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离开胡志明市的前一夫，我们要游西贡河，在河边等船。
河边公园的热带园林极富异国情调，又非常幽静，我们的女作家坐到草地上想拍照。这时远处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越南男孩儿挣脱父母的手，摇摇摆摆地走到女作家的身后，伸出两只小手搂住了女作家的脖子，整个脸趴了上去。倘若仅仅是这么一搂一趴，也不足为奇。问题是这个小男孩儿的父母觉得不够礼貌，就高声喊他回去，小男孩儿便抬起脸，用两只小手开始细细地抚摩女作家的脖子，由下而上，然后是下颌、嘴唇、脸颊、直至额头发髻……那双小手竟是那么地老到、熟练、轻柔、细腻。一开始我们都非常欣赏孩子的童稚可爱和大胆不认生；，大家都笑得很开心，数女作家本人笑得最响。渐渐随着男孩子那情种般精到的抚摩，大家全惊住了，女作家自己的笑容也变得僵硬了，大概她感觉到了那抚摩的味道不太像是一个小孩子了。
我绝对相信那个孩子的心里是不会有一点邪念的。他的这种令成年人大吃一惊的抚摩是出自天性，出于自然，可能是热带人成熟得早，看到一个如此漂亮的中国女人便情不自禁地无师自通。这也更证明越南人“生下来就多情，天生多情。
三、随意
我们在国内接待外国作家代表团，没有极端特殊的情况都要严格履行双方事先商定的程序表。可到了越南就不—样了，他们很热情，又很灵活，灵活到随意的程度我却从这种随意中看到了越南人性格中的幽默。
我们要离开河内的时候，越南文化通讯部部长阮科恬主持了隆重的送行酒会，还把我们驻越南的李家忠大使也请来，大家该敬酒的敬过了，该说的话说完了，该交换礼品也交换过了该拥抱的也抱过了，等我们到了机场，日程又变了。按原计划应该去越南中部的顺化省，可飞顺化的小飞机出了技术故障，从昨天就没有飞，而且机场的答复是再有两天飞机的故障也未必能排除…呀？这叫什么话？莫非要我们在河内无限期地等下去？难道还能再把越南作家协会的领导人物重新惊动出来，重新找话说，两天后再重新告别？这太尴尬了。
稂据日程安排，我们在顺化一共就洁动两天，等飞机能够起飞了我们也该去胡志明市了”与其被困在河内搞得大家都很尷尬，还不如提前飞去胡志明市。越南作协派出陪同我们的干部就改机票，带着我们于当天晚上飞到了胡志明市。好在于许多天以前就在胡志明市订好了下榻的饭店，还不至于无处投奔。可带领我们的那位越南同行，听信了汽车司机的话，拉着我们去找一个条件最好价格还便宜的饭店，在胡志明市就兜开了圈子……
问题是这个干部既没把这个变更告诉河内作家协会本部，更没有通知顺化省，害得顺化省的领导和顺化师范大学及作家协会的领导在机场整整等了一天，因为河内机场也没把飞机延误的原因通知顺化机场，他们不知道原因，自然也就不敢离开机场。只能翘首蓝天，希望能突然发现1机的影子。最着急的当然是河内的越南作家协会总部了，好生生的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竟突然失踪了……直到第二天才跟我们联系上。
这只是许多变更中的比较典型的一次，各种随意性的小变更是经常发生，有时上午安排的活动到下午就又变了。当我们适应了这种越南式的风格以后，抱一种欣赏的态度，以不变应万变，就能歪打正着，常有意想不到的惊喜，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更真实的东西。感动固然能通向美好，而一波三折往往会弓向深刻和丰富。
一位老华侨知道了我们的诸多奇遇，他笑着提醒我：在越南凡事不要太认真，认真也真不起来，只能气死你。更不能生气，生气只能伤你自己，人家可是不往心里去。我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陪同我们的那个干部把他的四面八方的领导都急得够呛，他却慢条斯理，大口喝酒、大声说笑，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忽然又生出疑问：他的那些领导就真的会着急生气吗？
后来我们到西宁省参观了高台教的大殿，对形成越南人性格的文化传统似乎有所领悟。越南盛行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似乎不能算是越南自己的宗教，惟高台教才是越南独有的。此教信奉三教（佛教、圣教、仙教）五道，主张“万教大同”。在大殿的墻壁和中央，画着一只只眼睛，称做“天眼”。正面墙逐个供奉的神像是：释迦牟尼、孔子、耶稣、姜子牙、关公、李太扫。对面墙上画着高台教的“三圣”图像：孙中山、法国作家雨果和一个越南人叫阮某某（恕我没有记住全名）。
能用的都拿来，兼容并蓄。把那么多的神仙、圣人、名人聚集到一起，大写意般地体现了越南人的随意性。可面对这么多神仙、圣人、名人，把这么多互不相干的体系凑在一块，你叫越南人怎么个认真法呢？该往哪个“真”上“认”呢？
