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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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总论——传统文化之评价(12)

欧西的人尽量借用希腊罗马的文献,当经典去崇拜,所以两者之间较比任何其他两个文化,关系都密切。但推其究竟,仍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希腊罗马文化的重心在小亚细亚西岸与希腊半岛,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处在附属的地位,北部是偏僻的野地,地中海沿岸其他各地只是末期的薄暮地带。今日希腊半岛的民族已不是古代的希腊民族,今日的意大利人也更不是古代的罗马人。真正的希腊人与罗马人已经消灭。至于欧西文化的重心,中古时代在意大利北部与日耳曼,近代以英、法、德三国最为重要。希腊半岛与欧西文化完全无关,最近百年才被欧西所同化。上古比较重要的意大利南部也始终处在附属的地位。地中海南岸与欧西文化也完全脱离关系。创造欧西文化的,以日耳曼人为主体,古罗马人只贡献一点不重要的血统。连今日所谓拉丁民族的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人中也有很重要的日耳曼成分;称它们为拉丁民族,不过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大体是由古拉丁语蜕化而出。希腊罗马文化与欧西文化关系特别密切,但无论由民族或文化重心来看,都绝不相同。其他关系疏远的文化之间,当然更难找同一的线索了。这是“正名”工作的第二种收获,使我们知道西洋一词到底何指。狭义的用法,最为妥当;广义的用法,还可将就;泛义的用法,绝要不得。

日常所谓“西洋史”既包括五个不同的文化,在人类所创造的独立文化中,除新大陆的古文化不计外,只有两个未包括在内,就是中国与印度。所以我们平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只比“西洋史”多一个印度。若因印度人与“西洋人”都属于印欧种而合同叙述,“外国史”或“世界史”就与“西洋史”意义相同了。这是“正名”的第三种收获,使我们知道三个名词的异同关系。

文化既是个别的,断代当然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不能把几个不同的个体混为一谈而牵强分期。每个文化都有它自然发展消长的步骤,合起来讲,必讲不通:若把人类史认为是一个纯一的历史,必致到处碰壁,中国的殷周时代当然与同时的欧洲或西亚的历史性质完全不同,中古时代的欧西与同时的希腊半岛也背道而驰。我们必须把每个文化时间与空间的范围认清,然后断代的问题以及一切的史学研究才能通行无阻。这是“正名”的第四种收获,使我们知道人类历史并不是一元的,必须分开探讨。互相比较,当然可以;但每个文化的独立性必须认清。

在每个文化的发展中,都可看出不同的时代与变化。本文对中国特别注意,把中同史分期之后,再与其他文化相互比较,看看能否发现新的道理。

(二)中国史的分期

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383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383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为方便起见,这两大周可分开来讲。

华夏民族的来源,至今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间,后日华夏民族的祖先已定居在黄河流域一带。至于当初就居住此地,或由别处移来,还都是不能证明的事。在整个的第一周,黄河流域是政治文化的重心,长江流域处在附属的地位,珠江流域到末期才加入中国文化的范围。第一周,除所谓史前期之外,可分为五个时代:

(1)封建时代(公元前1300年-前771年);

(2)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前473年);

(3)战国时代(公元前473年-前221年);

(4)帝国时代(公元前221年-公元88年);

(5)帝国衰亡与古典文化没落时代(88年-383年)。

在公元前3000年以后,黄河流域一带,北至辽宁与内蒙,渐渐进入新石器文化的阶段。除石器之外,还有各种有彩色与无彩色的陶器最足代表此期的文化。无彩色的陶器中有的与后来铜器中的鬲与鼎形状相同,证明此期与商周的铜器时代有连接的文化关系。与新石器时代遗物合同发现的骸骨与后世的华夏人,尤其北方一带的人,大致相同,证明此期的人已是后日华夏民族的祖先。这些原始的中国人分部落而居,以渔猎或畜牧为生,但一种幼稚的农业,就是人类学家所谓锄头农业(hoeculture),已经开始。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些部落似乎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末期,就是所谓金石并用期。石器、骨器、陶器之外人类又会制造铜器。农业的地位日趋重要,与农业相并进行的有社会阶级的产生。人民渐渐分为贵族巫祝的地主与平民的佃奴两个阶级。这种阶级的分别直延到封建的末期,才开始破裂。部落间的竞争,继续不断,当初成百成千的部落数目逐渐减少。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或略前,有两个强大的部落出现,就是夏与商。夏当初大概比较盛强,许多小部落都承认它为上国。所以“夏”、“华夏”或“诸夏”就成了整个民族的种名。但商是夏的死敌,经过长期的竞争之后,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王成汤灭夏,所有的部落都被臣服,最早松散的半封建帝国,部落组成的帝国,由此成立。可惜此后三百年间的经过,我们完全不知道。但我们可断定,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必已有一个比较可靠的历法,否则农业不能发达。同时必已发明文字,因为自成汤以下历代的王名都比较可靠,并且传于后代。

