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余光中先生虽有多次晤面，但未有深谈，却始终怀有敬意。这次编辑“经典”，较为广泛地阅读了他的诗文，特别是他的关于中国现代诗的一些论述。他的一些论点深得我心，我是引为同调的。大家都知道，余先生是台湾现代诗运动的推动者，也是以自己的创作成果证实了现代诗的必然性的一位诗人。中国自有新诗以来，一直存在着新旧诗孰优孰劣的思考和论争。余先生对此是非常清醒的。他说过，“在古典诗与‘五四’的新诗之后，现代诗是‘必然’，再走回去是不可能的。具有这样的信心，我才挺身出来为现代诗辩护。但是现代诗毕竟是新生的艺术，传统尚未建立，毛病在所难免。”在为现代诗辩护的同时，佘先生也“警觉到西化之失，并挺身而出，向许多西化作家直言苦谏，更不惜向虚无与晦涩断然告别。”
在中国诗界，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变革与继承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几代人。如何既保持前进的姿态，不断吸收新的养分，以完善现代诗的建设，使之更切合中国的实际和读者的欣赏习惯。同时又能避免和摒弃完全抛弃传统，与中国的文化传承造成断裂的，即被余先生称之为“恶性西化”的倾向。作为现代诗运动的亲历者和过来人，他对于相当多的一段时间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诸如，西化问题、技巧和主题问题、大我和小我问题以及土洋问题等都发表了很有针对性的看法。他反对那种导致“读者无法分享，成了禁宫式的绝缘经验”的所谓“纯粹经验”的主张；他批评那种“一端执住自我，另一端自称执住了人类，于中间的社会民族并无同情或不加视察”的“自我之发掘”。余先生希望于诗人的是：“不装腔作势，不卖弄技巧，不遁世自高，不滥用典故，不效颦西人及古人”。他的这些言说，可谓针砭时弊，一针见血。
中国诗歌自近代首倡变革以来，经“五四”草创新诗，历时已逾百年。其间时局多艰，战乱频仍，诗歌也在此种颠沛中曲折地前进着。许多卓越的诗人，为着建设中国的新诗历经艰苦，作出诸多贡献。上个世纪50年代，政治的变动使诗歌呈现出纷繁多姿的格局。大陆的诗歌一时沉浸在早春的氛围中。而海峡那边的中国诗人，他们的作品却是充满了痛失家园的悲秋情调。同一个中华文化血脉下的中国诗歌，由于一条窄窄的海峡的分割，造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也许这就是通常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余光中的乡愁之作，就是这样地拨动了全中国乃至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的心弦的。
这里又谈到了乡愁。的确，乡愁之作虽佳，却是不能以此概括余光中的创作的。他的创作有辽阔的边界，而且不论什么题材的创作，他都能使之达到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与深度。举例说，情诗大家都写，因为写得多了，却是最难超越。一般说来，初恋好写，越往后就越难写。而余先生却是愈写愈好。他的《蜜月》是献给“仍是新娘”的妻子的，写得既甜蜜又热烈；而《珍珠项链》则是由三十年的岁月串起来的，缠绵依旧，多情依旧。余先生诗中风月澄澈，锦霞满天，这是大家都深信不疑的。
那么，为什么广大的读者，特别是内地的读者格外倾心于乡愁的吟咏呢？这里不排斥阅读范围的局限的原因，但是也应该承认除此之外的合理的因素，它与乡愁之作提供了非凡的价值有关。中国诗中怀乡之作甚多，而且历朝历代都有，有羁旅的远念，有深闺的愁怀，也有沙场的悲思。但是余先生所提供的是当代中国人的深广的乡愁。这无边的忧愁发自诗人的内心，这乡愁却不仅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全体中国人。上个世纪中叶发生的家园阻隔、骨肉离散，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深重的一次离愁别绪，它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无以填补的巨大的流血伤口。这一旷古的悲情，在余先生的诗中得到了整体的展现。
这无边无尽的乡愁，这乡愁的滋味，这乡愁的烧痛，这乡愁的等待，这无边无尽的酒一样的长江水，这血一样的海棠红，这母亲一样的蜡梅香。感谢余光中，是他以充满血泪的吟唱，“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感谢他充着泪、充着血、充着情和爱的诗，感谢他以这种创造性的劳作丰富了我们的新诗。
