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中国掀起教育改革之风。一时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成为中国教育的最新理念，许多大学把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当作教材，各级师范也纷纷效仿杜威夫妇的做法，把附属学校改为实验中学或实验小学。最值得注意的是，在1922年公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中，也把“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求个性的发展、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等理念，当作学校改革的重要标志。（《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1-4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这种影响到几十年以后都可以看到。比如1964年毛泽东对其侄儿毛远新说：“……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文革”开始后，他又进一步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当然这里所谓改革，与当年的改革根本不是一回事。
五 舒新城推广道尔顿制
尽管易培基要雄心勃勃地进行教育改革，尽管当时的社会风气对这种改革十分有利，但是舒新城还是很快就离开湖南第一师范。离开的原因，据说与校内风潮有关，这一点可以从著名文史学家陶菊隐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陶先生说：“新城在一师任教一年，因反对学生选举校长，于一九二一年辞职赴沪。到沪不久，张东荪介绍他到中国公学任中学部主任。……一九二二年，梁启超将中国公学改为大学，聘张君劢为大学校长，而将中学部改为中国公学附设吴淞中学。此时，美国教育界风行一时的道尔顿制输入中国，新城深感兴趣，就在吴淞中学首先让学生自由学习，共同研究，以培养学生的自学与工作能力。这种制度与杜威博士所提倡的‘学生治校’初无二致，道尔顿制推行不久，并无显著成效。”（《回忆中华书局》第1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陶先生早在1916年就已经认识舒新城，他的话应该大体不错。这一年，舒新城虚岁30，正是“而立”之年。
据舒新城说，道尔顿制于1920年在美国问世后，很快就传到英国并在两千多所学校实行，德国、法国、日本对此也反响热烈。1922年6月，《教育杂志》发表鲍德征所写的《道尔顿实验室计划》，向中国教育界首先介绍了这种制度。读了该文之后，舒新城对道尔顿制产生兴趣，先后与杜威夫人和帕克赫斯特女士取得联系，一方面索要资料，一方面在吴淞中学试行。不久，《教育杂志》又推出“道尔顿制专号”，各地报刊也纷纷登载讨论这种制度的文章，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或准备实行这种制度的中小学达到40多所，舒新城在《中华教育界》第十三卷第二期（1923年8月）上撰文说：“道尔顿制在中国真可谓风靡一时！“由于客观条件有限，舒新城在吴淞中学的实验只能在文科进行。尽管如此，他还是因此与校方发生误会，不得不离开上海去了南京。陶菊隐说：”新城到南京后，又应东南大学附中之聘，任研究股主任，不负行政责任。南京半城半乡，环境优美，生活低廉，加以新城的住所距金陵大学不远，便于借阅图书，因此自一九二三年春天到一九二四年秋天，他在东南大学附中任职一年半。”（《回忆中华书局》第12-13页）在此期间，舒新城写文章，做讲演，不遗余力地推广道尔顿制。1922年12月7日，他在东大附中全体教职员会议上发表“道尔顿制与中等教育”的谈话，12月23日在上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发表“道尔顿制与小学教育”的演讲，此外他还撰写了《道尔顿制可有的弊端》等文章。为了适应大家需要，他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道尔顿制概观》一书，于1923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介绍道尔顿制的时候，舒新城也谈到班级制的弊病。他说：在这种制度下，由于教师的目的是教书，学生的目的是听课，“二者之间除了以教科书为交换言语的媒介以外，实无何种关于人生生活上的真挚言语。至于课堂以外的相见更谈不到人生兴趣；学风好的，教师与学生见面尚彼此交换招呼，学风不好的，教师见着学生心里有一种‘好不愿意’的感想，学生见着教师甚且有仇视之念。”