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走近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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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王安石种种(1)

关于对王安石的妖魔化描写,莫过于他父子两人死亡的种种说法了。

一、“舒王一日与叶涛坐蒋山本府,一牙校来参公,问来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梦至阴府,见待制带铁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荐拔。某恐相公不信,迟疑间,待制云,但说某时某处所议之事,今坐此备受惨毒。’公悟其事,不觉大恸。”(宋·方勺《泊宅编》)

二、“公既薨,有武弁死后复苏,言王氏父子皆铁枷,窃问何罪?曰:‘缘曾议复肉刑至此。’今士大夫往往知之。”(同上)

三、“荆公在金陵,未病前一年,白日见一人上堂再拜,乃故群牧吏,其死已久矣,荆公惊问何故来?吏曰:‘蒙相公恩以待制,故来。’荆公怆然问雱安在。吏曰:‘见今未结绝耳。如要见,可于某夕幕庑下,切勿惊呼,唯可令一亲信者在侧。’荆公如其言,顷之,见一紫袍博带,据案而坐,乃故吏也。狱卒数人枷一囚,自大门而入,身具桎梏,曳病足立庭下,血污地,呻吟之声,殆不可闻,乃雱也。雱对吏云:‘告早结绝。’良久而灭。荆公几失声而哭,为一指使掩其口,明年公薨。”(宋·孙升《孙公谈圃》)

四、“荆公薨之前一岁,凌晨,阍者见一蓬头小青衣送白杨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恶甚,弃之墙下,曰:‘明年祖龙死。’”(同上)

五、“徐君平,金陵人,亲见荆公病革时,独与一医者对床而寝。荆公矍然起云:‘适梦与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坛上。’已而遂薨。”(同上)

六、“王雱病亟,介甫命道流作醮,大陈楮泉。平甫曰:‘兄在位,要须令天下后世人取法,雩虽疾,丘之祷久矣,为此奚益?且兄常以仓法绳贪吏,今乃以楮泉邀福,安知三清门下,不行仓法耶?”’(宋·朱弁《曲洧旧闻》)

七、“荆公在钟山,尝恍惚见雱荷铁枷杻,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园宅为寺,以荐其福。”(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八、“荆公在钟山,乘驴薄暮行荒村。有妇人蒙首执文书一纸遮公曰:‘妾有冤诉。’公喻以退居不预公事,当自诣州县理之。妇人曰:‘妾冤诉,关相公,乞留文书一观。’公不能却,令执药囊老兵收取,至半山园视之,素纸一幅耳。公以是月薨,犹子防为王性之云。”(同上)

现据《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将以上几位笔记的作者,简历抄下:

方勺(1066)字仁声,金华人。元丰六年入太学,元佑五年,应试不第,遂无仕进意,后寓居乌程泊宅村,故自号泊宅翁。长于诗文,风格雄深雅建,追古作者。着有《泊宅编》,辑录元佑至政和间朝野轶闻,摭拾时事甚多,对考证当时事颇有裨益。

孙升(1038~1099年)字君孚,高邮人。治平二年进士。元佑二年,出知济州,复拜殿中侍御史,六年,直学士院,出知应天府。绍圣初,被劾削职,又贬果州团副练使,汀州安置。元符二年卒,徽宗时,入元佑党籍。

朱弁(1085~1144年)字少章,婺源人,自号观如居士。进士及第。靖康战乱,家破南归。建炎初,为通问副使,被拘于金十九年,拒受金国官爵,守节不屈。绍兴十三年,和议成,方得归。

邵伯温(1057~1134年)字子文,洛阳人,邵雍子。绍圣初,章悖为相,欲用之,避不就。崇宁、大观间,上书累数千言,并着《辨诬》一书。入党籍,列邪等中。晚年,提举太平观,绍兴四年卒,年七十八。伯温少承家学,又与司马光、吕公着、范纯仁等游,以学行为人所重。赵鼎尝称其“以学行起元佑,以名节居绍圣,以言废于崇宁”。

这四位宋代文人,以年岁论,比王安石(1021~1086年)要晚数十年或半个世纪,基本上不能算作同代之人了。但实施这场熙宁变法的公元1069年,孙升时年31岁,邵伯温时年12岁,应该算是亲身经历,甚至领教过政治上的左右排队,反攻倒算过的。方勺晚些,时年3岁,朱弁就更晚一些,未能赶上这场时代风暴。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过,对于这场变法,肯定也有其感知体验的。一般来说,政治运动所产生的动荡,十年,数十年,未必能够平息,经历者的亲身遭际是很难遗忘的,也很难一纸命令强迫遗忘的。所以,在这些差不多稍后于王安石的文人笔下,出现如此丑化王安石父子的不堪描写,以泄满腔愤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要知道,人类对于自身所遭受的惨痛教训,愈接近于苦难发生的时间,受害者之痛定思痛的程度,也愈益强烈。

