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一个人能够走多远:曾纪鑫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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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从汴京到赵家堡(2)

他先是杯酒释兵权,将军权牢牢控制;尔后逐步集中政权与财权;接着废除宰相君前坐议之礼,增加皇帝威严……所有大权小权全部归于中央,集于皇帝一人之手,但具体办事还得依靠军民人等。只要有军队,就会有将领;时间一长,将领和士兵就会相互默契,就有可能拥兵自重。于是,赵匡胤设置枢密院以制约武将,兵籍的掌握、军队的调动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最高长官枢密使负责。他创立“更戍法”防范军队结党叛变:除守卫殿前的诸班外,其他所有禁军,都要按期轮换到某地戍守,将领也不断调换,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常常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为防统帅专权,宋太宗赵光义干脆取消将帅对部属的节制与处分权。以致发展到后来,将帅出征,都由朝廷事先授以阵图、训令,作战时只能“按图索骥”,不能越雷池一步。没有从属关系,自然也就没有了铁秆亲信,将领如若心生异志、谋反夺权,无异于自取灭亡。

宋朝自建立之日起,主力军队就处于左右掣肘,战斗力不断削弱的境地。赵家王朝宁可要没有战斗力的弱军,也不要骁勇善战的叛军。将帅上受文官制约,没有自主权,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格局无法灵活机动地迅速决断;下无长期建立起来的威望信誉,对部下无法了解,士兵的特长无从发挥。官与兵,互不相属,各不相干,生疏隔膜,犹如一盘散沙。《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以想见的是,这样一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军队,一旦遇上虎狼之师的辽、金、蒙古铁骑,会是一番怎样的对垒与结局。

巩固宝座压倒一切,内部祸乱一起,即遭无情镇压。防内甚于防外,因此之故,宋朝虽无大的内乱,对外却长期受制于北方异族之手,除了频频招架外,几无还手之力。

开封为都,成为朝廷及全国军民之累。大多时候,帝国必须围绕汴京运转。几十万禁军驻扎此地,每年无以计数的漕米粮秣、军需供给要靠汴渠输入。与此同时,权贵富豪、军民人等无止境的需求,也日益刺激着汴京的大规模发展。于是,以旧城为基础,汴京不断改造扩建,从根本上打破了坊(住宅区域)与市(商业集市)的界限,到处都有日夜营业的商店酒楼,完成了中国城池史上的重大突破与转折。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汴京户籍二十六万多户,人口约一百四十万,不仅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汴京呈矩形,由宫城、内城、外城组成,城城相套,非常整齐。在这三重相套、硕大无朋、规模超过唐朝首都长安的方形盒子里,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等运河穿城而过,水网交织,桥梁众多。百万军民汇聚一地,人喧马闹、川流不息、繁华无比。《清明上河图》作为汴京城留给后人的一幅真实写照,从喧嚣的街市到宁静的城郊,莫不透着温润、繁华、怡然的气息,那五百多个各具职业、行业特点的人物,充分体现了当时分工的发达及相互间的依赖,标志着新型市民阶层的兴起。

令人悲叹的是,这样一座国际大都会,虽然多次在辽兵的重压下毅然挺立,最终却不堪重负惨遭践踏。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两支金军南侵,很快就在汴京城下会合,完成了对开封的合围,都城的脆弱再次成为北宋无法承受的包袱。宋钦宗既不想战,也不能战,在金人的逼迫要挟下,以放弃国土换得一时苟安,命令黄河以北州县“仰开城门,归于大金”。宋钦宗的妥协并未换来汴京重生,金军志在必得,隔绝各路勤王之师的救援,不断向围得铁桶般的宋廷施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终于跪倒在金人脚下,俯首称臣。

北宋在“靖康之耻”中灰飞烟灭。

汴京沦陷,金军大肆搜括、抢掠内外府库以及官民金银钱财。时值严冬,抢夺一空的民众遭受饥饿寒冷的交重袭击,纷飞的大雪飘落而下,覆盖着成千上万冻馁倒毙的尸体。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军带着掳获的北宋朝廷王玺、仪仗、舆服、宝器、书籍、金银、绢帛,押着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后妃子女、宗室亲戚,以及汴梁的百工、内侍、僧道、医卜、艺伎、娼优等共计三千多人凯旋北归。除掠夺的财物外,金军将开封一万四千余众分七批押往金朝。

在金军惨无人道的蹂躏下,汴梁这座百万余众的繁华都城,成为仅剩一万多人的苍凉废墟。

“靖康之耻”中,一本记载皇室成员的详细资料汇编《王牒簿》落入金人之手,金军“按图索骥”,北宋赵氏近系宗室几乎“一锅端”地成为俘虏押解北上,侥幸逃脱的唯有三人:康王赵构,被废为庶民隐于民间的宋哲宗前皇后,以及康王赵构名义上的奶奶孟氏。真正的嫡系宗室只剩宋钦宗之弟——康王赵构一人,因此,光复中兴的任务,便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在康王赵构眼里,并无什么光复宋廷、中兴汉族之类的壮志与概念,吸引诱惑他的,无非是那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皇位。命运眷顾,康王有意,一番舆论准备之后,1127年,赵构便堂而皇之地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是为宋高宗。

