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是一种具有高度社会性、实践性、参与性的知识活动，这决定了它必须针对自己的现实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它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它的“极度语境化”。这种语境化就是它必然地呈开放状态，美国人格洛斯伯格曾以一种很极端的口气说，“对于文化研究来说，语境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语境。”
文化研究在理论和物质文化（普通人日常生活及其文化使用）之间架起了桥梁。对于文化研究来说，除非知识成果回到文化和政治权力斗争的现实世界中去，除非它对历史的挑战做出回应，它就并没有真正完成。
文学研究不等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也不就是文学研究。但文学又与文化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研究从一发端，就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影响了文化研究发生的就有许多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弗莱、阿尔都塞等便是如此；创立文化研究的威廉姆斯、霍尔、霍加特、汤林森也都是文学批评家或理论家。其后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者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东方主义或后东方主义研究者赛义德等等都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出身。何以如此呢？
当代文学研究中发生了所谓“文化的转向”，这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和现实实践发展的需要所致，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
世纪之交文学艺术的文化的转向中，人们最大的疑惑是文学本体的消解或消失：我们经历了20余年的拨乱反正，我们好不容易回到了文学的本体，怎么文学又向文化转向？转向文化，结果文学中什么都有，惟独没有文学本身。自律的文学哪里去了？
坚持文学自律性的前提是文学具有清晰明确的边界。然而当前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图像、传媒、网络文化等等的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说这是文学，那不是文学，除非我们闭着眼睛，仍然固守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要问，文学的边界是固定的吗？（绝对固定，没有；相对固定，历来如此--杜）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而独立的文学学科则是在18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建立才逐步完善起来的。同样，文艺学内所包含的文学的体裁或种类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更小的类型，都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传播时代“加入”文学的阵营。今天社会的审美活动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和范围，从某种程度上看，今天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的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健美，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
然而，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没有在文化的转向中丧失自身，文学的跨学科的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或立足点，面对文化这个包含原有文学的边界模糊的庞然大物，面对这一众多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共同对象，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仍然有其不同于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的学科视野，学术切入角度，仍将逐步重建本学科的独特性或特殊性。无庸置疑，新世纪的学术转型是在社会转型、范式转换与学科重组中重新确定边界的过程，是文学研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面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缘化现实，我们理应给文艺学的变革以更大的耐心、热情，更宽容的机制和激发创新的良好环境。（事实上，有的文化研究已经不知自己姓什么了--杜）
“跨文化维度”上的文艺学重建
“跨文化维度”上的文艺学重建，这是曹卫东方案（曹卫东《认同话语与文艺学学科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曹卫东认为文艺学研究有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相当于常说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他从“外在视角”，引入“承认政治”的一个核心范畴“认同话语”，考察文艺学对于建立我们的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还能否有所作为以及如何作为。作者迂回作战，先从学术史的角度找出文艺学的前苏联之外的另一来源--19世纪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的“精神科学”--东方学--古典学--文学理论（文艺学），而精神科学（包括文艺学）又与“民族认同”有着重要联系。至此，曹卫东找出文艺学的民族认同的使命，实际上这是强调了文艺学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价值。曹卫东说：“文艺学是大有可为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才能恢复起文艺学的历史关联和现实关联，让文艺学后民族结构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哈贝马斯重建文艺学的思路：以批判的文学社会学为取向。批判的途径：建立“文学公共领域”，通过阅读、讨论使个体进入文化共同体，“成为国家的公民，也就是成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主人”。曹卫东说：
“当代中国文艺学的首要使命或许就在于重新焕发起教化的冲动，促使‘文学公共领域’在中国快速形成并长足发展，为个体在社会和国家两个层面上实现一体化提供广阔的空间，也为我们寻求民族认同（包括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奠定牢靠的基础。把文艺学与中国的民族认同结合起来，或许还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在不同学科内部和文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互动关系。一句话，中国的文艺学需要一种跨学科的关联和广阔的社会关联。”
曹卫东最后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要“建立起一种世界性的市民社会和全球性的‘文学公共空间’，。而且，在世界性市民社会中，我们要把握住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促使以社会主义为取向的当代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格局中能够通过话语的力量参与并获得国际文化领导权，以便批判和抵制资产阶级文化的单向全球化”。
面对此文，面对我一向十分欣赏的青年理论家的如此论述，不知该说什么好。
在德国，文艺学的如此使命是怎样实现的，我不敢妄加断言；但在中国，赋予文艺学的这种使命是否太沉重了一点？
另，这里也存在与陶东风一样的问题：仅从一个角度（政治的或社会的或其他什么什么的……），窄。
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
高小康不同，他的观点是：“文艺学：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高小康《从文化批判回到学术研究》，《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这是同金元浦、陶东风唱反调的一种方案。
作者质疑：“文化批判能否真正成为具有知识意义或学术价值得研究？”如某种文化批判解读广告中的“意识形态操纵”（女性歧视等等），未必符合实际。“对消费主义、性别歧视、”文化帝国主义“等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批判经常建立在当代商业文化的意识形态共同性这一假想的基础上。这样的批判作为公共领域的一种舆论立场自有其积极大社会意义，但如果把它们当作学术研究看待，则可能产生知识性谬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又不得不怀疑文艺学向文化批判的转向是否对这个学科的建设有益。”
杜按：高小康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说有道理。一是不能以文化批判代替文学研究；一是不能滥用文化批判。但，文艺学怎么办？固守原来状态？若固守，怎么改？作者没说。也许他会在另外的地方说。
“理论无国界”
突破“民族国家的身份障碍”，“壮着胆子与国际接轨”，“在共享的知识平台上，来建构理论与批评”；“在学科体制方面”，“中国当代文艺学也可以两条腿走路，其一是‘历史化’，其二是‘批评化’”--这是陈晓明的思路，可以称为“理论无国界”方案（陈晓明《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其实，这是作者几年来坚持的一贯思路，“理论无国界”，甚至说“无祖国”。他说，我在理论上是“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没有祖国的”，因此，“理论无祖国”。他批评，“在今天全球化互动的时代，过分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即使在人文学方面也是不足取的，实际也不可行。”主张：“中国的文艺学还需要下大气力研究西方当代的理论和批评，真正能把别人优秀成熟的成果吃透，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创建中国的文艺学不迟。”“在共享的知识平台上，来建构理论与批评，恰恰不需要戴上民族身份的灵光圈而能做出令人信服的成果，那才是对文艺学的贡献，至于是不是‘中国的’那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