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民国那些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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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叶圣陶与中小学教育(1)

叶圣陶(1894—1988)

好的教育,应该是让儿童自己在生活中寻求真正的知识,而不是向他们灌输别人所掌握的知识。

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

办教育决不类似办工业,没有生命的工业原料可以随你怎么制造,有生命的可不成。

叶圣陶,名绍钧,字秉臣,后改字圣陶,1894年出生于江苏苏州悬桥巷的一个平民家庭。他的父亲为人老实,因替地主管账,并承揽当地人的婚丧账务,被称为“账房先生”。“账房先生”精于人情世故,希望儿子在读书之余多多接触社会,这使叶圣陶很早就有观察社会、关心民瘼的能力。叶圣陶的母亲虽然识字不多,却擅长讲故事、猜谜语,对他的影响也很大。

1905年,叶圣陶参加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不幸落选。对此,叶圣陶似乎不以为然。他说:“我本来就没有要考的欲望,是父亲叫我去的。”第二年,他考入当地一所高等小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1907年,叶圣陶提前毕业,考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即著名的草桥中学。在这里,他与顾颉刚、王伯祥等同学组织社团、创办刊物,表现十分活跃。

辛亥革命后,叶圣陶从草桥中学毕业,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但不久他就被排挤出校。无奈之下,他只好卖文谋生,开始小说创作。1915年以后,经朋友介绍,他先在上海尚公学校教书,后在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吴县第五高小位于甪直,叶圣陶在那里度过六年的教学生涯,因此他把甪直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时,老同学顾颉刚正在北京大学读书。经顾介绍,他参加新潮社并成为该社发起人之一。1921年,在郑振铎邀请下,他参与并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不久,他与朱自清、刘延陵、俞平伯等人成立中国新诗社,并创办《诗》月刊。在此期间,他在《新潮》《晨报》

《京报》《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许多小说和诗歌。1921年秋,他开始童话创作,仅半年时间就发表20多篇优秀的童话作品,成为中国最早从事童话创作的作家之一。

1924年,叶圣陶经胡适的好友朱经农介绍,担任商务印书馆中学国文教材编辑,并与早期共产党人沈雁冰(茅盾)、瞿秋白、杨贤江往来密切。在此前后,他写了大量“教育小说”。其中,以反映小学教师生活经历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最具代表性。1930年,叶圣陶离开商务印书馆进入开明书店,担任《中学生》《中学生文艺》《新少年》等刊物主编,继续关注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抗日战争开始后,叶圣陶辗转来到成都,担任四川教育厅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从事中学教学的计划研究工作。抗战胜利后,叶圣陶回到上海,继续供职于开明书店,并积极参加“争民主、反内战”的运动。1949年初,叶圣陶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绕道香港抵达北平,参与筹建新中国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文革”中他被免除一切职务,革命造反派以“文教界祖师爷”、“漏网大右派”等名义对他进行批斗。“文革”结束后,叶圣陶以80多岁高龄再次投入工作,担任教育部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务。1988年,叶圣陶逝世,终年94岁。

叶圣陶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出版事业,他不但在小说、诗歌、童话等创作中通过艺术的手法反映教育问题,而且还写了许多关于教育的杂文和随笔,直接表达自己对教育的意见。叶圣陶教育思想涉及范围很广,既有对教育的哲学思考,又有对教材教法的研究。这里只能针对当前教育存在的问题,介绍一些相关的内容。

一  早年教学生涯

辛亥革命前夕,17岁的叶圣陶还在草桥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了女子教育问题。他认为,由于未成年人的记忆力远远超过成年人,因此人的观念往往是在儿童时代形成的。又由于母亲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因此作为一个母亲,凡是有害于儿童智识和道德的事,既不可说,也不可做。如果说了,儿童就会听从;如果做了,儿童就会模仿。从这个角度来看,女子教育是刻不容缓的事。

辛亥革命后,叶圣陶从草桥中学毕业,因家境贫寒无法继续升学。在校长帮助下,他进入苏州言子庙小学任教。他本来是个热爱教育事业、对工作尽心尽力的人,但由于应付不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再加上对教育界的腐败深感不满,很快就被该校排挤出去。

1915年,叶圣陶经儿时的朋友、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郭绍虞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附属尚公学校任教。在这里,他倡导教育改革,反对陈腐观念,希望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结合起来。第二年,他开设一个小型图书馆,取名“少年书报社”。他在《我校之少年书报社》一文中说:儿童到学校来,是为了求学。“学校应其求,乃授之以课程”,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在授课的时候,如果老师用注入的方式,就可能会徒劳无功;如果利用孩子的求知心理,“采用自学辅导主义”,则可能会事半功倍。何况,学校的课程范围有限,儿童的求知心无涯,“以有限应无涯,难乎其无违教育之本旨矣”。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办少年书报社的理由。他还说,低年级儿童爱读童话,高年级学生则爱读小说和知识性读物。因此开办少年书报社无非是为了让大家增进课外知识,养成自学的习惯。另外,这个小小的少年书报社备有三种日报。每天报纸一来,少年儿童争相阅读,说明大家都很关心国内外大事。