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一旦出了学校，“要他们能待人以诚，集群策群力为社会谋幸福，虽不能说绝对无其人，但为数总不多。”很多人自然要问：如果取消了班级教学制，教师的作用何以体现？对于这一担心，舒新城用美国道尔顿中学校长乔克敏的话做了回答。乔氏认为教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学生自由研究的前提下，规划并指导学生完成各科作业；第二，根据学生个性，对其离校后的生活、择业予以指导；第三，充当学生自治的顾问，指导他们既要克制自己，对团体负责，又不要压抑或影响个人创造力。因此舒新城认为中等教育的原则有三：其一，它应当是自由的；其二，应当给学生接触自然的各种机会；其三，应当使师生在人格上互相感应。由此可见，道尔顿制并不否定教师的作用，而所谓自由也不是放任自流。
对于小学能否实行道尔顿制，舒新城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在实行这种制度的时候，除了在学科重组的基础上分别设置不同的作业室之外，作业的设计也很重要。为此，他以英国一所小学为例，介绍了该校的作业内容。比如在历史作业中有研究和笔记两部分。研究的内容是：1.寺院怎样获得僧食及银钱？2.罗马丐僧；3.爱华德三世时的中世纪古城。笔记的内容是：1.把134页的家系做一略传，但不要画人物图；2.自撰一篇短文记述罗马丐僧；3.你想里慈各街是否与十四世纪的相似？4.把你所知道的商业基尔特的情形记出。又如在几何作业中，有一个题目是先画出等边三角形，把这个三角形分为三个相等的三角形，然后在每个三角形中画一个圆圈，与各边相切。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尔顿制的最大特点，是要把学生的经验和学习的内容联系起来，让他们从小养成独立研究问题的习惯。现在看来，这已经成为西方教育一个成功的经验和很好的传统了。
舒新城在《道尔顿制概观》序言中介绍说，周予同当时是《教育杂志》的编辑，曾与他共同策划了“道尔顿制专号”；朱光潜与常乃德也参与该书某些章节的撰写工作。周予同和朱光潜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而常乃德既是著名学者，又是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之一。可见当时学术思想界和教育界对于道尔顿制非常关注。
道尔顿制风靡一时的情况，从胡适的一次演讲中可以看出。1923年12月10日，胡适应南京东南大学邀请，发表《书院制史略》的讲演。他介绍了书院的历史，总结了书院有三种精神：一是代表民意，二是讲学议政，三是自修研究。随后他感慨地说：自清末新政以来，将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西方只有一百年历史的学校代替，是非常可惜的事。他指出：“今日教育界提倡道尔顿制，注重自动研究，与书院制不谋而合。”（《胡适全集》第20卷，第11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他强调这就是今天专门为大家讲书院制度史略的原因。
六 帕女士来华访问
1925年夏，道尔顿制的创始人帕克赫斯特女士在访问日本后，顺道来华访问。这次访问由中华教育改进社出面邀请，为此，《晨报》副刊还辟出“道尔顿制研究号”和“帕女士讲演录”等专栏对这次活动进行全面报道。
从报道中不难看出帕女士来访对国人进一步了解道尔顿制具有积极作用。过去大家对道尔顿制的了解毕竟是间接的，不完整、不全面的。这次请来“真神”，是求得“真经”的绝好机会。帕女士的讲演分三大部分。
第一讲：道尔顿制的原理；第二讲：道尔顿制的实际工作；第三讲：道尔顿制的心理学根据。
在第一讲中，帕女士介绍了道尔顿制的两大贡献：一是使学校社会化，二是把“教”与“学”密切联合起来。她说：过去的学校天天想的是如何”教“学生掌握现成的知识，却几乎不考虑学校的环境如何，学生的感受怎样。其实学校环境对学生学习非常重要，学生在学校里不肯学习，主要是学校环境不好。因此，她认为改革教育就是要改革学校环境，让学校环境与社会一致起来，这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是说，学校要成为一个活的图书馆，学生要养成有问题要随时随地寻找材料、解决问题的习惯。这样的学生在毕业后自然会”学以致用“。帕女士强调，道尔顿制不像旧式学校那样把琐碎的知识教给学生，而是让他们从大处着眼，掌握基本原理，以便使他们从小就有明确的方向。
