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之于中国，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之于人类。
普氏从天上盗取火种传播人间，而严复，则将西方文明的“火种”通过翻译的形式转换、传输到古老的中国大地；火的使用意味着人类摆脱了蒙昧的原始状态，而西方近代文明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社会进化论思想则猛促国人警醒，革故鼎新，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亡国灭种之厄运；严复虽未像普氏那样触怒主神宙斯被缚高加索山崖，每日遭受神鹰啄食肝脏，忍受循环往复的肉体痛苦，却于晚年陷入一场深刻的思想危机，备受难以解脱的精神折磨。
所不同的是，普罗米修斯最终为神勇无敌的伟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所救，获得了解放与新生；而严复则在无尽的煎熬中难觅出路，不得不以回复传统的形式完成其一生的探索与追求，在难于挣脱的悖论与怪圈中，将精神的归宿，定格于生命的起点。
严复祖籍福州侯官县阳崎村，出生地福州南台苍霞洲。医术高超有着“严半仙”之称的父亲严振先在苍霞洲行医时，母亲陈氏生下了他。7岁那年，严复进入私塾念书，先后从师多人。9岁时，父亲将严复送回阳崎老家，转入学问渊博、擅长诗赋的五叔严厚甫私塾就读，住在祖居大夫第。11岁，严复又回苍霞洲，用心良苦的父亲聘请当地思想境界开阔的闽中宿儒黄少岩坐馆教子，严复的国文水平也因此而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发源于武夷山地的福建最大河流闽江由西北向东南流经省会福州，在临近福州时，分成南北两条支流，北称白龙江，南名乌龙江。两江继续向东，在马尾港附近又汇合一处注入大海。于是，夹在乌龙江与白龙江之间的地盘，便形成了一个名曰南台的岛屿。苍霞洲位于白龙江北岸，现已是福州城区江滨商贸区；阳岐位于南台岛西南部的乌龙江边，既是福州城郊的码头港口重镇，也是进出福州市区的一条交通要道。从阳岐到苍霞，直线距离不过7公里，但得穿越南台岛，渡过乌龙江。
阳岐是一处山青水秀的好地方，既具小镇规模，又有几分乡野之气。据王蘧常《严几道年谱》所叙：“溪山寒碧，树石幽秀，外临大江，中贯大小二溪，左右则有玉屏山，李家山楞严诸丘壑。”严复祖居临溪而筑，因随军从中原河南迁居福州的始祖严怀英曾官居朝议大夫，老宅常年悬挂一块写有“大夫第”三字的匾额，故此人们称它大夫第。严复当年随五叔就读时，就住在故居西边的一间披榭中。
严复14岁时父亲突然病故，唯一的经济来源失去，家道中落，全家不得不搬回阳岐祖居大夫第，分得两间住房栖身。此后，严复与苍霞洲的关系就渐渐地淡了，那里没有房舍，没有亲人，没有挂念。于是，严复的家园，不论物质的，还是心灵的，也由出生地与祖居地合为一处——阳岐。
苍霞洲在明朝末年还是一处荒凉之地，清康熙年间开始走向繁荣，商家、客栈、酒楼、妓院林立，如今作为福州市区的一处繁华地段，更是改建得面目全非。这里有着以苍霞命名的苍霞公园、苍霞新城、苍霞街道，还立有严复塑像，建有天演楼，然而，不仅严复的出生之地难以寻觅，即使当年的一丝半点痕迹，也荡然无存。我们只有涉足严复祖籍阳岐村时，在保存完好的严复故居大夫第、玉屏山庄，才可见到严复早年生活、学习的依稀身影。然而，无论苍霞洲，还是阳崎村，其物产、气候等自然环境以及语言、习俗等文化背景，并无丝毫区别。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们笼统地称为严复故乡。正是在这里，严复开始接受较为系统而严格的传统教育，描绘文化人生的最初图画，将《四书》、《五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唐宋八大家文钞》、八股文章法、宋元理学案等内容刻印在白纸似的心灵深处，影响并决定了他的一生。对此，严复在《政治讲义》中回忆道：“自束发就傅以来，所读书自《三字经》至于二十四史，几无往不闻君臣之义，以其耳熟，遂若无足深言，无可思忖也者。”
严复生于1854年，与他无忧无虑的童年、平静安适的生活、专心致志的攻读相对照，晚清正处于风雨飘摇、动荡不安之际。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天津，劫掠北京，焚烧圆明园……可是，随着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定及太平天国的覆灭，晚清朝廷又回复到自我陶醉的迷梦之中，所谓的天朝大国，又开始在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轨道上原地踏步兜圈。作为个体生命的严复，如果不出意外，将在《四书》、《五经》的吟诵与传统文化的薰陶中，按照父辈的安排，重复古代知识分子曾经走过的道路，一心一意地踏上一条既布满荆棘又充满希望的科举之路。事实也正是如此，哪怕后来留学欧洲归来，深得西方文化之精蕴后，严复仍耗心费力，接二连三地参加科举考试，希冀以此谋取一官半职。
然而，严复的命运，随着父亲的病故发生了无可更移的逆转。
这一年，福州流行霍乱，父亲严振先在救治病人时不幸感染，突然撒手人寰。父亲生前好赌，且每赌必输，死后家里没有积蓄，乡中没有田产，就连操办丧事，也是严振先生前病家送些香火钱，才将就办理。尽管如此，严振先毕竟是严家唯一的财源与依靠，父亲长逝，严复一家五口顿时陷入艰难困窘之中。家馆就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了，可严复并不想就此放弃求学之途。正在这时，福州船政学堂招收公费学生，严复决定投考。
