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东汉党锢之祸
东汉党锢之祸，是东汉桓、灵时的两次打击士人
和太学生的事件，影响深远。
汉桓帝刘志是汉章帝的曾孙、河间孝王刘开
之孙、蠡吾侯刘翼的儿子。
桓帝继位时年仅15岁，梁太后继续临朝听
政，大将军梁冀仍旧掌握朝政大权。公元150年，
梁太后病死，汉桓帝正式亲政，但实际大权仍掌
握在梁冀手中。甚至四方贡献，乃先冀后帝；百
官升迁，也要先到梁冀门谢恩。这样，桓帝刘志
与梁氏家族的矛盾日益加深。
公元159年八月，忍无可忍的桓帝刘志与
宦官单超等5人合谋，发动御林军一千多人包围
梁府，一举消灭了梁氏集团。桓帝诛杀数十人，罢免
三百余人，梁冀夫妇被逼自杀，梁家被抄，家产
被没收多达三十多亿钱。外戚梁氏数十年的专政从
此结束。
桓帝依靠宦官消灭梁氏，为了报恩，上台
后封单超等5个宦官为侯，史称“宦官五侯”。东
汉政权又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
汉桓帝刘志政治上平庸无能，又不听忠良
之言，结果受制于宦官，毫无建树。史称当
时“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
他们比外戚更加贪纵，竞相奢侈，虐遍天下，搞
得民不堪命，怨声载道。
外戚宦官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同时又把持
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
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
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
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知在外戚宦
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
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
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
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
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
所谓的“清议”，这种清议发展到后来，便酿成
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气节的士大夫必然退
归田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早在顺帝
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
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识分子逃入乡下或山
林，或亲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
修节。这表面看起来是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
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
满。所以，当朝廷派人到深山谷中征请他
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
也不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
时政。《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帝、灵帝之间，
“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
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
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与避居深山或乡间的耆年渊德者相呼应的，
是居于太学年轻气盛的太学生。东汉桓帝年
间，太学生已达3万多人，他们有感于自己家世
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对宦官当政感到怨
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
，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
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
以扩充自己阵容。因此，太学也成为当时又一政
治活动中心，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第一次出现在
政治斗争的前线上。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
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
和权贵。他又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
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
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
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
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宦官
倒是非，滥用职权；认为朱穆忠心为国，深谋远虑，
是难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则愿代他受刑服
苦役。桓帝只好赦免了朱穆，第一次请愿算是结
束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
因宦官徐璜、左倌向其敲诈货赂不遂，诬陷其侵
没军饷，判其服苦役。于是，太学生300
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诣宫廷上书为皇甫
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
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他们也
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河东太守刘祜的
属县令长大半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刘祜到任，
黜其强权，平理冤狱。
南阳太守成瑁与功曹岑旺诛杀与宦官勾结的商
人地主张讯。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
侯览老家财产。
东海相黄浮逮捕射杀太守李晨之女的
下邳令徐宣一门老幼，并将徐宣弃市示众。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
量平行发展，彼此呼应，遂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
政治高潮。而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就是出身中下
级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桓
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
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
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
亲自带领公差到张让家去强行搜查，在张家的夹墙里搜出
张朔，把他逮走。张让见势不妙，赶快托人去求情，但是李膺已经
把案子审理清楚，早就把张朔杀了。
这一来，李膺的名气就更大了。一些读书人都希望能见见李
膺，要是能够受到李膺的接见，当时就被看作一件很光彩的
事，称作“登龙门”。
第二年，有一个和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稿迷信活动的人)
张成，从宦官侯览那里得知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就纵容他的
儿子杀人。李膺马上把凶手逮捕起来，准备法办。
第二天，皇帝的大赦令颁布下来，张成得意洋洋地对众人
说：“圣上的诏书下来了，不怕司隶校尉不把我儿子放出来。”
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李膺更加火冒三丈。他说：“张成预先
知道大赦，故意教儿子杀人，大赦就不该轮到他儿子身上。”说
完，就下令把张成的儿子砍了头。
张成哪儿肯罢休，他要宦官侯览、张让替他报仇。本来宦官
们就十分痛恨李膺，于是，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鬼主意，叫
张成的弟子牢修向桓帝告了一状，诬告李膺和太学生、名士结成
一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图谋不轨。
汉桓帝接到牢修的控告，又听了宦官添油加醋的描述，信以为真，
就下命令逮捕党人。除了李膺之外，还有杜密、陈蕃和范滂等二
百多人，都被他们写进党人的黑名单。朝廷出了赏榜，通令各地，
非要把这些人抓到不可。一时间，全国笼罩着恐怖气氛，闹得人
心惶惶。
杜密像李膺一样，也是敢于跟掌权的宦官作对的官员。两个
人的名望差不多，人们把他们二人一起称为“李杜”。李膺被抓
下了监狱，杜密当然也逃不了。
陈蕃本来是个太学生，因为有名望，学识广博，敢作敢为，曾
揭露过五侯的罪行，所以，这次也被划到党人名单里去。有人劝
他赶紧逃走。但陈蕃并不害怕，正气凛然地说：“如果我逃了，别
人怎么办?我进了牢狱之后，也可以壮壮别人的胆。”他说着，并
不等官府来抓他，就打点行装上京城，自己投案，进了监狱。
范滂也跟陈蕃一样，是当地很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后来也挺
着腰板主动投案，进了监狱。
捉拿党人的诏书传达到了各郡，各郡的官员怕朝廷怪罪，不
敢隐瞒，都把跟党人有牵连的人报上去，多的有几百个。只有青
州平原相史弼不愿违心，所以连一个人也没报。
朝廷的诏书接连来催逼他办案，青州还派了一个官员亲自
到平原去查问。那个官员把史弼找去，责问他为什么不报党人的
名单。史弼说：“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党人，叫我报什么?”
