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养生有病不要乱求医:长命百岁的绝世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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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中医王道,西医霸道——扶正还是祛邪(2)

谁最需要益生菌

弱势群体中老年人、婴儿、儿童和妇女。

急需补充人群使用抗生素药物者、经常吸烟喝酒者、习惯性便秘者、办公室工作人员、电脑工作人员、心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癌症化疗等疾病患者。

用细菌对抗细菌也可治病

艰难杆菌是一种人体内的“超级细菌”。正常情况下,艰难杆菌受制于人体内的其他细菌,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但是,当人体生态失衡时,就容易被艰难杆菌感染,引发炎症、致命腹泻和并发症,并最终导致死亡。

英国媒体报道,有一位83岁的女性患者,名叫埃塞尔。埃塞尔长期服用抗生素,药物破坏了她肠胃中各种菌类之间的平衡,从而感染了艰难杆菌。

许多医生们束手无策,有一位专家突然想出了一个方案——决定采用“用细菌对抗细菌”的办法为老太太治疗。

医生从埃塞尔女儿的肠内采集到一定量的细菌,用导管直接送到老太太的胃部和肠道中,从而将她体内菌类恢复到平衡状态。这种疗法非常有效,不久,老太太就恢复了健康。

对抗性疗法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西医目前的主要疗法是对抗疗法。此疗法首先就是用抗生素来对付细菌。

抗生素是指由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放线菌属)产生、能抑制或杀灭其他微生物的物质。

目前市场上的主流西药,很多药物名称前总会有一个与“抗”相类似的字。比如说,抗感冒药、抗生素、抗高血压药、退烧药、镇静剂、止痛药等。很明显,这些药物本质上就是用来消灭症状的。仅仅从分类上就可以看出其“对抗性”。

我们对人体所知有限

人体自身抗病机制十分复杂,目前并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因此,对抗性药物治疗对人体自愈机制的损害很难被人们充分估计到。

抗哮喘药能使哮喘症状暂时缓解,但病理变化反而加重,并将酝酿着越来越重的复发。

用碱性药物治疗胃酸过多症和胃溃疡病,不仅不能使病灶愈合,反而会导致胃酸越发增多,形成把小苏打当饭吃的现状。

长期使用抗凝血药能使人体凝血机制减弱,一旦停药,往往会出现可怕的血栓。

泻药用久了,肠功能会部分瘫痪,便秘情况会比使用泻药之前更糟。

纽约大学生物学教授乔治·威廉姆斯曾说:“经过漫长的进化,人体已经产生一套自己抵御疾病的机能,如果生物学家能够对人体的防病机理了解得更深入一些,医生就能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法。”

滥用抗生素易引发细菌的反扑抗生素的适当和适量使用,对健康与生命有保护作用。但是抗生素的滥用,使现代医学开始走向歧途或异化,正如过犹不及,这会促使细菌产生耐药性。

研究发现,人类肠道的细菌与环境中的细菌是可以交换基因的。

在人类结肠中发现的大多数种类的细菌如今有80%的细菌携带有四环素耐药基因。大约40年前,只有30%的细菌携带有四环素耐药基因。

现在,有耐药基因的细菌正在倍速增长。这既是人们滥用抗生素的恶果,也是对动物使用抗生素的后果。

如何使用抗生素是人类面临的棘手问题。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致病微生物,聪明的办法是与细菌和平共处,或者主要调动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来对付病原体和疾病。这才是避免现代医学误入歧途和破坏环境的方法。

中医是不求速效的治疗方案

不追求速效,是中医的特点,也是中医的长处。如果有人承诺用中药能快速治愈癌症,就需要慎重考虑这人是不是庸医,毕竟这种概率太小了。

和西医用抗生素消炎、用化疗杀死肿瘤细胞的对抗性治疗不同,中医是“投鼠忌器”的治疗方案,有时会选择与疾病和平共处。这种方法虽然有的人不太接受,但它确实治好了许多人的病。

对于肿瘤,中医不一定去消灭,让病人带瘤生存也是一种治疗方案。这一理念,也越来越受到了西医的推崇。

我们之所以说“中医王道”,说的是中医在治疗过程中会考量怎样保护病人的元气,减少药物对人体自身元气的伤害。

中医的特点是“治人”,而不是“治病”。中医擅长通过增强人体自愈力达到祛病的目的。中医理论形成时,并没有艾滋病,现在却能在艾滋病治疗上起很大作用,就是因为中医治的不是艾滋病毒,而是被艾滋病毒感染的人。