帕女士指出，道尔顿的基本原理有三：一是自由，二是团体生活，三是时间预算。所谓“自由”，是要想办法让学生自由支配教材，自由支配时间，自由支配一切活动。她认为这种自由是按计划，有程序，有规律的，是包括知识、精神、体育三个方面的，而不是某些人理解的随心所欲，随随便便。所谓“团体生活”，是根据杜威“教育即生活”和“平民主义”原理，让学校成为社会的缩影，让学生在学校里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从小学会“相互扶助”、“相互节制”的团体生活。至于“时间预算”，也是道尔顿制的一个重要内容。它要求学生独立自主地安排好自己的学习时间，真正做到对自己负责。帕女士还说，学校里“第一妨碍学生自由的是‘功课表’，第二是‘班级制度’”，因此必须把这些最压迫学生的东西去掉。去掉班级制，并不是没有组织，去掉功课表，并不是没有功课表，而是各人有各人的功课表。（《晨报》副刊第1241期）在第二讲中，帕女士详细介绍了道尔顿制的实施办法。因内容十分具体，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故在此从略。至于第三讲“道尔顿制心理学上的根据”，帕女士强调没有共同心理需求的人组合在一起，不过是乌合之众；相反，按兴趣进行组合则是一种心理上的联合。因此考察一个学校好不好，要看学校能否为学生提供按兴趣组合的机会。道尔顿制能够很好地为学生提供这种机会，这也是符合其团体生活原理的。
此外，帕女士还参加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的讨论会，当面回答了中国同行的提问。
遗憾的是，作为未曾谋面的好友，舒新城并没有参加帕女士的上述活动。其实早在试行道尔顿制之初，舒新城就与帕女士建立书信联系，并将中国试行道尔顿制的情况向她汇报，帕女士也不断向舒赠送有关资料。帕女士来华之前，舒新城正在成都师范院担任教授，为此他辞去教职（也有人说这次辞职与他遭遇绯闻有关），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帕女士。没想到抵达上海后，他又收到一份电报必须返回南京，从而使他们失之交臂。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舒新城将他写给帕女士的信在《晨报》副刊发表。信中谈了四个问题：一、中国道尔顿制的背景；二、中国道尔顿制的现状；三、道尔顿制在中国不如在英国那样有结果的原因；四、几种献议。由于道尔顿制的相关资料较少，因此这封信是研究道尔顿制在中国的命运的一个重要材料。
舒新城说：中国的旧式学校——书院和私塾虽然组织并不备，也不符合儿童的心理需求，但是它们重视个体差异的教学精神与道尔顿制非常相似。再加上中国推行班级教学制度不到30年，许多教师对个别教学很有兴趣，因此“道尔顿制很适合于中国教育者的胃口”。
舒新城还说，有了上述背景，中国的道尔顿制发展十分迅速。从1922年吴淞中学的实验开始，三年来道尔顿制学校已经遍及全国，相关文字也流传广泛。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只有一中学——长沙楚怡学校中学部——还在继续用道尔顿制的方法，其余都已停止了，小学则大多数尚在进行……”紧接着，他分析了中国不能坚持实行道尔顿制的八个原因：一是师资训练不够；二是教育受政治恶势力的干扰；三是学校的经济不能独立，图书和各种教学设备不敷使用；四是出版界不能提供足够的参考书；五是学生习惯于听老师讲课，一时还不容易改变这种习惯；六是有些教师是出于好奇，一遇困难就会退缩；七是从班级制改行道尔顿制缺乏必要准备；八是没有全国性组织，因此大家遇到困难缺乏帮助。
在此基础上，舒新城提出四点“献议”，其中第三点是建议用“自学辅导”的形式，作为从班级制到道尔顿制的过渡。但是，帕克赫斯特并不同意这一建议。她认为孩子从小的习惯非常重要，因此一定要从小培养良好习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舒新城虽然最早涉足道尔顿制，但是他对道尔顿制的精髓还是理解不够。随后，他又因为加盟中华书局而离开教育界，这就难免给人浅尝辄止的印象。
从以上的简单回顾中，可以发现中国在教育领域既没有像杜威那样的哲学家，也没有像柏克赫斯特那样的实践家。这就容易使道尔顿制传入中国以后，成为“一种盲从或赶时髦的活动”。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坚持道尔顿制。比如著名音乐家周大风先生，1936年毕业于浙江镇海灵山的道尔顿制小学。抗日战争开始后，他虽然只有小学程度，却创作了《国际反侵略进行曲》，被国际反侵略协会定为会歌。1943年，他在江西赣州创办一所道尔顿制学校，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他根据民间音乐创作的《采茶舞曲》，不仅深受大家喜爱，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亚太地区优秀民族歌舞永久保存。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道尔顿制及其原理已经被人遗忘，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填鸭式”的课堂教学模式和考试第一、分数至上的错误观念。长此下去，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非常可悲非常可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