据《竹书纪年》,在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确定的年代,可认为封建时代的开始。关于前此三百年,我们只知商王屡次迁都;但此后三百年殷总是商王势力的中心。这或者证明前三百年间商王的共主地位只是名义上的。因势力不稳,而时常被迫迁都,或因其他的关系迁都;但因为势力微弱才能因小故而迁都,若势力稳固就不能轻易迁动国本。到盘庚时真正的封建制度与封建帝国才算成立,已不是许多实际独立的部落所组成的松散帝国。商王是所有部落的共主,又称天子,势力最少可达到一部分的部落之内,或者有少数的部落是被商王征服之后又封给亲信的人的。但无论当初的部落,或后封的诸侯,内政则大致自由,诸侯的地位都是世袭的。

后来周兴起于西方,据《竹书纪年》,于公元前1027年灭商,代商为天子。武王、周公相续把东方的领土大部征服,然后封子弟功臣为诸侯。所以周王的势力大于此前的商王,周的封建帝国也较商为强。但整个的制度仍是封建的,天子只直接统辖王畿,诸侯在各国仍是世袭自治的。

约在公元前900年,封建帝国渐呈裂痕。诸侯的势力日愈强大,上凌共主的天子,下制国内的贵族。经过长期的大并小强兼弱之后,少数的大国实际变成统一的国家与独立的势力,天子不能再加干涉。公元前860年左右厉王即位,想要压迫诸侯,恢复旧日的封建帝国。这种企图完全失败,在公元前842年厉王自己也被迫退位。此后十四年间王位空虚,诸侯更可任意发展。迨宣王(公元前827年-前782年)即位之后,诸侯已非王力所能制服。戎人屡屡寇边,内中有诸侯的阴谋也未可知。宣王最后败于戎人,不能再起。幽王(公元前781年-前771年)的情形更为狼狈,最后并被戎人所杀。整个的西部王畿临时都遭戎人蹂躏。平王(公元前770年-前720年)不得已而东迁,封建共主的周王从此就成了傀儡。我们已进到列国为政治重心的春秋时代。

封建时代的精神生活为宗教所包办。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被神化。风伯、雨师、田祖、先炊、河伯以及无数其他的神祗充满天地间。最高的有无所不辖的上帝,与上帝相对的有地上最高灵祗的后土。除此之外,人与神的界限并不严明。所有贵族的人死后都成神,受子孙的崇拜。

“《春秋》”本是书名,书中纪年由公元前722至前481年。但我们若完全为一本书所限,又未免太迂。若由前722年起,此前的五十年将成虚悬,无所归宿。以前481年为终点,还无不可,因为公元前5世纪初期的确是一个剧变的时期。但那一年并没有特殊的大事发生。此后三十年间可纪念的事很多,都可作为时代的终点。公元前479年,孔子死;前477年,田桓割齐东部为封邑,田齐实际成立;前473年,越灭吴;前464年,《左传》终;前453年,《国策》始,就是韩、赵、魏灭智氏,三晋实际成立的一年。这都值得注意。《通鉴》始于韩、赵、魏正式为诸侯的前403年,认为战国的始点,略嫌太晚。我们定越灭吴的前473年为春秋战国之间的划界年,原因下面自明。

东迁以后,实际独立的列国并争,开始有了一个国际的局面。齐、晋、秦、楚四方的四个大国特别盛强,中原的一群小国成了大国间争夺的对象。这种争夺就是所谓争霸或争盟。大小诸国在名义上仍都承认周王的共主地位,但天子的实权早已消灭,他的惟一功用就是正式承认强力者为霸主。当初齐桓晋文相继独霸中原。但楚国日趋盛强,使这种独霸的局面不能维持。秦在春秋时代始终未曾十分强大,齐自桓公死后也为二等国,天下于是就成了晋楚争盟的均势局面。中原的北部大致属晋,南部大致属楚。