这些话虽然简单,但却反映了这位21岁的年轻教师已经明白,办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为了让他们养成自学和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商务印书馆看到叶圣陶是个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便邀请他协助编写《国文教科书》和《国文教授书》,这对他是很大的鼓励。

1917年,叶圣陶应老同学吴宾若、王伯祥邀请,到苏州甪直镇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任教。这时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兴起,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叶圣陶不仅自编教材,还在学校办农场,开商店,造戏台,建立展览馆、图书室、音乐室、篆刻室,开展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吴宾若是该校校长,他奉信“爱的教育”,善于用情感来打动学生。叶圣陶认为他是最真诚最有实践精神的教育家。在与吴宾若、王伯祥相处的日子里,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创造新人”。不久,他的妻子胡墨林辞去南通女子师范教职前来任教。甪直的小桥流水,黑瓦白墙,窄街深巷和农夫村妇,颇有诗情画意;几个年轻人的情趣爱好,理想志向和奉献精神,也令人钦佩。这里虽然远离北京,却与新文化运动紧密相连;他们虽然可以住在城市,却甘愿为乡村教育无私奉献。这种“甜津津的”乡村老师生活,在今天看来仿佛是天方夜谭。难怪当地人要说:“甪直是圣陶先生的摇篮”。叶圣陶也说,他已经“做了甪直人”,并把甪直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二 反思小学教育

1919年,正在甪直担任小学教师的叶圣陶写下《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对小学教育进行深刻反思。

他首先把小学生比作植物、把小学教师比作“种植家”,然后指出:

“一棵花,一棵草,它那发荣滋长的可能性,在一粒种子的时候早已具备了。”但为什么有些种子却不能发芽,或者是发了芽也长不好呢?这恐怕有两种可能,一是遗传有问题或环境不适宜,二是“种植家”扼杀了植物生长的可能性。叶圣陶的说法与苏格拉底的观点是一致的。苏格拉底认为,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这说明,教师的作用应该是唤醒学生潜在的追求真理的意识,而不是一味地向学生灌输所谓的知识。这就是说,教师应该像园丁一样,千方百计呵护自己的学生。

紧接着,叶圣陶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小学教育的价值是什么?他认为小学教育既不是为了模仿古人的行为、记忆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为了学习一门养家糊口的技艺。小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价值的人、一个有明确方向的人、一个“能参加整个人类的进化历程”的人。小学教师的作用,是要让学生从小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明确努力的方向,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可能性”。小学教育的价值,就在于为学生的发展打下很好的根基。

叶圣陶说,如果小学教师“欠缺修养功夫,……没有切合人生的人生观”,就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如果小学教师没有“明确的主义”,那么他们就会“只捡那最容易的不用费心”的办法管理学生。其中最典型的一招,就是对于“六七岁的孩子……不许他们有活动的自由”。如果孩子们耐不住约束,仍然要自由活动,做教师的就会“如临大敌,仿佛官吏对待乱民一样,定要设法压服他们”。叶圣陶认为,这其实是在“摧残学生的可能性”。当然,叶圣陶也反对教师对学生放任自流。如果学生沾染了社会恶习,教师又放任不管,那就是失职的表现。因此,要想正确地指导学生,应当很好地研究儿童心理,然后把他们引向正确的人生历程。遗憾的是,在应试教育的逼迫下,如今的教师早已失去园丁的形象。

对于读书,叶圣陶也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书籍是“古人的思想行为的符号”。读书的作用,是让学生知道“已往”、为“未来”做准备,是为了让学生成为一个高尚的、有价值的人。但是许多教师却只知道让学生一味地读书,不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们根本不考虑教科书是不是切合人生,是不是可以为未来做准备,离开教科书是不是还有别的材料等问题。如果说在当年的教育体制下,教师还可以考虑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在如今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考试的体制下,所有的教师已经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

叶圣陶说: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学生“不很用心,倒是他们的造化;如果全部容受,无不记忆,那么吃亏就不浅了。”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是因为第一,“读书只求记忆,没有研究的方法,没有实验的机会,那(终)究不会切合人生,丝毫没有用处。”第二,课堂教学中的听讲、记忆、背诵,会耗费许多精神,占用许多时间。如果小学生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这些方面,那将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三,现代社会需要明辨是非、热爱真理的人,但是死记硬背却只能会让人养成盲从的习惯。习惯于盲从的人,只能做“他人的奴隶”。

