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香港的特殊性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文化沙漠”的指称在大陆流传甚广，不难发现这是浮表和定见引出的粗疏一一假定说这并非偏贝的话。香港这一地区和中国现代文学交往甚深。三四十年代先后多批文化人聚集于此，从事于进步的文化开拓，并以此为窗口，从异域引进诸多的新观念。
那一代人的努力，极大地开拓了中国新文学的视野，并丰富和兖实了新文学的内涵。这是香港的给予和贡献。动荡的四十年代，香港又以它的特殊环境保护并支援了内地的作家。不少的中国文学精英都受到香港的恩惠。其效果则是直接或间接地积极影响厂中国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由于久远的阻隔，人们对香港文化的疑虑甚多。这原也不难理解，因为香港的社会制度大异于大陆，它之具有另一社会形态派生的文化现象是自然而正常的。香港纯文学的发展受到这一复杂环境的挤压，原也无可怀疑。
在一个商品化的都市中，非商品化的文学能够自立和自强，其间的艰难不是谠身其内的人也许很难有真切的感受。于艰难闲苦之中求生存和发展而乱在令面商品化氛围中保持自身的价值也实非易务。处身沪香港之外来观察香港文学，人们往往用自身所习惯来评判所不习惯，极易脱离香港的实存情状对它作出不切实的要求。其间最易引出的误解，既是潜意识中的按照白己认可的模式要求香港文学，例如要求它具有社会功利的唯一的，要求它如自己所熟悉的文学那样的“纯净”以及意识形态化，等等。
但香港却的的确确站在八面来风的南海之中，它属于开放的世界。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自由港。它的世界最大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之一的地位已经存在了近百年，而旦还将如此存在下去。这一事实决定了香港特殊的文化状态：厉于国际性社会的一切都叙止：枭的理由在这电生存，它具有当今多元世界的多元文化认知属性。
在这里而要求单纯甚至“纯净”是不现实的。而在总的群体消费文化（其主要形式是报纸专栏及连载小说）系统之中，而能始终保持一种与高级文学同向的严肃追求，它的存在本身，便是奋力争取造出的奇迹。考虑到香港文学这一特殊中存环境。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敬意。
来自内地的作家和学者蓰于对香港地位的特殊认识，需要的是理解。香港人处身于此种特殊环境和地位，普遍有一种“我是谁”的困惑。这种文化选择的困惑最集中表现在一个昏港人作为既是英国公民而又是中国人必须同时掌握国语、英语和广东话上。
香港文学也有“我凫谁”的苦恼。对于香港来说，背靠大陆面向台湾，这两处都有深厚的何各有特点的文化形态。大陆的深厚广博和台湾的繁盛灵动犹如两个大的板块，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香港往往失上自己一一它必须获得其中任何一方的认可方具有价值。
香港文学为这种身不由己的依附而痛苦，但事卖却是香港文学自身便是实体，它有肖己的形象。一如香港的艺术、服饰乃至饮食作为文化有自己的形象一样。香港时装风靡全球，香港的酒吧演出以及商业性报刊文化都有世界性的广泛影响。因此，作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它比任何一个地区更有理由建构有梓于人的文学系统和文学格局。持别行政区应当有特别文学。主要不是由于持别的地域和行政位宵：而是由干文学自身―一它的独异性应当受到特别的鼓励和尊重。
香港是一个港口，面积大，常住人口约六百余万，但流动人门却难以数计。这是一个来去匆匆的城市。许多人都是香港的“客”，只是常住的那部分人是香港的“主”。文学家和学荇大都匆匆来去。在香港留下珍品的作家有之，何本身成为永久店住者的则只是少数。
流通的城市带来厂义学流通的不稳定性。长久的他国宿，又造成漂泊感。香港文学的这种持殊的苦痛，未始不能发展为特异的属性。香港文学和作家的流动性，使它的每一时郞是一种不确定现象。从总体讲，由于它自身的呈流动状态，要黾利用这一特点，充分发展沟通带来的奸处、稳定的欠陆和同样眨定的台湾义化之间。香港以它不稳、定的加入，对于前两者，不啻是有力的弥补。
这对于中国超稳定的文比情势，也是一个有力的冲破。而且香港作为一个吸盘，处身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错的背景中，吸收诸种形态文学的优良，以供应海峡两岸的文学总体，无疑会造成一种积极的文化融汇的后果。
香港国际性的文化背景，造成它的文学形态的多元取向，以及广泛包容的特异性。对于中国大陆而言，长久的一体化的文化方针，构成文学调节机能明显的萎缩。在充分发展和建立开放文学体系的总构想中，特别需要的是多元发展竞争的新观念的确立。在这一点上，香港具有的优势是大陆和台湾所不可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