这些竞争的列国,内部大体都已统一。封建的贵族虽仍存在,诸侯在各国内部都已成了最高的实力者,贵族只得在国君之下活动,帮助国君维持国力。平民仍未参政,在国君的统治之下贵族仍包揽政治。所以春秋可说是封建残余的时代。但贵族的势力,在各国之间也有差别。例如在秦楚二国,贵族很为微弱;在晋国贵族势力就非常强大,世卿各有封土,国君只有设法维持世卿间的均势才能保障自己的地位。但这种办法终非长久之策,最后世卿实际独立,互相征伐,晋君成为傀儡,晋国因而失去盟主的地位。但楚国并未得利用这个机会北进,因为在东方有新兴的吴国向它不住的进攻,使它无暇北顾。吴的兴起是春秋的大变局。

吴国兴起不久,南边又崛起了一个越国,两国间的竞争就结束了春秋的局面。春秋时代的战争是维持均势的战争,大国之间并不想互相吞并。吴越的战争,性质不同。吴仍有春秋时代的精神,虽有机会,又有伍子胥的怂恿,但并未极力利用机会去灭越。然而越国一旦得手,就不再客气,简直了当地把第一等大国的吴一股吞并。这是战国时代的精神,战国的战争都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战争。所以春秋末期的变化虽多,吴越的苦战可说是最大的变化,是末次的春秋战争,也是初次的战国战争。越灭吴之年是最适当的划分时代的一年。

春秋大部的时间似乎仍在宗教的笼罩之下。但到末期,大局发生剧变,独立的思潮开始抬头。对时局肯用心深思的人大致分为三派。第一为迎合潮流,去参加推翻旧势力的工作的人。这种人可以邓析为代表,是专门批评旧制,并故意与当权者为难的人。第二,为悲观派,认为天下大局毫无希望,只有独善其身,由火坑中求自己的超脱。这种隐士,孔子遇见许多;楚狂接舆、长沮、桀溺都是这一流的人。第三,就是孔子的一派,崇拜将要成为过去的,或大半已经成为过去的旧制度文物,苦口婆心地去宣传保守与复古。每到剧变的时代,我们都可遇到同样的三种人:为旧制辩护的人,反对旧制的人与逃避现实的纠纷的人。

“战国”一词的来源,不甚清楚。司马迁已用此名,可见最晚到汉武帝时已经流行。《战国策》成书似在秦末或汉初或楚汉之际。但书名本来无定,不知当初“《战国策》”是否也为书名之一。若然,“战国”一词在秦汉之际已经通行。但很可能,在秦并六国之先,已有人感觉当时战争太多太烈,而称它为“战国”。所以这个名称不见得一定是后人起的,也须是当时人自定的。《战国策》卷六《秦策四》顿弱谓“山东战国有六”,卷二十《赵策三》赵奢谓“今取古之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可见“战国”一词起于当代。普通以为自《战国策》书名而来,乃是一个很自然而不正确的印象。

战国初期的一百年间是一个大革命的时代。三家分晋与田氏篡齐不过是最明显的表面变化,骨子里的情形较此尤为紧张。各国内部,除政治骚乱外,都起了社会的变化。封建残余的贵族都被推翻,诸侯都成了专制独裁的君主。所有的人民最少在理论上从此都一律平等,任何人都可一跃而为卿相,卿相也可一朝而堕为庶民。一切荣辱都操在国君手中,要在政治上活动的人,无论文武,都须仰国君的鼻息。同时,人民既然平等,就须都去当兵,征兵的制度开始成立。当兵已不是贵族的权利,而是全体人民的义务。所有的战争都是以尽量屠杀为手段,以夺取土地为目的的拼命决斗。周天子名义上的一点地位也无人再肯承认,一切客气的“礼乐”都已破坏无遗。这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全体人民参战的时代。

战争最烈的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各家争鸣,都想提出最适当的方案,去解决当前的严重问题。各派都认为当设法使天下平定,最好的平定方法就是统一。但统一的方策各自不同。除独善其身的杨家和道家与专事辩理的名家外,儒、墨、法、阴阳四家都希望人君能实行他们的理想以平天下。除了法家之外,这些学说都不很切实际,最后平定天下的仍是武力。但秦并六国后却承认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自认为以水德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了自古未有的新局。前此无论名义如何,实际总是分裂的。自此以后,二千年间统一是常态,分裂是变局。但在二千年的统一中,以秦、西汉及东汉中兴的二百年间的统一为最长,最稳固,最光荣。二千年来的中国的基础可说都立于这三个世纪。秦始皇立名号,普遍的设立郡县,统一度量,同文,同轨。一般讲来,这都是此后历朝所谨守的遗产。中国的疆土在汉武帝时立下大致的规模,此后很少超出这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