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但也是个大怪人。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王荆公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家各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公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
“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传》里说：“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世风好谀，大人物的一举一动，啊怕放个屁，追随者也会顶礼膜拜的，所以，才有“马屁精”这一美称。不过，一年到头不沐浴，一件衣服穿旧穿脏也不洗涤，怎么能和“贤”联系上，我真佩服那些马屁精的想象力。也许他们心目中的贤人，都是从内到外，不那么干净吧？
宋·彭乘《墨客挥犀》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小故事，也可见此公的性格：
“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冀公称赏。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也。”这个烹绝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称赏的人，大概也属“马”派，有什么真率可叹？上好的茶加进中药，纯系糟蹋。说得好听些，一个不通晓，或者假装不通晓人情世事的怪人罢了。
不过，从古到今，文人中间，怪者也多，倒也不足为奇。
有的是本性所致的怪，有的是大智若愚的怪。有的作家，对不起，恕我不敬地说，则是装孙子的怪，矫情的怪。把怪当作一种登龙术，一种广告手段，无非都是文思枯竭以后，作品写不出来，就只好靠文学以外的名堂，向世人表示自己的存在了。
王安石是一个搞政治的文学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作一些怪的话，也是怕人把他忘记的。所以，凡是在文坛跟头把式，出点洋相，制造新闻，兴风作浪，不那么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写作者，十之九，都有其广义上的政治企图。
因为搞真正的文学，是要费点力气的，而作怪的话，兴之所至，率意而为，那就容易多了。例如作《登楼赋》的王粲，喜欢作驴叫，实在怪得可以。他死后，安葬毕，来送丧的曹丕对一些参加追悼会的文人提议，仲宣生前爱作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每人皆引吭高声效驴之吼鸣，墓前的那个交响场面，肯定令人亢奋，但也确实是怪诞不经的。同时期，还有一位阮籍，喜欢作长啸，声闻数百步。他既不是戏曲演员，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声唱法，要练发声，长啸不已的话，也会让人不得其解的。所以，由文人组成的文坛，忽而传来一声驴鸣，一声虎啸，大可不必太在意的。因为，他不这样怪一下，怎么能让大家侧目而视呢？
至于王安石的怪，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怪，千古论者，看法不一。甚至当时的皇帝，那位宋仁宗，也弄不清他是真怪，假怪，还是装怪，何况我们后人乎？
据邵伯温《闻见录》载：仁宗有一次赐宴臣下，自然也算是盛典了。但这位皇帝很讲究俭朴的，所以就不像现在拿着公家支票去吃饭，那样花钱如流水了。他举办这次宴会，倒具有一点西洋情调，既像是自助餐，又像是野外烧烤。与会者得自己在池塘里，钓上来鱼，然后或红烧，或清蒸，或松鼠，或刺身，与大家共享同乐。
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也不善钓鱼，坐在那里，便把一碟子用面粉做成的鱼饵，一粒一粒地扔进嘴里，吃了个精光。第二天，宋仁宗对当朝宰相讲，这个王安石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极虚伪，还是极呆傻呢？一个人保不齐误吃一粒两粒鱼饵，但总不能把那么一大盘子的小面球，统统吃下去的。所以，宋仁宗不怎么赏识他，也不曾重用他。其实，这位皇帝曾经很在意他，也重视他，才把他从地方上调到中央工作。而且，在这以前，由于他为官政声甚佳，各方反应极好，宋仁宗多次指示宰相提拔此人到开封来担任要职。但这位怪人，就是不接受上方的好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每婉谢一次，他的呼声就高涨一次，每推托一次，许诺他的职务就提高一级。后来，他终于在差不多夹道欢迎的程度下来到京城就职，有没有洋鼓洋号啦啦队之类，不得而知，反正那时没有明星，他就是拥有许多粉丝的政治明星。
