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说的是学术与科学、技术的区别，学术并不能等同于某种具体的科学、技术；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学术与文学艺术的区别。本世纪初，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对学术进行总体分类的时候，认为学术包括三大类：科学、史学、文学。他是把文学包括在学术范围之内的。但是，在我们今天的学者看来，在“文学”名下实际上有两种所指而内涵却十分不同，一是文学研究，一是文学创作。前者属人文科学，从事这项工作，无疑是学术活动；后者则属审美活动，严格讲来与我们现在说的“学术”相去甚远。王国维所说的“文学”是指文学创作。请看他比较科学、史学、文学三者之不同时对文学所作的界定：“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又说：“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象者，此则文学之事也。”按照王国维对文学的定义，文学是以“表以情感”、“求诸想象”为特征的审美活动，这与始终在冷静的、清醒的状态下对事物和问题进行理性思维、探求、研究、琢磨的学术活动，有巨大区别。我认为，王国维把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创作放在学术范围之内是不妥的。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科学研究（如物理学研究、经济学研究、哲学研究、史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等等），都可以是学术活动；但，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艺术创作，却不是学术活动，不能包括在学术范围之内。一般的说，今天恐怕没有人认为齐白石作画、马思聪拉琴、梅兰芳唱戏、巴金写小说等等是学术活动。
如上所述，既然我们把学术定义为人类的一种高度自觉和理性的精神活动，是按照一定的方向、途径、方法和规程对对象和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探求以得到系统知识和道理；而且学术研究活动都会按照一定的学术范型来进行。那么：
学术史就是这种为了求得系统知识和道理而对某种对象和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和探求活动的历史；而且，学术研究的重大发展和变化，常常表现为学者进行研究时的学术范型的发展和变化；学术范型的根本不同或重大差别常常是不同学术阶段、不同学术时期、甚至不同学术时代互相区别的显着标志。
文艺学学术史，就是对文艺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进行研究活动（也包括其研究成果）的历史；简单的说，文艺学学术史，就是文艺学的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的历史，或者说具体点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学史学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的历史。
这样说来，文艺学学术史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学科，它的对象就是文艺学的学术研究活动的运行过程、历史内容和发展规律。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即文艺学学术史与文艺学史及文艺学思想史的区别和联系。无疑，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密切到有时人们很难把它们泾渭分明地区分开。但严格说来，文艺学学术史不能等同于文艺学史，也不能等同于文艺学思想史。文艺学学术史是对文艺学这种专门的学问进行训练有素的学术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的历史，学术研究范型的变化，是把握文艺学学术史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文艺学史则是侧重于文艺学（包括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史学）本身的理论内容和理论思想的历史；文艺学思想史则主要着眼于文艺学（特别是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思想、观点的发展历程。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三者关注点虽然各有侧重，但其对象又有交叉或重合的地方。相比较而言，它们三者虽然不是一个东西，却相互最接近、关系最密切。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文艺学学术史同另外一些不同层面、不同范围的其他学科的关系。我想，要想做好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工作，要想深入到文艺学学术史的精髓之处，不但要了解文艺学史、文艺学思想史等与文艺学学术史最为相近、最为密切的学科的情况；了解文学艺术史、文学艺术思潮史等与文艺学学术史比较相近、比较密切的学科的情况；而且应该了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各方面的情况，了解影响文艺学学术研究的各种因素；不然你就很难理解当时文艺学研究中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学术研究范型，会提出那样的命题、概念和范畴，会运用那样的方法，对问题会有那样的解决方式。倘局限于文艺学学术史本身，就文艺学学术史论文艺学学术史，永远得不到深刻的见解。
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意义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
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研究“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是为了今天我们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顺便说一说，“中国特色”这几个字用得太俗、太烂，有的人甚至起了一种反感。但谈到今后的文艺学建设，我还是主张用“中国特色”这几个字。原因很简单：突出文艺学这门人文学科必然具有的民族文化的特征。有人说，理论没有“国界”，世界各民族应该相通。我说，这要看什么“理论”。有的学科的理论，各民族互相交流、吸收、借鉴是应该的，但那种力图取消民族特色、使各民族“拉平”、“一律”的“一体化”、“全球化”是困难的。在其他文章中谈到“全球化”问题时我曾讲过，自然科学研究的规范、范畴、概念、术语很容易“一体化”、“全球化”，也必须“一体化”、“全球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一体化”、“全球化”；至于人文科学研究，“一体化”、“全球化”就有相当的难度，有的甚至非常困难。譬如哲学、美学、文艺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特色非常显着、非常深厚、非常“顽固”，即使到了遥远的未来，也是很难“全球化”、更不能“一体化”的。因此，谈到今天我们中国的文艺学建设和发展，讲“中国特色”是必要的。
话不妨说得远一点。
大家知道，最近以来，许多学术讨论会上和一些学者的文章里，都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的问题。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庄严任务。
如何建设？我认为，要完成这个任务，有几项工作要做：
一是面对现实，研究现实的新发展、新特点、新需要。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建设和发展，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都是现实本身呼唤的结果，都是应现实之运而生。当前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换，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新现实，是了不起的新现实。这个新现实（包括经济的新现实、政治的新现实、文化的新现实和思想的新现实，特别是文艺的新现实）必然要求新的文艺学（或者文艺学的新因素、新观点、新思维、新结构）与之相适应。这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的最主要的根源和资源。
