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德国纳粹军队攻占波兰，华沙沦陷。身为犹太人的什皮尔曼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自己也被迫在劳工营做苦力。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逃出劳工营，在朋友家躲了几年。1944年，苏联红军攻到波兰边境，德国军队准备撤离华沙前，放火烧毁了整座城市。什皮尔曼藏在废墟里，偶然被一个德国军官发现了，他以为自己难逃一死。然而，奇迹发生了--
犹太钢琴师的回忆
两天以后，我走出阁楼去寻找食物。这回我想多找点儿东西存起来，那我就不用经常离开藏身地了。我发现一个食橱，里面有几个食品罐头，还有几个纸袋和小盒。我解开绳子，打开了盖子。我是那么聚精会神地翻东西，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这时我身后突然响起一个人说话的声音：“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
一个个子高高、风度儒雅的德国军官正倚着碗橱站着，双臂抱在胸前。
我当即瘫在食橱门旁边的椅子上。就像梦游者一般，我坐在椅子上呻吟着，眼睛茫然地盯着这个德国军官。过了一会儿，我结结巴巴地说：“要怎么处治，你随便吧。我不打算离开这儿。我不想处治你！”军官耸了耸肩，“你靠什么维持生活？”
“我是钢琴师。”他更仔细地观察我，显然不太相信我的话。然后他扭头看了看从厨房通往其他房间的那个门，好像突然想起一个主意：“跟我来，好吗？”
我们走进隔壁的房间，那里显然是餐厅，然后再往里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一架钢琴，放在墙边。军官指了指钢琴：“弹一段！”难道他不知道钢琴一响会把附近的党卫军都引来吗？我用疑虑的目光看着他，站在原地没有动。他显然感觉到我很害怕，他很有把握地说：“没关系，你弹吧。如果有人来，你就藏进食柜，我就说刚才是我在试弹钢琴。”
我的手指头接触到琴键的时候微微抖动。这么说，这一回我得换个方法，用弹钢琴来换活命。我已有两年半没弹琴了，我的手指头发僵，上面还有一厚层脏泥，手指甲从上次大楼着火时起就没有剪过。
我弹奏了肖邦的升C小调梦幻曲。未经调试的琴弦发出平缓的丁丁冬冬的声音，琴声流过空荡荡的套房和楼梯，飘到大街对面的别墅废墟，又反射回来，变成了柔和而忧郁的回音。我弹完曲子之后听见楼外有叫声，那是德国人粗鲁的喊声。
那个德国军官默默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待在这里。我带你出城，去一个村庄。你在那里会更安全的。”我摇了摇头。“我不能离开这儿。”我肯定地说。
现在他好像才明白我为什么藏在这废墟里。他紧张地抖了一下。“你是犹太人？”他问。“是。”他刚才一直站着，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现在他把两只手放下来，坐到钢琴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好像这一发现让他思绪万千。“是，唔，”他说，“那样的话，我看你确实不能离开这里。”他好像又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转向我，又问了一个问题。“你藏在哪儿？”“阁楼。”带我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到楼上。他很内行地仔细察看了阁楼。他发现了一个我还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原来阁楼上面还有一个顶层，那是用木板建的小阁楼。军官说，他认为我应该藏在这个顶层小阁楼里，他帮我在楼下套房里找来一个梯子。我上了小阁楼之后，必须马上把梯子拉上去。我们讨论了这个计划并付诸实施后，他问我有没有吃的东西。“没有。”我说。
“没关系。”他赶紧说，好像想起了刚才的突然袭击，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会给你带点儿吃的来。”这时我才大着胆子问了他一个问题，我已经憋不住了。“你是德国人吗？”他的脸红了，很激动，几乎是喊着回答了我，好像我的问题对他是个侮辱。“对，我是！我为这个感到耻辱，看看这几年所发生的一切。”突然间，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就走了。
过了三天，他又出现了。那是在晚上，天黑漆漆的，我突然听见小阁楼下面有人小声说：“喂，你在吗？”“在，我在这儿。”我回答。
紧接着，一个很重的东西落在我的身边。我隔着外面的纸摸了摸，里面有几个面包，还有一点儿很软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用油纸包着的果酱。我很快地把那个纸包放到一边，喊道：“等一等！”黑暗中传来的说话声有点儿不耐烦。“什么事？快说。警卫看见我进来了，我不能待得太久。”苏联军队在哪儿？“他们已经到了华沙地区，在维斯杜拉河对面的普拉加区。再坚持几个星期，战争最迟到春天就结束了。”