《邵氏闻见录》载：“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两家兄弟。韩、吕朝廷之巨室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持国学术尤高，大臣荐入馆。吕晦叔亦与安石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又结一时名德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一个人，能够如此打造环境，经营氛围，铺垫人气，放长线钓大鱼，作先声夺人的努力，没有相当智商，没有十分手腕，是难以办到的。然而，这个人居然若无其事地吃下一盘子鱼饵，真是让人很难叠合起来看王安石。
他到了中央，果然很当回事地，给皇帝上万言书，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要求改变经济方针。实际上，这一套思路，也就是被隔一代的新皇帝宋神宗，大加赏识，而推行全国的，在历史上称为“王安石变法”的设想蓝本。不知为什么，万言书上去之后，仁宗没有反应，大家觉得他调来中央，必受重用，仁宗也没有后续动作，基本上将他晒干在那儿，晾着他了。待了一些日子，王安石便借口家事，又请调回金陵。于是，有人纳闷，这对君臣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产生了什么龃龉。其实，屁事也没有。有人认为，他当着仁宗的面，吃了那一盘子鱼饵，估计让陛下觉得他这个人，若非大愚，必是大奸，因此，对这位臣下，由最初的热烈期待，变为疑虑不解，从此拉开距离，不再纳入他的视野中了。
谈到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有时，表象和本质会很不一致的，怪诞的背后，没准相当世俗，邀名求利之心更重，也说不一定的，谁知王安石是不是有意识吃给仁宗皇帝看的呢！因为，他的抱负很大，他是想在富国强邦的政治领域里，创功立业，他到中央来是对这位欣赏他的皇帝，寄托希望，能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可实际并非如此，仁宗本来就没有什么锐志雄图，登上皇位太久，也懒得革新求变，王安石睹此无可作为的现状，也就不再积极，就吃这一盘子鱼饵让陛下看看，也未可知。
但对另外一个皇帝，又一点也不怪了。宋·曾舒《南游说旧》记载：“王介甫以次女适蔡卞，吴国夫人吴氏骤贵，又爱此女，乃以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俊之声已闻于外。神宗一日问介甫曰：‘卿大儒之家，用锦帐嫁女？’甫愕然无以对，归问之，果然，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帐，明日再对，惶惧谢罪而已。”由此看，他有时要装装怪，有时也不敢怪的。因为，神宗对于他来讲，是属于必须绝对小心侍候的主子，他是将身家性命都押在这场赌桌上了。所以，说到底，怪的行为举止，无非是文人一种引入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有时怪，有时不怪，需要时怪，不需要时不怪。王安石死了以后不久，很快民间就流传以他为主角的说书，题名《拗相公》的话本，现在还可以从残存的《京本通俗小说》中读到。这当然是他的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是受新政之累的老百姓，在舆论上的一次清算。用一个“拗”字，来形容王安石，当然是十分传神的。
有一年元宵节，王安石陪着神宗皇帝，君臣二人，边谈边行，乘马进宣德门。没想到执勤卫士，持枪把他拦住了，拉住了他的马，不许他进去。那时，他已经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首相，宰相肚里好撑船，本不必发那么大的脾气。
但他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办。御史蔡确不同意，“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王安石“拗”起来，连神宗也拿他没法办，只好为他“杖卫士，斥内侍”，而“安石犹不平”。《邵氏闻见录》也讲过一则他别扭得不可理解的小故事：“荆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扫地，当其意，誉之不容口。忽误触灯檠，即大怒，以为不力，逐去之。参寥在座，私语他客曰：‘公以喜怒进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进退士大夫也。’”但是，他要把他的儿子王雱，推荐给神宗皇帝时。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来，也未为不可的。可他却绕了个大弯子，先把他儿子写的策论，和《道德经》注疏，刻了板，再印成书，再拿在市场上卖，再从读者的呼声中，上达天听使皇帝闻知，采取了这种迂回战略，此公究竟是真拗呢，还是假拗，真是要打个问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