当明代万历年间,李贽以“千古一帝”这样的尊号,表示他对秦始皇的崇拜时,这位思想家与这位焚书坑儒的暴君,距离为一千七百八十八年;当清末民初,梁启超以“三代以下第一人”这样的尊荣,表示他对王安石的钦敬时,这位维新派与这位加速北宋衰亡的改革家,距离为八百五十二年。距离产生美,这话一点也不错的。由于距离越远,模糊越多。而模糊越多,其缩略部分,其删节部分,其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部分也就越大,其晦暗面越被无视的同时,其光明面也就越大越亮越辉煌夺目,这样便给大嘴们提供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越大的可能性。同样,距离越近,真实越多,真实越多,血腥的气味越多,血污的场面越多,血泪的镜头越多,不堪回首的切肤之痛也越多,这就是受害者的那一代,以及与那一代有着浅浅深深联系的其他当事人,永生难忘的深刻记忆。

也许一个人的私房性质的记忆,无足轻重,而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地区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集体记忆,则是会发酵成影响数代人的一个沉重的历史负担,即或经过八百年、一千年的澄清,淡化,也未必就能够大而化之地,说些风凉话,可以轻松抹杀的。

因为对中国老百姓来说,统治者的暴政,苛政,恶政,烂政,当然也包括经是好经,但被小和尚念歪了的经,所造成的一切可怕的灾难,以及落到自己头上必须承担的苦楚,其实没有任何反抗和抵制的能力。构成沉默的大多数的小民们,只有逆来顺受的份,只有备受熬煎的份,然而,这不等于他们没有记忆。而这种深刻的集体记忆之所以令历史敬畏,因为它不仅是某个时代的识别标志,特殊印记,也是这些受难者唯一的可以与灾难制造者相敌忾的精神遗产。

如果没有这种存在于心灵中的抗争力,那大概就是鲁迅先生所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一般来讲,记忆是会慢慢冲淡消散的,这需要时间。但对中国人造成极大伤痛的记忆,三代五代人,三十年五十年过去,也是轻易不会置之脑后的。这也是为什么竭尽丑化之能事的《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在南宋时期流行,成为说话人屡讲不衰的口头文学的原因。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将这篇《拗相公》列为“宋之话本”,其实应该是南渡以后流行于民间的读物。

这本将王安石作为作品主人公的话本,与以上文人之辈的随笔记录,专业人士与民间文学联合起来的对王安石污名化、妖魔化的运动,如出一辙地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本质上反应了处于弱势状态下的中国人的无能和软弱,对于施虐者挟富国强邦之雄心,扫除积弱之大志,而推行的一系列很大程度上扰民的新法,所能表达的这种极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其实是挺可怜、挺悲哀的小民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没有一个朝代,没有一个政府,头脑会热昏膨胀,“大头症”到这如此程度,以致不进任何盐酱,了无收手之意,毫无改进之念,真是世所罕见,史所罕见。希望一个早晨,一觉醒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的强行推广新法而毫不顾惜地残贼小民。无能为力的老百姓,除了俯首听命,除了忍气吞声,除了任人俎肉,除了死去活来外,也只有寄托于报应,寄托于老天的处罚,寄托于冥司的惩治,寄托于“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的幻觉式的满足上。这也是中国人之中处于弱势地位者能够苟延残喘下去的最后指望。

在话本《拗相公》的结尾,老百姓想尽方法糟蹋王安石,居然这样譬喻,“至今世间人家,多有呼猪为‘拗相公’者。后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虽然北宋王朝并非亡于熙宁变法,但熙宁变法所产生的恶果,加快北宋政权的灭亡过程,倒也是历史的公认。北宋的疆域本来不大,到了南宋以后,偏安于江南一隅,能不教那些直把杭州当汴州的中原人士,从士大夫到引车卖浆者之流,不需要一个大大的出气口,以排泄满腔的悲愤吗?

其实,说良心话,王安石没有半点想伤害大宋王朝的想法,然而,人们面对这种江河曰下,国破家亡的局面,他便成为当时首选的用来可供众人鞭挞的靶子。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种下蒺藜,你就得收获荆棘。历史必须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消化乖戾,要经反复的辩证,才能认清实质。所以,对于为这场突如其来的,猝不及防的,而且无法遏制,只能依赖老天爷不下雨以示警的手段,才得以中止的变法,那些受害者的诉说的欲望,泄愤的欲望,无所不用其极的唾弃的欲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强迫人们遗忘一段历史。

即使郑侠所呈上的《流民图》,是极个别的现象,是极局部的现象,难道因为王安石的变法具有超历史的意义,那些极个别、极局部的、也是极真实的痛苦,就是理所应当,连怨恨一下都不可以吗?