那官员把脸一沉，喝问他说：“青州下面有六个郡，五个郡都
有党人，怎么平原这个地方偏偏会没有?”
史弼回答说：“各地的水土、风俗人情大不一样。别的地方有
党人，为什么平原就一定也有党人呢?”
那官员被他反驳得张口结舌。
史弼又说：“假如你一定要冤枉好人，那么，平原家家户户都
有党人。我情愿死，要我报党人，我可一个也说不上来。”
那官员拿他实在没有办法，却仍不甘心，就胡乱把平原的一
些官员收在监狱里，然后就回去上报朝廷。
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宦官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他们的
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挨一
个地拷打。
其时为延熹九年(166年)。
李膺、范滂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获
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太尉
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做法“杜塞天下之口，
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
更生气，竟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
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
牵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
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
上疏切谏桓帝，赦免党人不要治罪，否则，将天
下寒心，海内失望。于是，永康元年(167年)桓帝
赦免党人200余人，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书名
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
祸。
党人虽然被罢官归田，禁锢而不得为官，但
他们却得到了比当官更为荣宠的社会敬仰。范滂
出狱归乡，家乡人迎接他的车多达数千辆。名将
皇甫规乃西部豪杰，也觉得自己未能列名党人是
一种耻辱。
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他们共相标榜，为天下名士立称号，“上曰
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
厨”。以窦武、陈蕃等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
同崇敬者。以李膺、王畅等为八俊，“俊”指人中
英雄。以郭泰、范滂等为八顾，“顾”指品德高
尚而及于人者。以张俭、刘表等为八及，“及”指
能引导人追行受崇者。
以度尚、张邈等为八厨，“厨”指能以财富
救助他人者。这种相互的激励，使士大夫与朝廷权宦们的
对立情绪更为强烈。党人不但没有屈服，反而
更加充满斗志。
桓帝死后，灵帝立，宦官的权势更大，也愈
加腐朽荒淫。
侯览、曹节、王甫等人与灵帝乳母及诸女尚
书，相互勾结，秽乱宫廷，操弄国柄。太傅陈蕃、
大将军窦武乃谋诛杀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诛杀。
由此开始，宦官们有恃无恐，开始对党人大打出
手，演出了第二次党锢之祸。建宁二年(169年)
宦官侯览指使人诬告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结党，
图危社稷。曹节趁机示意有关治狱部门将上次的
党锢者也牵扯进去。灵帝昏庸，遂准其奏。于是，
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狱中，张俭外逃
出境才得以幸免。但他外逃途中，曾得到过许多
人的冒死掩护，官府沿途追查，因此成百人受牵
累而家破人亡。这时候，仇人间也借机陷害对方，
诬指与党人无关者。
宦官又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指为
党人，其死、徒、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事
情至此并未结束，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
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认为党人，或耆拥渊德，
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锢，辱在
涂泥，所以灾异屡见，水旱并至。应该解除禁锢，
以慰天命。曹鸾的上书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龙颜
大怒，不但不听劝谏，反将曹鸾拘死于狱；又下
诏州郡，更考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
全部免官禁锢，波及五属，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事
件。这次事件打击面更宽，惩治也更残酷。自此
以后，士人忌口，万马齐喑，有气节的知识分子
几无遗类，社会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乱之中。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
一次党锢事件。它不同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坑
杀儒生，禁锢百家思想而独崇法家，也不同于后
来的文字狱，它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义而对朝
野反对士人及年轻学生的全面打击。但这种倒行
逆施，并不能挽救其行将灭亡的统治，士人、
学生的“文争”被镇压下去以后，接下来的，就
是平民百姓们不堪压迫起而进行的“武斗”了。
党锢不久的黄巾大起义，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
击，使汉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与
起义军结合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中平元年
(184年)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至此，
党锢问题才算最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