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一个充满人格魅力的文学大师，一直到今天，九百年来，他像一块兀立不动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史。
如果大学中文系开两宋文学这堂课的教师，突然奉命不谈苏轼的话，我想他一定要失语五分钟以上，因为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绕开这位巨人，自然也包括教授食堂里那碗“东坡肉”。因为没有这位发明了这道名菜的文人，大家也就欣赏不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佳肴了。
如果中国文学史没有这一块基石的话，作为中国诗歌中豪放一派，在他之前，在他之后，能找出另外一位更具代表性，并被中国的读者，上至顶尖人物，下至普通百姓，遍及士农工商，包括男女老少所认同，达到雅俗共赏的程度吗？
九百年来，中国人鲜有不知道苏轼这位文学大师者，鲜有不知道苏轼的作品者，略不思索，即可脱口而出他的诗词歌赋，也是大有人在的。
如果他不是生在宋朝，碰到的对手不是王安石和他卵翼下那些小人，早脱八层皮，早死一百回了。若如此，就会出现文学史上的空窗期，讲宋文学史而无苏东坡，该少掉多少精彩。这位文人若是生在别的朝代，也许不一定能走出乌台诗狱，也许不一定能从发配的岭南生还，也许更不一定能渡过琼州海峡，以为必死于天涯海角的他，居然活着回到中原。所以，皇帝和文人之间，存在着生物链的平衡问题。皇帝老琢磨文人，文人就没得好日子过，皇帝要对文人宽容一点，轻松一点，那一时期的文学史，必然要好看一点，丰收一点。
王安石是个很厉害的政治家，居然就是整不倒他，苏轼写过一篇很着名的文章，题日《商鞅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绝非泛泛之论。“后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无商君之功，享商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祸者，吾为之惧矣。”而文中所指的“后之君子”，正是这个王安石，而他倚重的，视为股肱的吕惠卿、章悖、曾布、李定、舒亶、邓绾……一个个都具有嗜血动物的天性，收拾起对手来，无不既毒又狠，’居然就是整不死他。我想，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中，皇帝和文人的关系，唐朝和宋朝，是一种类型，明朝和清朝，又是另一种类型。
唐、宋的皇帝与文人为敌者少，轻易不举刀子；明、清的皇帝与文人仇恨者多，动不动就砍脑袋。
别看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全面变法，但并不支持王安石和他的党羽一定要弄死苏东坡。虽然把他关了起来，最后还是把他放出去了。也许宋神宗对苏东坡诗里的指桑骂槐，不以为然，有些恼火，但别人挑拨说，他在骂陛下您呀！神宗也是不肯轻信的。挑拨者指着检举书里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然后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于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与朕事？”这是个明白皇帝，至少能进行正常思维的皇帝，要是碰上朱元璋，早推出去交给刽子手了。
据宋·方勺《泊宅编》：“东坡既就逮，下御史府。慈圣曹太皇语上曰：‘官家何事数日不怿？’对曰：‘更张数事未成，有苏轼者，辄加谤讪，至形于文字。’太皇曰：‘得非轼、辙乎？’上惊曰：‘娘娘何以闻之？’曰：‘尝记仁宗皇帝策试制举人罢，归喜而言日：朕今日得二文士，谓苏轼、苏辙也。然吾老矣，虑不能用，将来遗后人，不亦可乎！’因泣问：‘二人安在？’上对以轼方系狱，则又泣下。上亦感动，始有贷轼意。”
据宋·陈鹄《耆旧续闻》：“慈圣光献大渐，上纯孝，欲肆赦。后曰：‘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了苏轼足矣！’时子瞻对簿也。后又言：‘昔仁宗策贤良，归喜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上悟，即有黄州之贬。”
这就是宋朝最高统治当局，不那么死磕文人的最好例证。
其实，唐朝也是类似的风气。骆宾王受徐敬业约，写了一篇《讨武曌檄》，把这位女皇帝糟蹋得够呛。当有人将这篇东西送交到她那里，她非但没暴跳如雷，给我把他抓住，给我将他毙了，而是很奇怪，怎么这样一位会写文章的作者，我们的宰相怎么没发现，怎么没有让他到政府工作。同样，唐代第一诗人李白，他非要把宝押在永王那儿，结果，造反者给唐肃宗镇压了，如果换个皇帝，你不来投奔我，你本来就不对，因为你是天字第一号诗人，投奔到我的对立面那儿，当然要处理，不过，也没有关，没有杀，只是流放夜郎。
在中国历史上，李唐和赵宋两朝，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而有宋一代，对文人授官之高，要高于唐朝。以唐宋八大家为例，唐授韩愈、柳宗元的官位，也就是刺史、侍郎等职，相当于省辖市一级，地委一级。而宋授欧阳修、苏轼的官位，往往超过省部级，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都是进入中枢决策层面的要员。虽然，说到赵匡胤，都会加上“行伍出身”四字，但从他的父亲起，已是历后唐、后晋、后汉至后周数朝的军人世家，为涿州的名门望户，不仅拥有财富，还拥有贵族门第的精神传统，这一点非常重要，他们对于文明的趋附，对于文化的感知，对于文化人的亲和，是那些思想狭隘，意识偏执的农民和小生产者，所不具有的。对没有文化素质的领导人，谈文化，就如同与坐井观天的人，谈万里无云的澄碧天空一样，根本不会有共同语言的。
