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伊始。1966年7月，周扬被揭发为执行一条黑线，四川省公安厅负责人特地找胡风要他对周扬问题谈看法，“你可以揭发，甚至可以控诉。这可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你应该表现得好才行呀！”但胡风却说：“我是判了刑的犯人，早已没有了谈文艺问题的资格。”拒绝表态。他对妻子梅志说：“不管报上说得多么吓人，我应该有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么样就说怎么样。今天，周扬虽然挖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文艺理论，尤其是整个文化界的问题，可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必须做过细的工作，展开自由、广泛的讨论，而不是像这样靠大批判能得到结论的。像这样来批判周扬，是言过其实，难以服人。”
1967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看守所所长拿了报纸要他表态。胡风说：“读过，没什么感想，我只知道，许多是不合事实的，但我不便说。”“他怎么去评周扬我不管，但他硬将周扬和我拉在一起，什么‘一丘之貉’，这种说法我不能接受……反周扬是我的罪名之一。他文章所引的‘断句’说周扬早就在运用我的文艺观点，那与我无关。”他又一次拒绝与当局合作批判周扬。
胡风恢复自由后，1980年9月与周扬第一次重逢。周扬对在重病中的胡风说：“你受了很多苦，现在平反了。这一切都由中央来承担。我也被关了几年啊。”当时胡风、梅志对周扬都没有提到过一句“文革”中的上述情况，后来也没有向他人提起过。这也是他们做人的原则。直到胡风逝世后，梅志才在她的回忆录（《往事如烟一胡风沉冤录》首次披露。
国防现代化，军队正规化
50年代前期，就十分重视并开始实施建设国防现代化。就建立国防体制，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以及民兵建设、国防物质技术基础的建设，初步完成了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重大历史转变。
1954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当前和今后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方针、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决定。会议确定人民解放军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是：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将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为解放台湾，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而奋斗。
会议确定紧缩军队编制，并提出建立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
毛泽东坚决不要大元帅军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了军衔制度，将授予有关人员相符的军衔。当时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不要元帅军衔、不要勋章的情况作介绍：按照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历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是应该给他们授衔和授勋的。在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主席为大元帅，周恩来、***、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列入了授勋名单。但毛主席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不要勋章。这事，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还引起热烈讨论，包括不少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其是毛主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授三个一级勋章。主持人大常委会议的***委员长知道毛主席不要大元帅，不要勋章的态度，因此他在会上表示，我也不能作结论。其中有位民主人士说，人大作出决定，他有什么办法！少奇同志当时讲，人大可以作决定，但他是国家主席，还需要他下命令才行呀，他不下命令又怎么办？最后少奇同志只好表示：你们不是经常见毛主席吗？你们见面后当面去说服他，争取他的同意，这次会议不作决定。
以后有一次，宋任穷同志和赖传珠同志随彭德怀、罗荣桓同志去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授衔授勋工作，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同志和罗荣桓同志主谈，汇报了他们提出的初步方案。
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他问少奇同志：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摆手：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许光达申请降级
解放军实行军衔制。
许光达得知自己将被授为大将军衔时，立即向贺龙提出了给自己降衔的要求。接着，他又给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写了降衔申请；表示自己“被授上将衔即可”，“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军委主席毛泽东拿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报告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明镜。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扬天下。”
许光达的降衔申请没有得到批准，妻子邹靖华给他出主意说：“大将军衔的待遇是四级，你就要求降为五级吧。”许光达又写了要求降级的报告，军委批准了。于是十位大将中，惟独许光达是五级。
关于知识分子和“双百方针”