叶圣陶指出,注重事实,欢喜体验是儿童的天性。好玩有趣的,他们就喜欢;索然无味的,他们就抵制。学校的作用,应该是把所学的东西变得好玩有趣,让孩子们在游戏和玩耍中受到教益。但现在的学校为了教学方便,把所有学科分成若干门类,分别教授。这样一来,学校就难免变成“学科杂货店”。学生在这样的学校里,只能获得一些学科的皮毛,根本不可能得到货真价实的有利于人生的学问。

叶圣陶还指出,由于教师缺乏修养,“没有主义”,因此他们在学校只能得过且过,逢场作戏。他们甚至把学生当作装饰品,把学校当作古庙。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自然会觉得了无情趣。于是,许多学生就会把学习内容抛在一边,把旺盛的精力用到学校外面。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的不良影响就会乘虚而入。

叶圣陶的观点让人难免想到当代青少年沉溺于网络等现象。这本来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出了问题,但是有关方面和一些专家却说,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 一是学校周边环境不良,二是青少年心理有病。于是他们开出两个处方:一是要“净化”校园周边环境,规定在校园周围不许开设网吧之类; 二是开办青少年心理门诊,为这些孩子治病。这其实是庸医的做法——校园周围没有网吧,孩子们便去更远的地方上网,因此还造成几个孩子被火车轧死的悲剧;仅仅是因为迷恋网络就断定孩子心理有病,这和把正常人送入精神病院没有两样。

三 分析教育误区

1919年,叶圣陶以《小学教育的改造》为题,对小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出路,提出自己的意见。

他首先指出,经过仔细观察研究,他发现人们对学校教育至少有四个教育误区:第一,以为儿童来学校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提高德行。第二,以为“知识是可以授予的,德行是可以勉强修炼的”。第三,以为小学教育的任务,就是把知识授予儿童,并且让儿童修炼德行。第四,以为传授知识的方法,就是让儿童拼命读书;修炼德行的方法,就是让儿童摒弃已有的习惯嗜好, 去过那种特殊的“符合玄虚抽象的概念的生活”。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误区,大家都认为只要刻苦读书、能够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学生;只要能认真教书、能督促孩子修炼的,就是好老师。如果儿童对老师教授的知识不能接受,对那种特殊生活不能习惯,老师就会“以为自己对于学生可谓倾诚竭力,无心复加了,而学生竟不体谅他们的苦衷”。于是,他们就会对学生“加以训斥和种种惩罚,幽闭,留级,甚至开除。”叶圣陶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学校当作工厂,把学生当作原料,如果学生不能符合制造的要求,不能“成器”,那就一定要把他剔除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学校里肯定不会得到快乐。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状况呢?叶圣陶认为这与大家对人生的错误认识有关。许多人以为,“人生的种种行为,只不过是各不相关的表现,把这种各不相关的种种逐一学会,便是人生的真义。”于是,当教师的便根据这个观念去教学生,办教育的也把学校分为训导、教授、管理等部门。至于“这种设想是否谬误”,则不加考虑。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教师“像商家的会计和社会上的警察”一样。与此同时,学生对那些“硬要他们理解、记忆、练习”的“一件一件零碎的知识”,也不会产生任何兴趣。

如今的家长和老师们,在督促孩子学习的时候总喜欢用“考大学”、“找工作”、“有前途”等说法“教育”他们。殊不知孩子们根本不会像成年人一样考虑这些问题。叶圣陶所说,儿童的心理和习性,与深谋远虑的成人是有区别的。“成年人对于事物力求精研,往往有为着未来的功利目的”,但是儿童却没有这种“本事”。他们对于生活中的疑难问题,只想去弄个明白,至于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好处,却不去考虑。所以,在遇到好奇的东西时,“他们只管自己玩弄,抚摩,观察,试验,在成人看来也许觉得可笑,而他们却有无上的乐趣。”这恐怕就是儿童与成人的最大区别吧。正因为如此,叶圣陶认为儿童不好学,不是因为他们不懂道理,而是因为学校没有激发他们的兴趣。

叶圣陶发现,由于老师所教的那些知识不切合人生实际,因此儿童不会感到缺少这些知识的困苦。他问道:这种情况下,学生怎么会对知识发生兴趣呢?老师的讲授又怎么会成功呢?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叶圣陶甚至认为,如果我们的儿童早已养成“信仰教师的习惯,因而恪守教师的训诲,把教师的训诲作为立身之本,那么最吃亏的就是儿童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