赵姓皇帝对于文化人的优容，是有其家族契约的立法基础，在中国，在世界，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这样器识的统治者。
据宋·叶梦得《避暑漫抄》：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
‘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九百年前的这块石碑，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能在这个世界上有如此博大精深，有如此悠久历史，有如此辉煌灿烂，有如此蓬勃生命力者的基础。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块石碑的功劳，而是与这块石碑相连贯起来的中国文化传统。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个传统放在心上，不等于那些明主、英主也如此。秦始皇焚书坑儒，‘医药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时，也有一丝文化考虑的。
因此，翻开《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爱收拾知识分子的皇帝，通常是来自草根阶层，且个人文化程度偏低者，几乎是一条铁的规律，很少有例外。
这种人因其天性所致，因其基因作用，对于文明的拒绝情绪，对于文化的抵触心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界隔感情，绝对根深蒂固。
为什么明清之际的帝王，视文人为草芥，动辄杀无赦，在文化上大张挞伐的文字狱，最为猖獗？就是因为基本上无文化而且以无赖行径夺得江山的朱元璋，和虽驭临天下，但作为外族统治者的康、雍、乾三帝，都具有难以克服的弱势文化心理。
弱势文化心理，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便是知识分子的倒霉之时，而弱势文化心理，与暴虐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就永无翻身之日。“文革”期间，造反派和红卫兵，所以要把“臭老九”往死里折腾，也是对自己过去处于低下状态中自卑压抑心理的一种精神补偿，可想而知在惩罚手段上，是如何的无所不用其极了。
常常要经数代的教养熏陶，直到其子孙也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才能有所改变。明之朱元璋，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现在无从知道他在游方乞讨的生涯中，是如何饱受生员官吏、豪门土族、衙隶差役、地主富户欺压的，反正是他心中的一笔深仇大恨。因为他没有机会读书，对知识分子，怀有戒惧疑虑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当上了皇帝以后，收拾起这些人来，是一点也不手软的。
性残忍，好猜忌，嗜杀人，无所不用其极，是朱皇帝这位暴君的特点。尤其他坐稳江山以后，不能不使用知识分子，来管理这个国家的行政事务，但是，他又不能不防范这些知识分子，给他耍心眼，跟他不合作。因而，他对手下的这些官员，总是提防着，总是戒备着，表现得特别敏感，特别介意，甚至有点病态的神经质。
而神经绷紧到一定程度，就要开刀问斩。“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明无名氏《翦胜野闻》）
最有趣的，他老婆马皇后跟他厮杀一生，最后沉疴不起，知道死之将至，无法挽救。经太医们精心会诊，想法治疗。谁知她宁可等死，坚决拒绝用药。
朱元璋火了，责问她为什么？马皇后说，“我吃药也是死，不吃药也是死，可我吃了药死后，你一定要杀这些太医们的头，与其如此，还不如不吃药而死，可以保全这些太医们。”
这一段野史，人称“马皇后怜惜太医”，由此可见，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婆，也是对他动辄杀人的脾气，无可奈何的表现。因为一旦成为暴君，便不可理喻的疯狂了。
朱元璋残暴阴刻，自负褊狭，猜忌疑心，自然对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更要视作心腹之患了。虽然他与元军，与其他起义军作战打天下的时候，很注意延揽士人，以为己用。譬如刘基，譬如宋濂，譬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高升，譬如“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的唐仲实等等。但江山坐稳，这些读书人和那些恃功自傲的功臣宿将一样，很有碍于他的统治，登基没几年，他就开始收拾了。
如果说引发朱元璋对开国元勋大开杀戒的借口，是谋反叛乱，他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就是不能容忍这些读书人对他的“讥讪”，尤其不要碰他的“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