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十人小组，并要求各地方党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
翌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也作了重要讲话，他说，我国经济上还没有独立，科学上也没有独立，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的知识分子。
根据会议精神，同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并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领导下，集中六百多位科学家编制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同时，还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1956—1967年）。
为了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纠正科学文化领域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共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使科学文化艺术界的各个领域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
周恩来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冈
1953年冬，中央有关部门要调史学家顾颉刚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顾颉刚是在上海听到这个消息的。不久他因其他事来京，有朋友问他在上海挣多少钱，那时，他除了书店业务，还在几处兼课教书，每月可得五百万元（折新币五百元），他就说了这个数字。后来误传为顾颉刚要求每月薪金五百万元，不然不赴北京。
周恩来知道了，却在一个会议上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五百万元给他五百万嘛，要请他到北京来！”顾颉刚听到后，深为感动。他要妻子来京说明并非要高薪，并表示愿意立即进京，工资按国家规定，决不多要。
翌年，顾颉刚来到北京工作。
周恩来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1957年，中国政府拟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谈有关火箭导弹尖端武器发展和生产。苏联带信表示，苏联的火箭、原子弹设备，必须是相当高军衔者，才能参观。
周恩来要钱学森赴苏联，并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
据说，周恩来非常幽默地决定了这件事情。他说，列宁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尚且高薪聘用，那么，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一个忠诚爱国的大科学家为什么不能当将军呢？
事实上，钱学森回国后便是看文件与少将同等，保卫按照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规格，工资是特一级的。国务院进口了为数很少的苏联吉普车，周恩来专门拨给钱学森一辆。
周恩来在决定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时曾诙谐地说：“美国人还是满有度量的，40年代就给一个中国科学家上校当当。按照各国的晋升制，他也该是当中将的时候了。”
“难道副教授就值一个副连级吗？”
1956年，“八大”前夕，中央办公厅向空军借调英文翻译熊德威。
熊德威非中共党员，亲叔叔又是原国民党东北“剿匪”行辕副主任熊式辉。
中央办公厅来人态度明确，熊德威出于对共和国的热爱，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后，主动回国参加建设。他的英文水平是很高的，特别是会话能力比一般英国人都强。
但干部部认为不适合。
刘亚楼听了汇报后，突然问非所答地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听说他从对外文委借调时是副教授，把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译成了英语。
“是副教授。”
“既然是这样，去年授衔时，凭什么给人家授个中尉呀？”
“听说按副连级。”
“难道副教授就值一个副连级吗？”刘亚楼说：“你转告干部部，这样对待知识分子是不公道的，是留不住人的。”
刘亚楼接着又说：“中央办公厅的意见很对，应该信任人家。熊德威就是熊德威，并不是熊式辉！这个干部英文水平这么高，应该留住。不要光看目前俄文有用，英文也是有用的。关于他的级别和军衔问题，我准备提交党委会，认真讨论一下，尽快给以合理解决。”
熊德威得以借调到“八大”工作。空军党委会也作出决定，提升他为正营级大尉。
陶铸“过分”照顾陈寅恪
五六十年代，陶铸在广东期间，很是重视知识分子的。
在60年代初期，他要广州市委负责保证供应由他亲自提出的一份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二千人实行分级特供的名单，每人每月一斤油，两斤猪肉。
陶铸对史学家陈寅恪十分敬重，当他看望陈教授时，发觉住房小，书摆不下，著述没有助手，马上通知中山大学解决。陈寅恪视力差，看不了报，他就送了一台当时算是很名贵的收音机，还关照中山大学，陈寅恪视力不好，为陈经常散步处，修一条白色甬道，以免迷失方向。
当时有人不服气，认为对陈寅恪照顾太过分了。陶铸听到后，公开在会上批评说：“你如果有陈寅恪这样的本事，我照样给你这样的待遇。”
不能糟蹋古画
1961年3月，就有人拿来古画，请陈毅题字，他就讲了一个故事：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进军太行山，开辟敌后根据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搞到一幅古画，只见古画上还有乾隆皇帝题字。司令部有个颇通文墨的干部，似乎有点自命不凡，想在乾隆题字后面再写上几个字，说着就要提笔。这时，邓小平不客气地制止了他，说：“只准‘有感’，不准‘而作’。你这样乱写一通，就把这幅古画糟蹋了。”
陈毅讲完这件事，又很认真地说：“现在有人拿了古画来请我题字，我完全遵守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指示，我是‘有感’，但是不敢‘而作’。乱‘作’一气，字又歪歪斜斜，不相称，这是‘遗臭万年’的事，有愧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