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的几个主要方面：
1搞清事件或人物的背景
这里的背景是有宽泛和具体的双重涵义的。宽泛的背景，是指大的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整体环境背景；小的背景是指围绕着某一个具体的人物事件存在和发生的有关内容。报告文学作家，是不能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生活持有麻木混沌态度的。应该对自己报告对象所处的时代和特定的社会生活有一个整体的准确的把握。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必须是一个世事洞明的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报告文学作家必须随时随地的关心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大局，感受生活的呼吸，从而为创作做好充分的准备。例如，徐迟在创作《哥德巴赫猜想》时，若是对陈景润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不是非常的了解的话，他就很难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这个人物。涵逸在创作《中国的“小皇帝”》时，若是对于独生子女在特殊的社会生活环境下的各种令人担忧的表现缺乏了解的话，他也就不会对这些现象加以注意了。因为这些溺爱，娇惯独生子女和独生子女因受宠爱而表现出的不良行为，在某些个体的层面上看来，似乎还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的。这时，只有摆脱单一的对象，在全局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上来看问题，才能把问题看得清楚。涵逸的特别处，恰恰是在大的背景上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题材和重要问题。这种大的背景材料多不是靠某些具体的采访来掌握，而是依赖于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对时代和社会的认识和感受而完成的。它看似是采访之外的工作，可是，它的重要性却是非常明显的。它是一种不需要专门采访的采访，是一种采访之外的采访。具体的人物事件背景，也是不能回避的。这种背景内容和创作最为直接，必须投入必要的工夫进行采访。例如，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在具体的采访栾菊杰的击剑格斗内容的时候，还对中国，乃至亚洲击剑运动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进行了采访和描述，对栾菊杰的成长经历和击剑生涯中的有关内容作了适当的采访表现。这样就把栾菊杰的性格、行为、成绩和影响报告得十分突出和全面了。如果作品只是盯着栾菊杰虽然激烈的击剑场面和她受伤的情况作报告，那就显得单调和片面了。
背景的内容，有些是从作品中看不见的，只有读者去体会才能感知到的；有些却是需要作者把它在作品里直接的表现出来的。总之，背景内容是作者和读者界定和认识作品人物和事件的重要内容，在一篇报告文学作品中，人们若是意识或感觉不到应有的背景内容，而只是一些具象的东西，人们就很难充分地了解人物和事件的全貌。而一旦作品失去了这些内容，那么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会十分有限了。所以，在采访中，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背景内容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一个在什么背景下认识和表现题材的问题。他有关作品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定位，是不应忽略的。
2直接采访
直接采访就是作者直接地向当事者的采访。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采访中最为主要的内容。这种采访，是得到最真实的素材的主要渠道，也是作家应当最多下工夫的地方。
直接采访看起来是件容易的事情，其实，真正实践起来可就不一定顺便了。有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事者的记忆不清楚；或者是不愿意发表自己的感受和看法；或是所提供的内容和题材的主体性有很大的距离；或是提供了某些不一定十分准确的内容等。这些都会为采访造成困难。但是，因为题材报告的需要，作家必须进行采访，这时，采访就要有艺术了。作家就要力求很好的掌握这种采访的艺术性。通过艺术的采访行为，实现对于事实的把握。每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都会有自己的一套采访术，但是，把大家的做法归纳一下，也就会发现几种大家都会用的方法。这些方法是：
做好采访的准备工作
在选择了某一个题材之后，在还未直接对当事者进行采访的时候，做好采访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采访的准备工作，通常包括材料准备和知识准备这样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材料准备，就是要在采访之前收集和熟悉与题材有关的材料。例如，题材是从新闻消息中得到的，那么，在作家自己还未进行采访时，各种新闻媒体对于这个题材都作了哪些报道，在这些报道中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些内容在自己的创作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在哪些地方还要进行采访和补充等。柯岩说她在写《船长》时，在未直接找主人公贝汉廷之前，先是翻阅了不少有关贝汉廷先进事迹的材料，连贝汉廷所作的业务报告、业务总结和给海员讲课的讲稿、“汉川号”在地中海抢救希腊沉船的嘉奖令及对方的感谢信都找来翻阅了。柯岩的这些工作，就是材料的准备。尽管因为题材的不同人们需要做不同的材料准备，但是这个准备是不能少的。知识的准备，就是指作家在未作采访之前，要掌握一些有关题材的基本知识。例如，徐迟为了报告陈景润，就事先找来不少有关数学的书籍来看；为了报告李四光，就找来有关地质学的书和李四光本人的着作来看。这样，作者的采访就是打有准备之仗，容易取得成效。否则，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直接去采访当事者，对方一听提问，发现你对他的事毫无所知，未能交谈，先就没有了情绪。另外，不作准备的采访，也十分的花费时间，如今人们都很忙，谁有那么多的时间接受你的采访。所以，做好采访的准备工作非常重要。
要善于抓重点和巧妙的提问