我所认识的高准先生
我在台湾有很多朋友，特别是诗歌界的朋友。他们持有各种各样的诗歌主张，有的很“现代”，有的很“乡土”，有的兼而有之，既是“现代”的，又是“乡土”的。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和矛貭，但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我认为一个民族诗歌的健康生态，应当是自由的、开放的，因而绝对地必须是多样的。以一种强势诗歌的形态试图来统一全部诗歌的意愿是不可取的。岂止是诗，其实对所有的文学样式来说，都无不如此。任何一种文学，一旦被一个共同的标准所“统一”，那就是文学的灾难。这在内地文学和诗歌某一历史阶段的发展中，曾经有过沉痛的教训。因此，只有在一种宽松的和宽容的气氛中，最好是在有着良好动机和适当方式的对话状态中，诗歌和文学才能取得进步和发展。
诗人从来都是独语者。诗人们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说着各自的话，这种各自的独语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众声喧哗。有的诗人孤军自守，有的诗人博采众长，他们之中有涵容兼收，也有水火不容，这一切，都是诗人的自由，别人是无需干涉的。我很珍惜这种混合着诸多声音的、由多声部组成的诗歌环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诗歌通过彼此对峙、排斥、比较，达到互渗和吸收，变得更为成熟了。所有的艺术，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悄悄地生长着和发展着。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亲近了这些个性各异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各式各样的朋友。不论他们的诗歌立场和诗歌理想的差别有多大，我尊重他们的劳绩，景仰他们的品格，并分享他们创作的欢愉。我也从与他们的交往中受到启迪和获得教益，从而也增进了友谊。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中，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地的诗歌创作因来自诗歌之外的干扰而受到伤害。那一阶段的诗歌所形成的单调和枯竭是有目共睹的。我常感慨，幸好有了海峡对岸诗界同人的努力，是他们以丰硕的创作实绩，弥补了这一时期内地诗歌的缺憾——这里我指的是，50—60年代台湾诗界的大探索和大论争所促成的诗歌繁荣的局面。正是由于这一部分中国诗人的劳绩，才使中国当代诗史达到了一种因互补而造成的较为圆满境界。现在反顾那一段历史，真应该感谢那场激动人心的“现代诗论战”。此刻我要谈论的高准先生，就是我的诸多诗歌朋友中的一位，而且也是当年参与“现代诗论战”立论奇警的一位。不管台湾的诗友当年以及现在如何看待那时的论战，以我个人的意见，不论各人的持论如何，那一场论战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及其效果是积极的。
说起我和高准先生的交往，那已是将近二十年前的旧事了。那是1981年的秋天，我的一位同事赴美讲学，在伯克莱与高准先生相识。他托另一位回国的同事带回了《葵心集》并向我作了郑重的介绍。这是我第一次读到来自台湾的诗集。那时两岸文友的沟通尚多梗阻，三十多年的隔离使彼此都缺乏了解。尽管当日内地已出了一本《台湾诗选》，但该书并不能给人以较为全面的知识。我清楚地记得读《葵心集》的最初的感受。那是一种惊喜——我惊喜于我面对的居然是一位虽未谋面、却仿佛是相识已久的中国诗人写的一本中国诗集！我没有想到，经历了这么长久的阻隔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在这本诗集中却依然保留了这么多中国人共有的精神和共同的美感！
