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要公开，要把学校生活放在阳光下面，让大家都能看到，都能参观批评。办学的人对待学生要亲如子弟，这样大家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来。
陶行知的这些观点，对于如今举步不前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
前面提到，陶行知在五四运动前夕就有《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问世。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第一流的教育家是敢于探究未发明的新理，敢于进入未开化的边境，富于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的人。这种人在创造时目光要深，在开辟时目光要远。总的来说，创造和开辟都是要有胆量的，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就是创造型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就是开辟型教育家。这说明一个学校的校长，应该是目光深远、有胆量开辟创造的人。
如果说这个标准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过了几年以后，他的标准便逐渐清晰起来。1924年7月，陶行知参观南京神策门外燕子矶国民学校后，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这所学校本来已经开办多年，但是陶行知却认为它的新生命是从丁超校长上任后开始的，因此只有“半周岁”。这所学校坐落在一个关帝庙中，办学环境非常糟糕。丁校长上任伊始，就拿起锤子扫帚，不是修补用具，就是打扫卫生。时间一长，他居然获得“钉锤校长”和“扫帚校长”
的雅号。在丁校长影响下，全校师生也养成维护校园、改善环境的好习惯。陶行知参观这所学校后，不但欣赏丁校长能够以身作则，还对他少花钱办大事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燕子矶国民学校的经验说明，“有钱办学不算稀奇，我们要把没有钱的学堂办得有精彩，才算真本领。”
这些年来，人们每逢谈到教育，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教育经费不足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教育经费与官员们的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相比，实在是不足挂齿。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少得可怜。这固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好的校长，没有正确的办学理念，即便是有了足够的教育投入，也未必能把学校办好。近年来中国大学的经费虽然有所提高，但办学状况却不能令人满意，就是很好的证明。
1926年，陶行知在《整个的校长》一文中说：“要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看到那些“能力大”的人，要担任好几个学校的校长，那些“能力小”的人，则是几个人合伙起来干一个校长的工作。因此他告诫人们：“一个人干几个校长，或几个人干一个校长，都不是整个的校长，都是命分式的校长。”所谓“命分式”校长，就是分心的，不能集中精力做事的校长。这种校长无论对个人、对教育，都有害无益。因此他说：“为国家教育计，为个人精力计，一个人只可担任一个学校校长，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
后来，他还对生活教育社的同人们说：“当一个小学校长，不仅是一两百学生的导师，还是一两百户、一两千人的导师。他的地位的重要是好比一个作战的团长。但是倘使你小看了自己的岗位，小看了别人的力量，小看了生活教育的即知即传、工学团等原理，你便成了一只孤鸦，一个光棍，你就会由渺小而悲观、徘徊、妥协，敌人一来是不堪设想。”
陶行知是提倡“教学做合一”的。2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致力于乡村教育，提出“乡村标准学校最需要的就是标准校长。乡村标准校长应当有三层资格：一、他要有农夫的身手；二、他要有教师的头脑；三、他要有社会改造家的精神”。南京尧化门小学校长宋鼎根据陶行知提出的标准和意见，取得显著成绩。位于南京城外的江宁县立师范学校校长徐卓夫，得知宋鼎办学颇有成效后，便用“三顾茅庐”的方法请宋前来担任训育主任。陶行知参观江宁县立师范学校以后，对徐校长的做法非常赞赏。他在《天将明之师范学校》一文中说：这所学校既有一种贫而乐的精神，又有向小学学习的虚心精神。它不仅有远大的前途，还开辟了中国师范教育的新纪元。由此可见，“中国的真正师范教育要天明了”。
陶行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受了两千年专制统治，因此人们一旦掌人生权，往往会“仗权欺人”，就连“区区校长”也不例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中指出：由于大家都在专制统治中长大，既要受独裁制度的熏陶，又没有学习民主作风的机会，这就使“校长对于我们，我们对于学生，多少都存在着一些要不得的独裁作风”。基于这一认识，他主张校长要“运用民主作风教学生，并与同事共同过民主生活，以造成民主的学校”。在日常工作中，无论什么人都要遵循这样一些原则：“自己要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要做事，也让别人做事，最好是大家合作。自己要吃饭，也让别人吃饭，最好是大家有饭吃。自己要安全，也让别人安全，最好是大家平安。自己要长进，也让别人长进，最好是大家共同长进。”这大概就是民主制度与所谓和谐社会的真谛吧。