二是要面对传统，向传统寻求资源。1997年，我们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与其说是古文论研究者探讨古代文艺理论如何现代化的会议，还不如说是现代文艺理论研究者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实践中，向古代文论寻求传统资源的一次会议。经过热烈地讨论，与会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当前古文论研究家和现代文艺理论家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大家必须携起手来，联合作战，一起担负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的光荣职责。要完成这一工作，绝不能象过去那样只把眼睛盯着西方，而是首先要面向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传统，在当前尤其强调必须从古代优秀传统寻求资源。关于如何向古代传统寻求资源，在建筑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这就是张锦秋的“新唐风”建筑设计。张锦秋是梁思成的女弟子，是现在中国唯一的一位女建筑大师，她吸收唐代建筑素雅大方的优秀传统，根据现实的要求，设计出了一系列被称为“新唐风”的建筑艺术作品（如陕西博物馆），获得了成功。我们文艺理论也应该如此，从古代文论传统寻求资源。这也是摆脱当前文艺学研究困境的一条有效途径。
三是吸收世界各民族的有价值的文艺学思想。从文艺理论、文艺批评、文艺思想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外来的学术思想（包括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文艺思想等等）的引入，往往是造成本民族文艺学发生重大变化甚至质的变化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例如自东汉以后佛教的传入、佛学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后来中国化了的佛--禅宗的创立和发展，对魏晋的文艺思想的变化，对宋代以禅喻诗，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上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初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对近、现代文艺学的建立和发展，发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是梳理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特别是百年以来文艺学的研究脉路、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总结经验教训，弄清前人已经做了些什么，根据当前现实的要求，我们在前人已经作过的基础上还应该和能够做些什么。这就是目前我们所要进行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工作。鉴往知今，是人类创造历史、预测未来、披荆斩棘向前迈进的一条重要经验。
“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的研究对我们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之重要，至少有两点主要理由：
第一点，是因为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而“中国特色”的根在于本民族的传统，特别是最邻近的传统。但前一段时间有一种倾向是眼睛老是盯着外国，认为文艺学建设的资源，需要从国外引进；而且什么都要引进，从思想到方法，从问题的确定到提问题的方式，从研究的范型到命题、术语、概念，统统搬来。我绝不反对同世界各民族进行交流，绝不反对学习和吸收外国的好东西，绝不反对吃“洋”奶。什么样的“洋”奶都可以吃一点，古希腊罗马的，古埃及的，印度的，伊斯兰的，欧陆的，英美的，日本和东方其他国家的，现代的，后现代的……；牛奶，羊奶，马奶，骆驼奶，甚至是狼奶、老虎奶……只要有营养，都可以吃。鲁迅就吃过进化论的奶，尼采的奶，后来吃得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奶。但是，既然是“中国特色”，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无可回避，即必须面对中华民族的传统--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特别是传统文论。我们是喝黄河水长江水长大的、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特色只能是中华民族自己身上的血肉，它的生命只能来源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犹如生育和抚养一个婴儿，主要和最好是依靠母乳喂养，母乳营养最丰富，最便于吸收消化。母乳，就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鲁迅虽然大力提倡吃“洋”奶，但其实他吃得最多的还是本民族的奶。不要过分听信鲁迅所谓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过激言辞；倘真的不读，也就不会有鲁迅，不会有鲁迅每个毛孔都透露出中国味儿的文艺思想了。大家应该还记得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的一段话：“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还有，他在《南腔北调集》中《“连环图画”辩护》中说的：“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象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作为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的毛泽东也和鲁迅一样，读得最多的是中国书。不说他早年极力推崇范仲淹和曾国藩，即使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直到他逝世，中国书也始终不离身边。据徐旭初《红都风云》（天地出版社，1996）中记述，长征路上病中的毛泽东一再轻装以减轻负担，许多心爱的东西和书籍都可以不要，但唯独几本中国书舍不得割爱。他把饭锅、牙刷、牙粉都丢掉了，但铁皮箱里却有《三国演义》、《水浒》、唐宋诗词和路上拣来的地方志。身旁的王稼祥问：“老毛，怎么没见到马列的书呢？”毛泽东说：“马列的书向你们借就行了，我知道你们必带。我这些宝贝在路上到哪里去借？丢了我就要断炊。”另外，从新出版的毛泽东批注二十四史可以知道，整个二十四史，他至少读了两遍以上，而且作了许多批注；对于《资治通鉴》，他也读得滚瓜烂熟。请问在中国现当代的革命家和领导人当中，有谁象毛泽东这样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如此熟悉呢？毛泽东的理论是地地道道中国的，他的文章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就叫做“中国特色”。因此，必须着力研究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
而且要特别注意研究近百年来的经验。为什么呢？这就是下一点要谈的。
第二点，历史总是在批判与继承、否定与肯定的无数次辨证转换和相互搏击中发展的，而对它最邻近的前一个时代或时期的历史经验或教训，更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然而，以往部分学者有一种错觉：学术研究的对象越古才越有学问、越高深，越邻近当代就越算不上学问；似乎历史犹如美酒，越陈越香，越旧越有魅力，越古对当代影响越大。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于当前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来说，古代的传统和经验固然重要，但是本世纪以至上个世纪中、下半叶的传统和经验则更加直接，影响也更加强烈和深刻。例如，当前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艺学，绝不能无视或跳过上世纪中、后期那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志士仁人，绝不能忽略他们“师夷长技以制夷”图新救国的急切吁求为变革文论所创造的社会文化氛围和蕴含于底层的内在冲击力；绝不能无视或跳过严复等人介绍西方学术思想为古典文论现代转换所埋下的变革基因；绝不能无视或跳过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所作的筚路蓝缕的工作；绝不能无视或跳过五四的学术传统；绝不能无视或跳过鲁迅；绝不能无视或跳过毛泽东；也不能无视或跳过朱光潜、蔡仪、周扬、胡风；还不能不重视百年来对西方的、苏联的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的介绍，特别是不能不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建立和发展。我们现在的文艺学的学术范型，从它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等等，都是在这百年左右的时间里熔铸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