声音没有了。我不知道那个军官是否还在下面，还是已经走了。可是突然间他又说：“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听见了吗？”他的声音很严厉，好像在给我下命令，他是想让我知道，他坚信战争的结局将对我们有利。这时我才听见下面阁楼的门轻轻关上了。
单调无望的几个星期过去了。
假如没有那位德国军官送来的裹面包的报纸，我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放弃希望，并像以往多次计划的那样实施自杀。他带来的报纸在当时是最新的，我一遍又一遍读着报纸上有关德国在各条战线打败仗的消息，以此坚定自己的信念。
突击队的德国人仍照常在这幢楼的两翼干活。德国兵不停地上楼下楼，常把大包东西送到阁楼上，也常来阁楼取东西，但是我藏身的地方真是选得不错，一直没有人想起搜查这个顶层小阁楼。
12月12日，那个德国军官最后一次来看我。他给我带来一大包面包，比上次拿来的还多，还带来一条鸭绒被。他告诉我，他要跟着队伍离开华沙了，嘱咐我一定不能失去信心，因为苏联红军随时都会发起进攻。“攻打华沙？”“对。”可是，打起巷战来我怎么逃命呢？”我焦急地问。“如果说，你和我5年多来在这个地狱里都活过来了，”他说，“这显然是上帝的意志，他让我们活着，我们无论如何得相信这一点。”
我们两人说了再见，他就要走了，在这最后一刻，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一直在绞尽脑汁想办法表示我的感激之情，而他却绝对不肯收下我的宝贝手表。
“听着！”我拉着他的手，急切地对他说：“我从来没有告诉你我的名字--你从来没有问过，可是我想让你记住它。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什么时候能回家现在还很难说。如果我能幸存，我肯定还会为波兰广播电台工作。我战前就在那里工作。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能用任何方式帮助你，请记住我的名字：
什皮尔曼，波兰广播电台的。”
他像平时那样笑了，既表现出不以为然，又表现出腼腆和尴尬，可是我觉得自己让他感到了快慰，因为我虽身处逆境，还是尽可能表达了想帮助他的天真愿望。
1月15日，华沙解放了，从而终结了我先前所遭受的一切苦难。
我努力去寻找那个德国军官的踪迹，但一直没能找到他。我所遇到的穿德国军装的人中唯一有人性的人--他也许平安回家了。
德国军官的良知
救了什皮尔曼的人名叫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德国国防军的军官。霍森菲尔德过去是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中尉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上级大概认为他年龄太大，不适合上前线，让他负责华沙的一切体育设施，这些设施都是国防军接管过来供德军士兵使用的。霍森菲尔德上尉在战争末期被苏联红军俘获，七年以后死在狱中。
什皮尔曼在1945年开始找寻他的救命恩人，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得知，霍森菲尔德曾帮助过许多犹太人。以下是他在战时写的日记，他生前设法把日记本寄回了德国家中。
1942年8月13日
我们自己人当中怎么会有如此卑鄙的人呢？是不是有人把监狱和疯人院的罪犯和疯子放了出来，派到这儿来充当猎犬呢？不是的，而是我国某些显要人物教唆那些原本不会伤害人的同胞如此行事的。邪恶和野蛮就隐藏在人的心里。如果听凭它们任意发展，它们就会蓬勃生长，长出很难看的萌蘖枝条。
我们是什么样的胆小鬼啊，认为自己超凡脱俗，可还是听任这一切发生。我们也将为此受到惩罚。我们无辜的孩子也会受到惩罚，因为我们听任这些罪行发生，成了罪犯的同谋者。
1943年6月16日
那些野兽认为我们用这种方法就能打赢战争。可是由于我们用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手段集体谋杀犹太人，我们已经战败了。
我羞于走进这座城市。任何波兰人都有权利向我们吐口水。每天都有德国兵被枪杀。事态会发展得更加严重，我们没有权利埋怨，因为我们罪有应得。我每天在这儿情绪越来越坏。
1943年12月5日
去年是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俄国人是那么强大，他们终归会把我们赶出他们的领土。德国的城市正在一个接着一个被摧毁，我们整个民族将不得不为所有这些冤案和不幸，为犯下的所有罪行而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