列强环伺，举国皆睡，仍有那么一批有志、有识之士在为祖国的前途与命运担忧，左宗棠就是其中的一员。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清军一触即溃。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认识到“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为此开始着手创办由铁厂、船厂与学堂等三部分组成的福州船政局，这也是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不久，左宗棠外调，举荐正在福州家中因母丧丁忧守制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不仅热心洋务，且精于管理，对西方文明有着超出时人的深刻认识。他以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遂将招考学生视为决定福州船政命运的一件大事。
尽管福州船政学堂招生条件优厚，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全免，每月可领取4两银子，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一等者奖励10元，5年毕业后发放薪金，但普通民众对国家与民族的危机，对洋务、船政、科学并无多少了解，皆以猎取功名汲汲于科举为要，大多不愿报名应试。如果不是出于家庭的突然变故及生活所迫，严复恐怕也不会前来报考。
沈葆桢正值丧亲丁忧之际，出题时，自然念及逝去的母亲，拟定的作文考题便与父母之孝有关——《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刚刚经受丧父之痛的严复提笔写来，不觉情真意切，加之较好的国学功底，文章写得情文并茂，十分感人。沈葆桢阅后大为赞赏，以第一名成绩录取严复入学。
神秘的命运之手，就这样通过父亲病故这一偶然事件改变了严复的人生之路。
福州船政学堂作为晚清海军人才成长的摇篮，设有前学堂与后学堂，前学堂开设轮船修理制造，培养造船人才；后学堂学习轮船驾驶技术，造就航海人才。严复上的是后学堂，学习英文、算术、几何、代数、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课程。学堂雇募洋教习，管理、考试、奖惩相当严格。这与严复从前接受的传统私塾教育不仅形式有别，而且内容全为当时国人所不知晓的西方自然科学。五年船政学堂学习生活，展现在严复眼前的，是崭新的学问与广阔的天地。14岁至19岁，正是人生初步定型的重要时期，严复资质聪颖，加之父亲之死所受世态炎凉的刺激，因此学习特别用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在与传统国学的对比中，严复经受西方文化的洗礼，由惊奇仰慕到学习吸收，对西方社会的先进文明，有了初步了解与理性认识。
1877年3月31日，严复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从福州马尾港出发，前往英国学习。同行的有刘步蟾、萨镇冰、林永升、方伯谦、林泰曾、黄建勋、蒋超英等，都是马尾船政学堂后学堂的优秀毕业生。
严复在英国留学两年，更使得他从书本到实践，从理性到感性，对西方社会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他学习的虽是高等算学、海军技术、建筑海军炮台等自然科学知识，但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他对西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人便是清政府派往英国的第一任大使郭嵩焘。严复敏锐的思想与广博的才学，深得郭嵩焘器重，两人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在许多问题上却有着相同的见解与认识，于是，他们俩很快成了一对来往密切的忘年交。郭嵩焘去欧洲各地访问时，也将严复带在身边，使得他有机会亲眼目睹、见识了巴黎天文台、下水道、卢浮宫、凡尔赛议政院、万国博览会等许多欧洲文化结晶。郭嵩焘思想深邃，对洋务派仅将“船坚炮利”视为国家强盛之途深感怀疑，认为只有掌握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本。这种独到的见解，在当时来说可谓凤毛麟角。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郭嵩焘从西洋国家“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政治优越性出发，批评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第一个对中西哲学思想、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比较研究；针对欧洲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力言教育为急务，主张多派留学生，大规模学习西方……郭嵩焘的这些“超前”思想，在铁板一块的封建专制统治下，自然难以引起共识，得到统治者采纳，却深深地感染了严复，潜移默化在他的灵魂与血肉之中。严复此后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与获得的成就声誉，在很大程度上与郭嵩焘的影响密不可分。
与严复一同留英学习驾驶技术的12名同学，大多将时间与精力花在军舰实习上。而他作为留学生中唯一能够胜任教习工作的人选，从未上过军舰实习，在留英的两年多时间里，严复都在研习阅读。他经常穿着格尼次海军学院的学生服，在图书馆埋头苦读，除所学功课的必读书外，还广泛涉猎社会科学知识，研读了大量对西方社会、文化、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文著作，倾心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理论学说。
如果没有两年多的留英生活，没有郭嵩焘的影响及大量阅读，严复可能是一名不错的航海“良将”，他的目光，只是局限于自然科学与航海专业，肯定不会转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也就不会有振聋发聩的《天演论》及其他一系列译著问世。
