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非科学性有诸多表现，其中以非艺术的粗暴强加和居高临十的夸夸其谈最为让人嫌恶。这些批评的恶习源起于中国相当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人文环境，习惯成自然改之自属不易，而且几乎是屡禁屡兴的循环。“文革”结束而文革思维和文革作风并不随之结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的创作实践以及与这些实践有关的活动。文学创作是一种独创性的和充满个人探险精神的劳作，从一首短诗一篇小品到结构复杂的长篇巨制的诞生，尽管作品的成就与价值高低优劣有别，但就作者的主观愿望而言，无不是以认真而期之有成的精神从事的。艺术史上为写作而心力交瘁甚而献身的艺术家并不乏见，且不论那些以此为业的批评家，即使是一般的读者，也很难不在这些人的执着持恒面前动容的。批评家应充分尊重他们批评对象精神创造的劳绩，他的职业性质注定了必须拥有理解精神，他充当的不能是消极和粗暴的角色。
批评家要能体谅作家创作的甘苦，并发为感同身受的热情和爱心。即便面对那些品位不高的作品，他的无情针砭也只能是充满严肃精神的和善意的。无论如何，批评家从杀伐和践踏中寻求乐趣，总是一种可口的癖好。批评家不能是作家的导师，更不能是作家的敌人。作为作家的朋友，他们之间只能是平等对话的关系。在文学批评中实现民主精神，其起点则是这种倾心交谈的姿态。唯有保持了这种姿态，批评才有可能健康而正常地进行。
批评的目的在建设而不在破坏。某类批评家自以为掌握了什么真理或拥有权力，他们因高人一等而变成身分特殊的人。他们面对作品缺少平常人那将先行产生艺术感动和欣赏愉悦，他们充满紧张心理，以作品为假想敌，竭力从文字的缝隙中嗔出敌情。职业习惯使他们成为在作品面前怀有敌意的人。他们在从事此类活动时，常被一种虚幻的森圣感所笼罩，自以为是在进行某种坚持或维护，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失去节带。一种破坏性的文化品格是在这种实践中不自觉地形成的，“大批判”或“写作组”是这种文化品格的集中显示。
特定的人文环境使这部分人如鱼得水，他们在政治中玩弄文学，又在文学中玩弄政治。一旦政治运动退潮，他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偃旗息鼓；一旦机会重来，他们又心安理得地重操旧业。他们在政治浮沉中不断改变自己颜色的能力令人惊叹。但他们又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在从事这一公开活动时往往缺乏公开性，他们在自己引为自豪的行为中经常隐姓埋名，甚而藏匿受他们伤害的对象。在这神畏惧公开的隐秘背后，似乎有一种耐人寻味的非常心态。
这种不良环境使正常的文学批评受到伤害。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已成为普遍的和急切的要求，特别是当批评险入困境的时候。中国的文学批评期待着良性循环，即文学批评家再自觉或不自觉、情愿或不情愿地让艺术批评不成其为艺术批评，而是悉心研究文学批评的对象本身，重视文本阅读以及作品产生的背景研究，以艺术阐释的力量使作家读者在批评中获益。同时，批评家以不断增进自己的学养为目标，努力使自身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结构。批评家的学一化进程，有可能使枇评成为学术建设的一个环节，并有效地消解那种艺术之外的干预和干扰。
也评家自觉地维护批评的独立品格，崇高科学和艺术逻辑的，度，使他们弃绝批评中的随意性，从而使文学批评重建自的威望和声誉。批评的纯化无疑是这种重建努力的一个部奋。批评家的学者化将导致文学批评学术品格的增强。新兴的哲学、社会科学观念的引进将更新文学批评的内涵和方法；，学者化的进程并不与批评的先锋性相矛盾，反之，诸多方面的新锐性的加入，最终将完成学者化批评的形象。当然，龙学批评的文体建设也是此中重要的一环，批评文体在历史歧变中所受的破坏甚至不比批评内涵的异化更少，在建设健康正的批评文体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排除已经入侵此类文的那些不纯和不洁的有害成分。自成风格而充满科学精神的美文，是我们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