如果。李贽生于秦朝;如果,梁启超长在北宋,我看他们两位未必会如此大喇喇地发表高见的。

王安石,字介甫,号丰山,抚州临川人。庆历进士,任淮南判官,知鄞县,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府,江东刑狱提点,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入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要求“改易更革”。任值集贤院,知制诰。神宗即位,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拜参知政事,力主“变风俗,立法度”,为年轻而极想有为的神宗所接受。于是实行变法。设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先后推行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用王韶发动熙河之役,取得对西夏作战胜利,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永乐之役复大败于西夏。又改革科举,整顿学校,训释《诗》、《书》、《周礼》为《三经新义》,遭到司马光、文彦博、吕诲、吕公着和二程等人反对。他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思想,进行反驳。由于新法在推广实施过程中,粗糙行事,强迫命令,遂出现市场凋弊,商业萎缩,百姓出走,农田抛荒等现象发生。加之不良官吏,籍税牟利,无耻小人,借以渔肉,以致民众不堪新法之扰,有逃亡者,有自伤者,有背井离乡者,形成强大的反对声浪。高太后、曹太后出面干预,神宗动摇,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复相。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再次罢相,退居江宁半山园。死后,先封舒国公,称为舒王,后改荆国公,又称王荆公。

在中国历史上,再无比他更能引发争议,褒贬不一的人物了。对其评价,从南宋以后,至元代编《宋史》,评价一路直下;而从民国以后,至“文革”批林批孔,行情重又看好。推崇者捧高到近乎于神,丑化者差不多将他描画为鬼,如此各走极端,强烈反差到天渊之别,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目中,基本上仍受传统史书的影响,认为王安石为“拗相公”这个形象,还是相当主流的观点。

林语堂着《苏东坡传》,是一部给外国人介绍这位文学大师的书,后来翻译过来,很有影响。他在文中也专门写了“拗相公”一章。

因为他写苏东坡,无法不写王安石,不了解王安石在那短短不足十年的政治活动,也就无法了解随后四十年间苏东坡的坎坷命运。林语堂把这位拗相公,作为苏轼的对立面来描写的,而且认为苏轼全部的不幸遭遇,是与王安石及其同党的一连串的迫害分不开的。“因为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

北宋政权的朋党之争,宗派之争,小组织活动,拉帮结伙行为,与历朝历代相比,虽然不是更多,但也不是更少。在王安石熙宁变法以前,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任参知政事,联合富弼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庆历新政”推行不到半年,即被罢去职务,改革中止。尽管当时反对者如吕夷简,也指认范仲淹与尹洙、欧阳修为朋党,互相攻讦,但与王安石推行新法时相比,对所有与自己政见不合的大臣进行无情的打击,对支持自己改革大业哪怕是一个无耻之徒也大加擢升,也就是司马光上书神宗所说的:“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如果说,上一次的庆历新政,对立双方的争执还停留在情绪的针锋相对上,这一次的熙宁变法,第一,王安石的打击面太广;第二,惩治处分的力度加重;第三,他所起用的诸多干将,其被认可的程度极低,其诚信度接近于负数,双方对立,如同水火,彼此恶斗,不可调和;第四,由于这些新贵们,暴得权力,在铲除敌手的狠毒方面,比王安石有过之无不及,于是,这种朋党之争的合法化,公开化,成为执政者的官方行为,便是神宗朝以后中央权力倾轧的重心。

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因为他对苏东坡文学之成就,为官之廉正,品德之完美,性格之平和,崇拜得无以复加,整部传记中,充满了赞美的词句。所以,他在这部书里对王安石的评价,较为负面,这也是一个作家对于笔下人物自然会生出来的爱或憎的态度,肯定或否定的情绪。你可以不赞成这位作家的偏颇,片面,甚到颠倒,歪曲,但他有在自己作品中表达看法的权利。

正如宋人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是历来为王安石辩诬的学者、专家、权威、教授最深恶痛绝的书籍。同样,林语堂的这部《苏东坡传》,也是当代重新评价这位大改革家所竭力否定的书。道理很简单,因为林语堂认为王安石是一个“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的“怪人”。而且还认为:他的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的一个主要的诗人。

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

这自然与梁启超称王安石为三代以下,中国唯一的完人的评价背道而驰。在梁启超看来,王安石“不仅为中国大政治家,亦为大文学家,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刃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对于这位北宋的政治家、改革家的评断,我们都不是曾经生活在北宋神宗年代的人,我们的全部研究工作,都是凭借于当时或事后的种种史料,而对待这些史料,对待这些史料作者,对待这些史料中所描写的人物和事件,其善与恶,真与伪,是与非,好与坏,就得遵循对于人类价值观的基本认识,就得按照对于社会发展史的整体把握,就得体现对于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才能作出我们自己的,而不是人云即云的,随风而上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