两个月后，《葵心集》的作者突破种种困难，实现了台湾诗人对内地的首次访问。也即在此时，在毕朔望先生的安排下，我和高准先生有了第一次的会晤。那次会晤我们都谈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那种亲切的没有隔阂的气氛，至今还记得。说来惭愧，那时我对台湾文学界和诗歌界的情况，可说是一无所知。那时的内地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对于那对中国文学影响巨大的“现代诗论战”、“乡土文学论战”以及“钓鱼岛事件”等等，或是未曾闻知，或是即使知道也不甚了了。而对高准先生访问内地之举事前事后所经历的一切，我只是在高准先生返回台湾之后，从媒体的介绍中方有所知晓。我因有幸结识这位比我年轻的有胆有识的朋友而高兴。
至于高准先生在历次文学论争中所持的立场和观点，我相信那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高先生的立论以及与高先生相对立的朋友们的立论，因为我不曾身历其境，我只能持一种审慎的、彼此尊重的态度，而不敢妄下评论。但不论如何，高准先生立论不随众，临事不畏惧，以一个特立独行的勇者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让人敬重的。一般说来，平和的意见易于实行，而与众不同的尖锐的意见则难于被认可。高准先生有一首题为《异端》的诗，展示了一种对抗世疾俗的孤独者的礼赞。这样的一些独来独往的孤独者，是许由、巢父，是伯夷、叔齐，他们“倔强地生存，傲然地寂落”，既是狂傲不羁的，但又是非常传统的，这亦可视为是诗人的自况。
高准先生在赴美参加爱荷华的会议、突破障碍首访内地以及最终返回台湾的经历，特别是他在实现访问内地之时对记者的谈话：“我是中国人，中国本来就是我的。我不承认任何人有权阻挠我走遍中国的土地”，他还声称要以中国人（而不是持外国护照）的身份堂堂正正地去内地，再堂堂正正地回台湾。他的这些谈话，我是在与他分手之后方才得知的。高准先生的这些言行，在当日那种禁肃的氛围中说出，可谓石破天惊，实为非易。
高准先生的人品和诗品是一致的。他在诗中写的，就在生活中实行。作为诗人，我特别看重他的诗中所展现的祖国情怀、他对中华文明的敬重和自豪，我认为这体现一位优秀诗人最重要的品质。他的诗中洋溢着非常可贵的中国精神。这种中国精神是一种对中华文化的综合与积淀所构成。它不为短暂的时空所局限而绵延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终于化而为滋润心灵的琼浆。
他的最重要的一首诗，是《中国万岁交响曲》。在那里，他热情地讴歌燕赵风云、江南春水，礼赞菊花和兰蕙，中华大地的南北西东：“那是我光荣的祖国之所在，五千年创造与奋斗的家园”。这是一位爱国爱乡的诗人，他写《诗魂》，写《念故乡》，写鸾飞时节的江南，写长安城头的那一轮月亮，写清明时节的汴梁。在未曾访问内地之时，他就写了梦登长城、梦谒中山陵等诗，中华祖邦，原是他梦魂牵绕的所在。
作为文学的一个种类，抒情性是诗的最重要的品质：诗缘情而绮靡。动人的挚情，加上恰当的艺术表达，诗的成功就有了根本的保证。高准的诗，除了表达爱国激情之外，他在表现亲情和爱情方面，也是非常动人的。那里有一束鲜红的五月的玫瑰，那里还有遍野的百合花的繁星装点着七月的银河。它们是美丽而高雅的：门德尔松的芳香、斯特劳斯的清新、华格纳的富丽、舒伯特的空灵。这些玫瑰和百合的诗篇，虽然写作的时间距今已远，却依然鲜艳如初。
除了爰情，还有亲情，近作《回家的路上》写在送父亲葬后的归途：仿佛仍一起在回家的路上，再没有声声的叮咛在耳畔。一种痛失亲人的空漠充填了诗的所有空间。我以为，一个诗人只要能够接近并表现好这个“情”字，作为诗人就是无愧的。何况，高准先生不仅成功地表现了那些美好的、隐秘的个人性的情感世界，而且，他还以他独有的大手笔和大视野，完成了对于中华祖邦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尽情讴歌。1996年诗人登上了帕米尔高原，望四野苍茫，赋《命运》一诗曰：
总是走在迢遥的路上
前程总是无尽的远山
茫茫旷野是那么寂寞
莽苍苍只有风的呼唤
这里很有登高台而心绪浩茫的悲慨。跨越岁月的无数险阻，经历人生的诸多苦难，和那些古往今来的优秀诗人一样，我们的诗人在伟大的大自然面前，是感到了生命的真谛在于行进，不停地行进，作为人，我们总是走在无尽的路上。
高准先生平生作诗极严肃，他并不追求数量，而且，举凡用词遣句无不斟酌再三，从他的诗集中可以看到，一些重要的诗作，他总是一改再改，直至满意为止。这次他要出版他的“诗集全编”希望我能为之写些文字。有感于我和高先生的多年友谊，也有感于他对中国新诗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不揣浅陋，写了以上这些感想，以表达我对高准先生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