒸腾在现代化大都市中的那股丰沛而复杂的“人气”。何为人气？素有天气，地气，人气之说，概而言之，人气似应指人的心气，心劲，社会心理的起伏，民间情绪的流向，以致世态之气象、气数之类。人气不是什么虚无缥缈，无迹可求的东西，不管它的包容多么丰厚，它总会通过一些物象表现出来。蒋子龙不像现今的某些作者那样，常被高楼大厦的富丽所惑，被五光十色的表相所迷，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大楼阴影覆盖下的“同福庄”“三义里”的人们，投向平民的真实生存，极写危改工程推进之艰难，这就从更根本的层面上接触到了人气的浮动，也显示了他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中的某种清醒态度。比如，在这个城市里有七八百万平方米的旧平房，住着一百多万人，且多是最底层的收入最少、怨气最多的一部分群众，“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大火药库”，而小说恰恰由此切入，以危陋平房的改造为主线展开了描写。所谓人气须有气场，这部小说以危改为契机，网络纵横，富有张力地把官场、商场、情场中的较量有机地编织在一起，使人看到当今社会从权力斗争到经济改革，从中产阶级到平民阶层的方方面面。人气毕竟义是主导流向的，在这里，不管压力多大，危改工程仍在推进，现代化的步履还是不断冲开腐恶和顽固，表现出泼旺的生命力。当代性，现场感，正在行进中的生活本身的鲜活性，构成了《人气》特有吸引力。
蒋子龙还是喜欢在大波澜中写人，离开了大波大澜，蒋子龙也就不成其为蒋子龙了。蒋子龙小说的气势大半来自他的人物的气势，以致有所谓蒋式“性格模式”之说。《人气》集中刻画的简业修、卢定安等人物，仍属改革者的形象，那么是不是“老乔”义回来了？不错，《人气》中的主要人物同样是在一系列“风口浪尖”上滚过，诸如煤气中毒事件，大雨滂沱，当众被拘，静坐示威，豆腐渣工程显形，港商卷逃，小字报风波等等，然而，这一切并非作者呼风唤雨，而是把最真实的生存集中化了，强化了，不惜带上纪实的色彩。比起乔光朴的一代，简业修和卢定安们身上“人化”的色彩显然重了，“理念化”的色彩淡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精神打上90年代的鲜明印记。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在权威消解，多元并存和市场法则压倒行政命令的条件下寻求新出路。“平民市长”卢定安的平民情结，情绪化的性格，“下决心不易，打退堂鼓更不易”的倔强，和同样出身贫民窟的简业修的知识分子的执拗，一旦与复杂的权力斗争的环境相撞击，就不能不以悲剧的形态出现。只是其悲剧更具“人气”。过去常说，蒋于龙的人物总是“大刀阔斧，有棱有角”，现在的变化是棱角不那么分明了，却也更踏实，更可亲近了。
蒋子龙是位善于通过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把握生活的作家，权力在他的文本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环视文坛，善于运用这一重大视角把握生活的作家在今天已越来越少了，这毕竟是一种缺憾。诚然，如果到处是蒋子龙模式，那无疑是一种单调和贫乏，但这一模式及其硬朗的作风绝迹了，却也未必是幸事。这种风格样式倘能与时代一同前进，变化，就仍然有它的活力在。不过，《人气》在文本上的最大弱点是直露，一切似乎太清楚了，太明显了，均以直接的因果链呈现出来。也许没有它的直露也就投有它的气势吧，但直露终究是文学的大忌。
关于《幻化》
《幻化》是部规模很大的书，包括《半世间》、《日环食》、《生与死》三部，共约一百五十万字。它的作者张俊彪，卧薪尝胆，发愤读书，长期酝酿，终于登上了一个新境界。比之他以往的创作，《幻化》的思想深度和厚重程度都令人刮目相看。
读《幻化》，有种奇特的。感受，使你既觉难读，又放不下，总想看个究竟。为什么此书能激起人那么大的阅读必趣？依我看，乃是因为作者把一新颖、复杂、充满矛盾的作品推到了我们面前。作者在竭力描绘人的幻化，人生的谜团。书中的主要人物，每一个都很复杂。另一方面，作者自己也处在“幻化”之中。十是这部书就显得杂多、混沌、迷离、朦胧。它把新鲜的、尖锐的、深邃的东西与生硬的、过火的、发涩的东西纠缠在一起。读者既不时感到豁然开朗，又会感到有诸多可疑和不近情理之处。
我认为，不宜把《幻化》当作社会政治小说来看，也不宜当作官场小说或官场秘闻来看，还不宜宜作为严格的现实小说来看，《幻化》与时下走俏的官场小说的创作潮流毫无关系，如果说它也写了官场，不过是巧合罢了。那么，不这样看，又该怎样看呢？在我看来，《幻化》是一部思量生存的大惑、造物的无常、人生的变幻、生命的困境、用形而下表达着形而上的玄思的小说。作者把他的人物放在社会、政治和大自然中一起思考他们的命运际遇。不但作为社会的人来看，而且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来看。幻化的寓意似乎是，人和万事万物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善恶转化、美丑转化、强弱转化、荣辱转化、顺逆转化、恩怨转化等等，这一切构成了社会剧变与个人恩怨的无尽轮回，人的寻找精神出路也就由此变得格外艰难。霍士斌、何人杰、黎可夫三人，出身于黄土高原的同一乡村，一同革命，出生入死，曾结拜为兄弟，解放后一起当大官，走马灯似的轮流担任某省书记。他们性格各异，在漫长的岁月里，互相转化，有时形成冤冤相报的复杂局面，最终他们在同一天里死去。这是一个环形的结构，代表一种幻化的过程。有人说，他们最终代表了儒释道的三种倾向，作为一种破解，也未尝不可。其实也不必这么比附。