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们参观了当年吴廷艳和阮文绍的伪总统府，外表是一座颇为堂皇的大厦，里面更像一个部队的地下指挥部。所谓总统府里，有类似古代皇帝使用的龙椅、龙榻、龙书案，也有高靠背的现代沙发、美国制造的通讯设备，餐厅简直就是一个营的食堂。伪总统府外面的草地上，集结了数千名小学生在进行智力测验，优胜者按中国古代科举的规矩在伪总统府大门前张榜公布，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
你说，这是越南人的随意呢？还是他们的幽默？
四、人情味
在越南人的称呼中没有第二人称：“你”。
日常习惯的称呼是哥、弟、姐、妹。我们到越南后，很快就被越南作家排资论辈地呼哥唤弟了，我们团里那位唯一的女作家就成了许多越南人的“小妹”。
我请教越南一位老资格的翻译家：越南高层人物之间也像老百姓这样称兄道弟吗？他说都一样。在越南只要一提起胡志明，无论男女老幼。—律称呼“胡伯伯”，或只叫“伯伯”。有一回他给一个高级政府代表团当翻译访问中国，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完鲜花以后，要分头活动，秘书长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大声宣布：跟五哥去的往这适来，跟八哥走的到那边去。陪同的中国领导人听得满头雾水，其实五哥就是书记，八哥就是总理。
越南人的人情味儿不仅体现在称呼上，还在说话的腔调上有更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的语音分四声，越南的语音是六声，格外婉转柔媚，因此越南作家格外喜欢朗诵中国的古诗词，而听他们朗诵唐诗，那真是一种特殊的享受。
越南最早是使用中国文字的，在被法国占领期间一位法国传教士帮着越南人改革成了现在的文字。有些词句在含义或发音上还保留着中国文字的影响，比如中国人说谢谢——越南人叫“感恩”，同志——“秃鸡”，首都——“都兜”，文化——“温嘎”。还有些词句则故意跟中国话闹别扭，如卫生间——越南文叫“间卫生”，外交部——“部外交”，国防部——“部国防”……
越南的诗人非常多，我们从北到南，凡在作家协会碰到的人极少有不是诗人的，特别是相当多的政府官员，在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时候都格外强调其诗人的头衔。我以为，越南之所以盛产诗人有两个原因：一是越南人天生浪漫多情；二是越南语有助于写诗。正由于大家都写诗，就给越南的人际关系又增加了另一种别有情趣的人情味儿——赠诗和背诵对方的诗。
赠诗——诗人们一般都要经常在口袋里装着几首自已的诗，在一定的场合，兴之所至就可以把诗献给自己喜欢或尊重的人。有位曾陪同过我们的诗人，在旅游景点很会和女孩子们搭话，搭上话以后说到高兴处，就当场写一首诗献给女孩子，常能令女孩子们惊喜异常。他并无非分之想，也不是借诗调情或揩女孩子的油，看上去是一种很自然的交往。
长此以往难免也有闹笑话的时候，赶上了想被赠诗的人多，而自己偏偏才思阻滞，或出门时带的诗少，就把同一首诗分别献给了相互认识的几个姑娘，她们发现之后就会拿诗人取笑。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背诵别人的诗——越南人喜欢诗，似乎人人都能背诵几首别人的诗，特别是自己顶头上司的诗。无论是轻松的交谈，还是严肃的会见，都不会缺少这样一个节目：下席给我们朗诵在场的越方级别最高的一个人的诗，朗诵者往往是这个级别最高者的下级或副手。可想而知那位上级心里会多舒服！
经历过那么多的即兴朗诵，我没见有个上级阻拦、责怪朗诵者，或谦虚地解释一番，推让一番。即使把这个看作是给上司拍马屁，这马屁也拍得灵巧得体，拍得有情调。比当着客人说一堆肉麻的吹捧话或一大套空话强多了。
日本的地震性格
你看过日本电影《东京大地震》吗？我以为那是至今世界上对地震的恐怖表现得最为惨烈的一部灾难片。但它并非出自虚构，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是世界著名的一震，顷刻间将东京都化为废墟，死亡近30万人。那个时候的东京总共才有多少人呢？
如果没有看过那部电影现在你随时去东京，还照样能感受得到那次太震的余绪。我于2003年11月中旬在东京停留了五天；五天里竟赶上了两次5级左右的地震，真可谓三天两头的就要晃悠一下。
一次是刚到东京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一个本作家的客厅里聊天，房子突然唏哩哗啦地摇荡起5，我身后有个精致的柜子，感到有小东西落到后背上。但对面的主人面带微笑，纹丝不动，只是怕柜子倒了会砸伤我，请我站起来用后背顶住它。摇荡结束后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继续我们的谈话。