在一般的情况下，被采访的对象都是被动的，他只是根据自己对于事实的了解和认识来作介绍。这种介绍对全面真实的实现事实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作家必须要认真的对待。但是，在许多时候，当事人这种纯自然式的介绍是要耗费时间而又不是完全必要的。这时，作家能不能迅速地抓住重点问题巧妙的提问，就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了。在对事实有了全面地把握之后，作家的采访就应当再深入一步，在那些需要重点表现的地方，在那些有关事件、人物的关键情节等问题上有准备的提出相关的问题，请当事人作出回答。这样的提问，既可以校正事实的真实性，又有利于对事实的认识和评判。这种提问因为经常是作家自己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经过初步的整理之后提出的，实际上它在一定的情况下就是作品即将重点表现和分析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提问常常是用时少而成效显着。例如，穆青在采访植棉能手吴吉昌的过程中，向吴吉昌的老伴打听有关她丈夫的情况。听吴吉昌的老伴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吴吉昌被打成“反革命”了，不让他种棉花，他还在割草的时候，跑到别的大队的棉花实验田研究棉花的生长发育情况。根据这个线索，他再经过一番深入了解，许多“感人的细节才一个个地显露出来”。如果作者不作这样的提问，那么，这些“感人的细节”也许就不会和读者见面了。抓住重点地方，多向被采访者提问，是采访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用好这种方式，作用极大。
尽可能地深入现场观察和采访
报告文学的题材对象，大多是新近发生的或者是发生不久的事实，有一些还是正在继续着的事实。当然，也会有一些距离比较远，间隔比较大的事实。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题材，作者在创作时，都要设法直接的到有关的现场进行采访。这样的采访，不但可以增强作家的地域环境感，也十分有利于作者对事实的把握。你没有去过戈壁大漠中的敦煌，就不会知道早在四十年代，常书鸿等人为了保护和研究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生活工作在敦煌的艰难和精神的可贵。徐迟在他的《祁连山下》、王家达在他的《敦煌之恋》中，之所以那么动情地描述几代敦煌艺术的研究者们的事迹，就因为，他们知道，若是没有真挚的爱和乐意以生命的投入为代价的决心，这些人是不会长期地坚持在敦煌这个地方的。（今天，敦煌的生活工作条件当然好多了）在不少的时候，实际的观察和采访是统一在一起的，观察就是采访，采访就是观察。黄宗英的作品、陈祖芬的作品，就是在不断的观察认识和描写中完成的。她们的作品，往往有很强的现场感，有一种使你有如身临其境的真实感。采访是期望通过当事人的叙述还原真实，观察是通过作者对现场的考察来认知真实。有些事实，单是靠别人的介绍还是搞不大清楚的，只有作者亲自去看一看，去体会一下才可能会有所感受的。
这时，作者就必须去亲自的感受一下才成。肖复兴在创作《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时，就“连续到刘文哲住的运动员宿舍、家、棋队和比赛地来往六次奔波”，作品中有一个有关大衣的细节，就是在这反复地观察访问中得到的。“那是在他的宿舍，他讲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患难与共的爱人新婚之夜，一无所有，连一条手帕都没有为她买。他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便对爱人讲：‘以后我一定为你买两件大衣！’爱人望着他一身破旧衣服的寒酸样，笑了，权且当做戏言。八年相濡以沫后，刘文哲在马耳他一举成名，成为我国第一批国际象棋大师，他没有忘记八年前说过的话，用仅有的一点外汇，特意为妻子买了两件呢料。”作者说：这一个细节，“不仅帮助我刻画了这对患难夫妻的美好心地，同时，在结构上也串起一根无形的线”。肖复兴：《采访的艺术》，见《文学报》，1982年12月2日。你看，这样关系着人物刻画和作品结构的重要细节，就是在作家不断的观察和访谈中得到的。
到现场做实际的观察和采访，因为有机会和当事人较多的相处，就容易增强了解，建立感情，甚至交上朋友。这种友谊桥梁的沟通，对于采访的成功关系极大。在这种时候，就会有不少你作一般采访时得不到的素材让你发现了。鲁光因为自己就在体委工作，在写《中国姑娘》之前，就和一些女排的姑娘认识。在准备写这篇作品时，他就更多的留心女排的事。有意识地进行素材积累。“有一次，我问她们（女排队员）：‘你们在练球时练得爬不起来时想什么呢？’她们反问我：‘你说吧！’有的报道常常这样说：‘想起祖国的荣誉，想起人民的嘱托，就站了起来’。我对她们说：‘你们想死！’她们乐了，说，‘你怎么知道？我们练得实在受不了时，就是想死。但事后，头脑冷静下来，就想：拿世界冠军哪有那么容易，不吃大苦能行吗？’这时候，你再写想到祖国的荣誉就比较实在可信了。”鲁光：《我是怎样写〈中国姑娘〉的》，见《黄石日报通讯》，1983年第4期。为什么鲁光对女排队员的心理把握得这么准，原因就在于和她们十分的熟悉。鲁光可以看她们的“日记”，可以和她们作各种交谈，可以“和袁伟民——从晚上七点一直谈到凌晨两点半”。这样的交谈，是必须有友谊和信任做基础的。
所以，报告文学的采访活动，在许多时候，不光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还是一个人际关系和交谊的艺术。只有很好的掌握了它，才容易接近事实的本原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到现场采访，还有利于作家直接地感受现场的气氛和人们的情绪，这对于此后的创作是十分有用的。作家到了现场，不光接触了某一个人，而会和与事件和人物有关的许多人进行接触，这就有利于从外围人们的反映来认识事件和人物，使作家所了解的内容更加接近事实的原貌。
到现场做实际的观察和采访，不光是一个采访的技术要求，还是一个具体的行为要求。要直接的到现场，要和当事人见面，就要走出去，到所有需要去的地方去。例如，被人们称为中国“反贫困作家”的黄传会，在几年的时间内，为了真切地了解和认识中国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就先后多次亲赴边远的贫困地区，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和困苦，经历了许多思想情感和情绪的重大变化。在他实际地考察和认识了全国的二十一个省市的六十三个贫困县之后，他先后写作和发表了《中国“希望工程”纪实》、《中国山村教师》和《中国贫困警示录》等作品，以文学式的描写和表现，向贫困，向所有有良知的人们发出了深情的，急迫的呐喊。黄传会报告文学创作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他这种独特题材的选择和抱着一份作家的良知，不畏艰苦，坚决地把自己的文学事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命运结合在一起的个性选择。他的成功，同样也为报告文学创作在深入采访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是成功的采访和成功的收获的极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