严复留学归来，先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次年调入李鸿章创办的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即教务长），后出任该校校长。
此时的严复，可以称得上是一名西方文化的饱学之士，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达到了时人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严复对科举却情有独钟，儿时的传统教育及古老中国的社会氛围都希望严复对自己、对家人、对祖宗有一个交待与“说法”。这种交待与“说法”，千百年来似乎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做官进爵的资本，进入士大夫阶层。虽然长期浸润在西方文化之中，受传统文化的诱惑与制约，严复也未能免俗，他的内心深处，急切渴望得到社会的肯定与承认。
1885年，堂堂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跑回福建参加“乡试”，这一举止在后人看来似乎滑稽可笑，但当时的严复却是认真而虔诚的，并且满心充满期望与期待。没有想到的是，严复落选了。只有“乡试”考中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连个举人也考不上，自然与进士无缘，离闪耀着七彩光环的“状元”、“榜眼”、“探花”就更是遥不可及了。
落第后的严复仍回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就职，当时的他，肯定有点灰溜溜的味道，并且十二分地失望。但是，对于科举正途，严复并未绝望。科举落第并不是一件怎么丢人现眼的事情，不少学子七老八十了还汲汲奔走于考场，而一旦高中，顿时身价十倍。总教习也好，校长也罢，毕竟算不得一员正儿八经的政府官员，不能纳入封建统治机构的运转轨道之中。严复虽然装了满肚子的“洋墨水”，但在“官本位”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没有一官半职，就“人微言轻”，受人轻视。于是，他从西学转回早期的传统国学，更加发愤研习八股文，大有不中不仕，绝不罢休之势。无奈天不遂人愿，后赴北京参加“顺天”考试，回福建参加乡试，仍以落第而告终。
严复40岁时，经海军保荐“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知府乃四品官员，道员比知府还要高半个级别。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已是道员正四品官员身份的严复仍因未能获取正式功名而深感不安，再次跑回福建参加乡试，结果仍是落选。堂堂北洋水师学堂校长，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却连一个举人的资格都无法考中，这既是严复的悲哀，更是封建社会取仕的悲哀，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科举制度穷途末路，走到了它的终点。
四次落第，他还会继续参加第五次、第六次乃至更多次科举考试吗？难说得很。然而，一件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事件彻底打碎了严复的“科举梦”，就在他参加第四次科举考试后的第二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了。泱泱大清帝国，竟然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之手。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国陆军一败再败，日军直逼京畿，不知所措的清廷不得不派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赔偿兵费二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如果说败于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之手尚能让人继续“优哉游哉”，而此次，竟然败于自己昔日的学生，且人口、领土与清朝简直不成比例的小小岛国日本，国人不禁目瞪口呆，实在难以接受这一无可挽回的败北事实。亡国亡种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而强烈，每一个关心国事、富有良知的中国人心头，都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利剑。康有为、梁启超振臂一呼，联合在京会试举子1300多人“公车上书”，举国上下，立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救国保种、维新变法运动。
面对甲午海战的彻底失败，严复比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肤之痛。壮烈殉国的“致远”号管带邓世昌、“超远”号管带黄建勋、“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扬威”号管带林履中，悲愤自杀的“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定远”号管带刘步蟾以及因“临阵退缩”罪而斩首正法的“济远”号管带方伯谦，全是福州船政学堂培养出来的一代优秀海军将领，其中大多与严复一同留学英国，却在甲午海战中如流星般陨落了。以严复聪颖的天资、坚毅的努力及优异的成绩而言，回国后如果不是从事海防教育，那么他也将是一名出色的管带。在晚清腐朽的体制束缚下，不论个体生命如何卓越，也难有大的作为，等待着严复的，必将是类似的悲惨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