前不久，听朋友说我们这里有位重点中学的校长，因为儿子结婚，居然动用好几辆警车前来开道。我想这位校长如此“霸道”，除了想要摆谱之外，还有一种“自己办事，就不让别人办事；自己安全，就不顾别人安全”的意识在作怪。作为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给这样的校长，能放心吗？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老师、学生和家长，对于这种霸道现象，好像早已见怪不怪了。这难道不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哀？
五 做一个合格的教师
在改造旧中国的过程中，陶行知对教师寄予很高期望。他说：“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工必粗陋；国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
陶行知深知，尊师重教的前提是教师必须自重。因此他还说：“要人敬的必先自敬，重师首在师之自重。”前不久，听一位学生家长说，她的孩子在学校参加考试，一位同学忘记在试卷上写自己的名字。老师讲评试卷时便恶狠狠地说：“这是谁的卷子，为什么不写名字？难道是王八蛋的卷子吗？”全班同学虽然不敢吭声，但内心都对这位老师极其反感。这虽然是个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教师口出秽言、甚至动手打人者屡有发生。这种不尊重学生的行为其实是一种“不自重”的表现，实在有损于教师的形象。
陶行知认为，教师自重与否，首先与师范教育有关。他在《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中说，师范学校担负着培养和改造国民的重大责任，国家的前途，文化的盛衰，都取决于师范教育。陶行知致力于乡村教育后曾反复强调：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最好的教育。
对于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教师，陶行知有许多论述。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有远大理想和献身精神。
1931年，陶行知为《师范生》月刊创刊号撰文说：教育的本质是教人变。教人变好的是好教育，教人变坏的是坏教育，教学生变成先生的是师范教育。他希望师范生要像孙悟空一样，首先要做一个“有目的，有远虑，有理想”的人。陶行知有一句名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我们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第二，要改变传统观念。
早在1919年，陶行知就在《教学合一》中指出，许多人以为教师的职责在于教书，即教学生读书。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把活泼的孩子当成“书架子”、“纸篓子”。因此他提出教师的责任不在于只是“教”
书，而在于教学生如何学习。这样一来，学生就会由被动地死记硬背变成主动活泼地学习。他提倡师生平等，反对所谓“严师出高徒”
的陈旧观念。他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只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与学生同呼吸共命运，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
第三，要热爱学习。
陶行知说：“有些人做了几年教师便有倦意，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还是因为不好学，天天开留声机，唱旧片子，所以难免觉得疲倦起来。唯独学而不厌的人，才可以诲人不倦。要想做教师的人把岗位站得长久，必须使他们有机会一面教，一面学；教到老，学到老。……越学越快乐。”
他还说：“好学是传染的，一人好学，可以染起许多人好学。就地位论，好学的教师最为重要。想有好学的学生，须有好学的先生。换句话说，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他主张作为一个教师，只有天天学习，才能在教学中享受快乐。好的教师应该是一方面指导学生，一方面研究学问。
第四，要与孩子交朋友。
陶行知认为，一个人不懂得小孩心理、小孩困难、小孩愿望、小孩脾气和小孩问题，是不可能教好小孩的。他甚至把小孩比作唐僧，号召师范生向孙悟空学习，“拜小朋友做师傅”，在小朋友的指导下“学着做人”。他指出：“如果你不肯向你的学生虚心请教，你便不知道他的环境，不知道他的能力，不知道他的需要；那么，你就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教导他。”
陶行知主张，在向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应该忘掉自己的年纪，加入小孩子的队伍，变成一个十足的小孩。这样，就会“有惊人的奇迹出现：师生立刻成为朋友，学校立刻成为乐园；您立刻觉得是和小孩子一般儿大，一块儿玩，一处儿做工……”只有在谁也不觉得您是先生的时候，您便成了真正的先生。
第五，要有不怕失败的试验精神。
作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是主张试验主义的。他认为试验是发明的利器，近代一切发明创造都来自于试验，教育也不例外。要除旧布新、改良教育，就离不开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很可能失败。因此他希望“教育行政当局，从中央以下直到校长，该给教员以试验或选择书本之自由”。但是，“现在行政方面之趋势是太一律，太呆板。若不改弦更张，实无创造之可能”。我曾经借用“计划经济”的说法，把当今的教育说成是“计划教育”。计划教育的主要特征是依靠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招生、统一考试来管理学校。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不仅不允许教师有选择和试验的自由，而且还可能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之初的计划教育管理体制，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这实在有悖于当前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第六，要说真话不说假话。