南宋历史,就此拉开帷幕。

由康王摇身一变而为宋高宗的赵构刚一上台,便面临着两大难题:对金政策和建立新都。

与金朝是战是和,事关南宋生死存亡。李纲担任宰相后,提出抗金建国的主战方略;而主和派力量也十分强大,他们将两位皇帝的被掳北上说成是“二圣北狩”,主张“割地厚赂以讲和”,迎回徽、钦二帝。

而汴京遭受金兵洗劫之后,已变得残破不堪,显然不宜再作首都。加之金兵虽然退回,但仍在黄河南北频繁活动,为避敌锋芒,避免悲剧重演,唯有迁都南方。

赵构刚刚登上皇位,还没有好好地享受一下做皇帝的诸多美好滋味呢,如果讲和迎回父兄,他的位置往哪儿摆?既然不能讲和,那就只有起而抗金。而金兵的强盛与宋军的疲弱他是早有领教的,胜算的可能性极小。而一旦失利,要么军力大大消耗受损,要么重蹈父兄覆辙被押往金营。这些,都非赵构所愿。经过一番思虑,他终于采纳了中书侍郎黄潜善、知枢密院事汪伯彦提出的逃亡东南地区之议,宣布南宋朝廷暂时迁都扬州。这样一来,既可达到不与金兵媾和,又能避敌锋芒、南迁都城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金廷得悉宋高宗南逃扬州,再次发动大规模南侵战争。建炎元年十二月(公元1128年1月),金人倾巢出动所有精兵强将,意欲彻底消灭南宋。金军势如破竹,经过一年多时间,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底,金军兵锋直指扬州。扬州方面居然毫不在意,无所防范。金军攻破楚州后继续前行,遣数百骑先锋突击宋高宗行在。南宋近万名天长守军惊慌失措,不战而逃。建炎三年二月初二这天晚上,赵构正与宫女颠鸾倒凤、嬉戏云雨之时,突闻金兵奔袭,不禁大惊失色,当即赤身裸体跌落床下。“龙体”受此惊吓,落了个阳痿病根,从此丧失生育能力。高宗在少数几位亲信、随从的扶侍下仓皇出逃,急匆匆如漏网之鱼。初三黎明时分,高宗乘马驰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其时大雨滂沱,直到日暮时分,高宗才满身泥泞、狼狈不堪地赶到长江南岸的镇江。关于赵构此次出逃,如何甩开追兵渡过长江脱险,留下了“泥马渡康王”等诸多传说。

镇江不过一处中转站,稍事休息调整,几天后,高宗又逃往杭州。所幸金兵并未渡江尾随而至,短暂的平静过后,高宗终于从惊吓、逃遁、恐慌、失意的阴影中挣扎而出,北返江宁府,更名为建康,严加布防与金兵对垒。然而,随着金廷强硬主战派完颜宗弼率军第三次大规模渡江南下,宋军毫无斗志,整个江南防线一触即溃。宋高宗又不得不从建康退回杭州。宗弼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掳获高宗,消灭南宋。在金军的凌厉攻势与再三追击下,赵构不得不逃奔越州、明州,走投无路之际,唯有乘槎泛海,在海上东躲西藏四月有余。

金兵乘舟入海继续追击高宗,所幸不习水战,加之畏惧炎热,于酷暑到来之前撤兵北返。完颜宗弼在长江沿线受到镇江守将韩世忠的成功阻击,差点葬身鱼腹,此后不敢轻言渡江南侵。

飘荡在茫茫无际的大海,物质的匮乏、环境的恶劣、不时的惊吓以及心中的孤寂、痛苦乃至反省肯定比陆地的逃窜来得更为深刻。高宗赵构提心吊胆颠簸在汹涌的碧波之上,不得不面对一个相当严酷的现实:以宋金军力之对比,渡江北上饮马中原,希望实在渺茫。既如此,唯有“过江而避”,寻找新的立足之地才比较现实。

入侵者与逃难者皆受惊吓,各怀心事与隐忧,一个不再南侵,一个难以北伐,就此形成南宋与金朝之间的短暂和平。

赵构在急不择路的逃难过程中,发现浙西之地,襟带荆楚,背海而立,有淮甸为屏障,江表为缓冲,地理位置明显优于金陵、武昌、长沙、巴蜀、陕西、两广等地,是一块理想的立足之地。自古以来,中原王朝耻于渡江而都,此时的赵构,已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心中考虑的不是还都中原的进取,而是易退易守的保全之道。而这,杭州显然为其首选。他对这块风水宝地青睐有加,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九月路过时,将其升级、改名为“临安府”;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回到杭州,以此作为南宋的根据地与大本营。