《幻化》基本是以现实主义方法写成的，但不排除加入了许多浪漫主义的因素。比如，书中人物爱吟诗，有时不问身份，不分场合，其人物总要哼出一首或中国或外国的诗来。我想，这就很接近西洋的歌剧，放着好好的话不说，偏要用歌来交谈，来叙事。其浪漫主义成分还表现在，像何人杰与华馨薇之间的性爱，本无所谓美感可言，应该说是一种不光彩的通奸行为。华对何的无限忠诚也是空洞的，无意义无基础的。像这样的偷情，有什么可歌颂的？华后来也捞了个卫生厅副厅长，可见性爱背后无非是功利。但是我们读着读着，不能不承认华馨薇的美丽和高沾，觉得她的爱有动人的力量。这就好比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关系，开始无非是玩弄，有何忠诚可言，但到了蒙难出走，苦苦思念，性质就变了，就成为一种格式塔式的爱的象征，表达着天下所有情人共同的感怀了。华与何的关系也有此特点。这不是现实主义，而是浪漫主义了。
《幻化》在结构和叙述上有明显的创新。它不重外部时空，而重视内在的心理时空，并依此结构作文。比如第二部《日环食》，开始的二万字左右，描写霍上斌踌躇满志地登上南山观日环食。登山的过程是一个心理的流程，一步一回环，那不断拉近眼前又不断荡开的笔墨，实际写了几十年间霍士斌的心理变化，起伏跌宕，流畅而丰富。全书50万字，外在时间不过是观看日环食的几小时，内在时空可就没有边了。在叙述上，作者找到了一种契合于表达对象和作者自身气质的调子。基本方法是，先是简要的情节性叙述，继而是意识的流动，是心理潜台词的破译、延伸、扩充、剖析，最后是一种提升。那类似画外音的声音有三种性质：第一层次是人物的声音；第二种声音是作者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和臧否；第三种声音可就不同了，仿佛来自上天，来自圣哲，能突然间提升作品的意蕴。
《幻化》不可克服的矛盾也许是虚与实的矛盾。由于时间背景是具体的，三大部分分别是1979年前后，1987年前后和1998年。地点也是十分具体的，滨河市，金山公司；滨海市，南山公园。虽属代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既然时空都如此具体，那么省委书记理应实有其人。这就很容易造成对号入座的麻烦。然而，《幻化》不过是作者心造的幻影，霍、黎、何不过是三种精神的象征，哪里有什么真实的人可以对照和考证呢？
孙国凯的《大风起兮》
陈国凯是我喜欢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对我来说，园地域文化所形成的情趣上的差异有时会感到隔膜，但这隔膜有时又构成一种新奇的魅力。有次我在旧书摊上买回一堆书，其中有他的《家庭喜剧》，是本中短篇集子，真能给人带来笑声。在写法上作者属于正统的现实主义一路，但那叙事状物能力之强，那缘于生活化基础上的谐趣之多，让人忍俊不禁。应该说，引我发笑的主要还是珠江流域特有的文化性格，以及南人的幽默，那与北人的情调迥然相异。
作为一个工人出身的作家，陈国凯50年代末由底层浮出，经历了60、70年代，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新时期二十年，直至今天，尚能保持创作青春，实在不易。就像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不管沿途多少人掉队，他始终坚持着。仅就审美意识上的调整与创新而言，任务有多艰巨可想而知。所幸他的作品是以生活的力量和丰厚的质感见长的。这一点帮助他度过了“观念危机”。由于历史的机缘，他给人印象最深的作品，还数伤痕文学代表作之一的短篇《我该怎么办》和在此基础上扩充深化的长篇《代价》。这两部作品曾广为流传，它们浓缩了千万个家庭在文革中的悲剧遭遇，笔墨爱憎分明，催人泪下，通过道德化批判达到政治化批判，有力地回应了当时的重大精神课题。它们无疑是伤痕文学的重镇，但应看到，陈国凯的才能实际主要还在描写日常生活方面。
长篇新作《大风起兮》（《作家出版社》）在结构方式上与他二十年前的作品已完全不同了，完全摆脱了家庭视角，气势要大得多，但在思索时代风云与个人命运的问题上，与《代价》等作品却不能说没有联系。它们都强烈地表现出欲通过文学手段概括一个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大风起兮》是名副其实写改革的文学，它写的是新时期第一个工业特区的诞生，也即大龙湾工业区的创建过程。不用说，背景就是震惊中外的80年代深圳特区创建这一伟大奇迹。我拿到新书的一瞬间想到，这个题材由陈国凯来抒写是再理想不过的了：他是最早在蛇口挂职的作家，他最早参与了特区的建设，他又是工人作家，熟悉工业建设这一行，他更熟悉的是广东地面的风俗人情和历史流变，由他来写不是很理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