陶行知指出：教师的职责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责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因此他主张教师的职责不应该只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要教学生做人。基于这一考虑，他要求教师一定要具备两种素质：
第一有真知灼见，不要有偏见；第二要敢说真话，不说假话。只有这样才算一个称职的教师。
六 创办晓庄师范
1926年10月，陶行知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乡村幼儿园——南京燕子矶幼稚园。为此，他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中指出：“人生所需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须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然成为社会优良的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但是，当时国内的幼稚园却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大家以为凡是外国的都是最好的，致使“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二是花钱病，许多幼稚园的费用超过小学好几倍；三是富贵病，因为学费太高，“所以幼稚园只是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这种状况在如今的独生子女时代，好像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不同的是，当时有陶行知力挽狂澜。他呼吁，我们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建设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乡村幼稚园。相比之下，“当代陶行知”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呢？
1927年年初，在江苏教育厅赞助下，中华教育改进社决定成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校址定在南京神策门外老山脚下的小庄，该校的招生广告颇具特色——培养目标：（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
考试科目：（一）农工或木工操作一日；（二）智慧测验；（三）常识测验；（四）作文一篇； （ 五） 五分钟演说。
本校准备： （ 一） 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二）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三）最少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住；（四）中心学校数处供学生实地教学做；（五）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
广告后还特别声明：“少爷、小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这招生广告在当时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就是在今天，也会让人瞠目结舌。
然而这并不是故弄玄虚的炒作，而是真心实意的追求。1927年3月15日，正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军开始向南京发起总攻的时候，晓庄师范学校正式开学了。尽管四周炮声隆隆，但是当地村民们还是扶老携幼、三五成群地赶来看热闹。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前来报到的只有13名学生。
据说在这13人中，既有从清华大学数学系退学而来的操震球，又有刚刚辞职的中华书局编辑所主任程本海，还有著名作家曹聚仁的学生王琳。陶行知说，“当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他们历经艰险而到来，使学校能够在枪林弹雨中如期开学，这有点像耶稣的13个门徒。为此《申报》也发表评论说：“在此车马倥偬之秋，宁城居民纷纷逃难他徙。而各学校所有之学生，亦皆逃避一空。独此乡村师范，在此时招生，竟有数千百里外，不避艰难、不顾生死远道而来，殊可令人注意。”
因为学校既无校舍，又无老师，所以陶行知在开学典礼上说：“本校特异于平常的学校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员。大凡一个学校创立，总要有房屋才能开课。我们在这空旷的山麓行开学礼，实在是罕见的。要知道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的要充溢于天地间。所造的草屋，不过是避风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相信没有专能的老师，只有比较经验稍深或学识较好的指导。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因为我们很有不及他们之处。我们认清了这两点，才能在广漠的乡村教育的路上前进。”从这简要的演讲中，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