赵高宗这一决定成为既定国策延续下来,杭州作为南宋都城,此后再也没有变更。

宋高宗以江南为本的王道大计一旦确定,南宋在相对缓和的形势下逐渐步入安稳。

作为南宋天降大任、临危受命的开国皇帝,赵构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帝国的痼疾与柔弱的民风决定了局势的颓败,并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与挽回。况且他也并非那种大智大德、勇于拓展的开国君主,定都临安后的高宗赵构,一心所求,唯有苟安——固守江南,以求和方式平衡局势、维持现状。当然,他也并非浑浑噩噩、一无所成的昏庸之徒,于帝国的恢复与稳定,的确做了不少维修巩固的重要“工作”。他以优厚的政策与安抚的手段,对士大夫及各方贤士兼收并蓄,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那百折不挠的锋芒与潜力渐渐复活与释放。

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正是从高宗的一系列措施开始,最终凝结成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

这是杭州第二次成为首都。

第一次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当时名为钱塘。吴越国被北宋征服,钱塘更名为杭州。两次定都虽然都属偏安王朝的都城,但吴越国显然不能与南宋相提并论。吴越国的影响仅只限于江浙一带,南宋则为中原王朝之正朔,不仅地盘远大于吴越国,且宋室南渡,号召力、影响力甚巨,贵族、军人、商贾、士大夫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从四面八方先后齐聚临安,报效朝廷,刺激并推动着杭州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临安城垣扩建,分内城与外城。内城即皇城,围绕着凤凰山方圆九里,殿堂、楼阁、行宫、花园等,布局既严谨又自然;外城南跨吴山,右连西湖,左邻钱塘江,气势雄伟;临安共有十三座城门,城外护城河环绕,禁军驻扎守护。

杭州定都之初,自然不能与旧都汴梁相比。但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发展,便逐渐取代了建康(今南京),成为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繁荣已不下当年之开封。汴京沦陷,遗民孟元老念兹在兹,以一部《东京梦华录》追叙当年繁华之情状;南宋吴自牧以临安为汴梁,写了一部《梦粱录》,描临安之市井风情,绘杭州之富丽盛景,其中写道,临安府城所在杭州,人口较前增长两倍半,商人则“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

临安大街小巷,共有布行、鱼行、蟹行、帽子行、销金行等各行各业四百一十四种,所谓“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家”,看来一点也没有夸张。加之酒楼歌馆、勾栏瓦舍昼夜不息,宴饮、恋色、赏艺、美食、品茶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风雅韵事,以致寓居于此的诗人陆游不禁朗声吟道:“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

临安聚集了天下饱读诗书之士,吸引了最为优秀的学生,除府学、县学外,还设有武学、医学、算学、史学等各类国立学校。南宋的刻书业兴起,书铺交错,成为临安街头一景。佛教寺庙猛增,多达四百八十座,香火盛极一时。

据有关资料记载,临安户籍最高达三十九万户,人口达一百二十四万之多。居民每天需用大米超过一万石,消耗的蔬菜、海鲜、水产、布匹、食盐、水果、柴炭、竹木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要从附近州县乃至全国各地运送而来,以致钱塘江两岸帆樯云集,客贩往来,络绎不绝。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在临安印制并广为流通。

读者耳熟能详的柳永《望海潮》,通过铺陈的手法,当年杭州之胜况,便生动地呈现在后人眼前: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据说金主完颜亮正是被这首词中所描写的临安胜景吸引得不能自持,才坚定了侵并南宋的决心。

当代杭州的诸多记忆,实与南宋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今日之杭州,仍能看到古临安的依稀身影。我以为南宋留给杭州后人的一个最大遗产,便是西湖。定都临安不久,西湖便很快开辟为游人如织的风景区,形成了“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总体格局。皇家在西湖南面建有聚景园、真珠园、南屏园,在西湖之北修有集芳园、延祥园、玉壶园;王室、官吏、富商则在西湖四周建立园苑、亭台、楼阁、宅院等一百多个;供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瓦子,也建在湖山各地。“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西湖在南宋精雕细刻的“打造”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处著名的“游观胜地”,极大地影响了杭州人的生活观念。“若往西湖游一遍,就是凡夫骨也仙。”文人墨客留连忘返,他们欣赏西湖,品赏西湖,评出“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以南宋文人口味罗列的西湖十景,不仅被后人接受延续至今,还被杭州奉为对外宣传的“名片”。

因为西湖的风景布局,更因为这里的笙歌燕舞,我们怎么也绕不开林升的《题临安邸》一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诗中所写,便是南宋当年上自帝王,下至臣民的真实写照。他们着眼于眼前的浮华,偏安一隅,忘了“靖康之耻”,忘了还都汴梁,更不用说一统中华,恢复汉唐的气象与荣光了。

杭州地处东南,气候温暖,湿润宜人,物产丰富,自然环境孕育出来的妩媚秀丽,显然有别于汴京的雄壮深沉。环境塑造人、影响人、改变人,无论是谁,只要稍不留神,就会被临安的“暖风”熏得软绵无力、斗志全无,只知寻欢作乐、醉生梦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岳飞的横空出世,简直就是一个异数,尤其让人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