第二次是在隔了两天之后的夜里，睡得好好的猛然被惊醒，门窗乱响，床铺摇晃……我住在新大谷饭店的15楼，是洁净舒适的套房，厅倒是靠里，卧室则贴近窗户，不晃的时候看东京的夜景很不错，碰上闹地震悬在这样的高度就不好玩了。要知道我是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夜里抱着一双儿女向外跑，赤脚踢上了木头，竟把右脚大拇指的指甲掀掉了……你想想，在异国他乡又这样被晃悠醒了，还能再睡得着吗？开灯看表是凌晨四点，外面很安静，饭店的总服务台也没有通知或压惊之类的电话打来，我只好打开电视机，日本的新闻播报倒很及时，通报了刚才的地震是50：级，霽譚是哪里、震中是哪里我已经记不住了。
之后我离开东京去关西，在大阪又赶上了一回地震。这些是我感觉出来的，我没有感觉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次，据日本的统计资料显示，他们全国每天平均要发生四次地震。不然也不会被称为“地震之国”。
我在日期间一直想一个问题：这么频繁的震荡，对这个国家以及这个民族的性格不可能没有影响，这是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外人说的不算，先看看日本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日本著名思想史和文化论学者、本思想史学会会长源了圆，在《日本文化与日本人性格的形成》一书中说：纵断日本本土的中央山脉，由此派生出的众多支脉和与之交错的无数火山，把日本分割成几个部分，在气象上兼有热带性和寒带性双重特征。突发的台风，频繁的地震，又带有很强的季节性和突发性，这就培养了日本人“合风式昀忍从，在持续反复的忍从中每一瞬间都隐藏着突然爆发的可能。总结曰本人的国民性格，便是静穆的激情，战斗的恬淡。丰富而外露、活泼敏感、于变化中见沉静，且持久。相反也造就了日本人易疲劳、无持久性，崇尚昂杨的感情，又忌讳执勧…这使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柔软的、适应力强的特征，也削弱了日本人的长期计划力。因而不会产生耗费千百年才，完成的万里长城和大圣堂式的建筑”。
难怪日本人喜欢榻榻米，凉席一铺，进门都是炕，省却了床和许多箱子、柜子。一是不怕震，二是震坏了不心疼，重建起来也简单方便。即便是京都德川家康的二条城，又称“元离宫”，并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就是一座巨大的木房子，里面用木隔断，根据居住者的级别分成大小不等的房间，不论什么房间无一例外都铺着榻榻米。木板墙上有壁画，但房内没有多少摆设，不要说和中国的一些王宫相比、就是和一些大财主的豪宅相比都显得非常俭朴、洁净。
这倒在其次，是外在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日本的性格，即源了圆所说的“台风式的忍从，在持续反复的忍从中每一瞬间都隐藏着突然爆发的可能”。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忍”了许多年，尽管“心里对历史问题一直有很多想法，却认为还是不说为好而保持了沉默”。现在则觉得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又是要改宪法，又是出兵伊拉克……再加上过去经济上的成功，这便染上了“大国病”。鉴于日本人是世界“步行速度最快的”民族，有人就说他们是“慌慌张张地建成大国”。那他们为什么要当大国？为什么非要争世界第一？莫不是又要“爆发”点什么？
还有，日本对其在二战中的恶行，几乎从没做过真正的忏悔。有时不得不说上几句，过后又推翻，半个多世纪来就这么反三复四，惹得深受其害的东南亚诸国十分恼火。我也一直想不明白，日本为什么会这样呢？读了源了圆的书才知道，“地震性格”也表现在曰本人缺乏罪恶意识上：“战争中，盛行的拨释人们大概仍记忆犹新吧。这种将罪与恶随波流去的生活态度至今仍未消失。在这里看不到祈神释罪的深深忏悔……”（见此书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57页）。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接受新加坡记者采访时说：“日本硬得像一根铅笔芯，但这根铅笔芯太狭窄。与中国相比，日本给人一种难以理解和没有明确方向的印象。”是啊，地震的晃悠不是人工的定向爆破，会砸向哪里谁能说得准呀？经常生活在晃悠中的人，想要脾气不乖戾、不反复无常，恐怕也是相当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