“开门逐寇”与“关门打狗”

盲目提升免疫力,也是一种常见的对抗性思维,中医视之为庸医的做法。

中医的治疗原则是“开门逐寇”,而不是“关门打狗”。在清代医家陆以湉所撰的《冷庐医话》里,提到了宋代大文豪苏轼自医致命的例子。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66岁的苏轼从海南回来,在江苏仪征的渡口遇到了一位故人——大书画家米芾。米芾约他到附近的西山游览。这时酷暑难当,但苏轼又不好驳老朋友的面子。游览的舟中闷热不堪,苏轼解衣露坐,贪风纳凉。

晚上,苏轼觉得疲惫、燥热,就到舟外乘凉以解暑气,还服用了很多冷饮。半夜,忽然暴下急泻不止,及至第二天凌晨,已经是全身软弱乏力,疲惫不堪。

早饭时苏轼特意服用了黄芪粥,感觉舒服了很多,中午又被一帮老朋友约去聚餐。盛情难却,在筵席上,苏轼突然又腹泻不止,朋友见他身体不舒服就送他回船休息了。

苏轼赴宴之后,病势陡然加重,更加暴下泄泻。从此胸膈作胀,饮食不进,夜不能寐。于是,苏轼让仆人将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中药煮成浓汁来喝。

几天以后,热毒转甚,继而全身高热不退,齿间流血。这时,苏轼仍然迷信人参、茯苓和麦门冬等补药,继续服之不辍。但病情日渐严重,各种药物都用尽了,也没什么效果,半个月后就病发身亡了。

苏轼旅途劳顿,加之忽冷忽热,所以引发疾病。用今天的观点看,很可能患的是肠胃型感冒。如果他用清热解暑之药,慢慢调养几日也就可以了。

但学问渊博的苏轼,还是给自己开错了药方。黄芪、人参、茯苓都是提升免疫力的补药,苏轼先是误食黄芪,后又用人参补气,犯了“虚不受补”的大忌。

外邪不除而食补药,就好像“关门打狗”,只会越补症状越重,这就是他最后牙齿流血的原因,所以,清人陆定圃在《冷庐医话》中作了这样的评论:“病暑饮冷暴下,不宜服黄芪,殆误服之。胸胀热雍,牙血泛滥,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噫,此非为补药所误耶?”

中医更重“缘”

一些反中医人士常说,中医连病毒都搞不清楚,怎么治病?

徐文兵先生在《中医太美》这本书中这样解释这个问题:我们经常简单以为,有因就有果,有因必有果。事实上,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人们常说,“有志者,事竟成”。可是,“有志者,事不成”的例子也有很多。有因不见得有果。

病毒、细菌,只是个“因”。有了它就会出现病理症状吗?说中了甲型H1N1病毒,会造成感染,会高烧、腹泻、肌肉酸痛,然后会死人吗?答案是,不一定。

因为这中间还有个“缘”字,“因”——“缘”——“果”。

缘,就是具备了条件。有一个生长条件,才会有结果。

如果你自己的身体不给它提供发病条件的话,就算是你感染了,也会相安无事。

所以,中医关心的不是那个“因”。

这好比家里进了贼,你没有必要当时弄清楚这个贼姓甚名谁,哪方人士,哪个门派后才去把他赶走。来了贼,要么关门打狗,把它暴揍一顿,也把自家坛坛罐罐打烂;要么敞开大门,合力把它赶出去,然后,再总结经验,把自家篱笆扎紧,至于那个贼是谁,就没必要知道了,只要看护好自家的院子就行了。

中医治疗重“缘”,通过改善身体内环境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就说那个致病的“因”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后,中医不用知道这个“因”是谁,但是,中医会把这个“因”赖以生存的条件给破坏掉,然后这个“因”在我们的身体里待不住了,走人,我们的病自然就好了;或者那个“因”没有走,只是在不适宜的生存环境中一直待到灭亡。

这就像敌人进攻以后,我方力量不足以抗衡,怎么办?那就敌进我退,我走了,但是坚壁清野,不给敌人任何生存条件。这样,敌人无法在这里存活,自然就撤退了。

开膛破肚找西医,固本培元找中医

一般来讲,西医的专长是危机处理,而中医的长处则是调理慢性复杂疾病。

开膛破肚找西医,固本培元找中医。这是老百姓选择中医和西医的一个朴素认识。

西医在细菌学方面的发展,克服了大多数的传染病,无疑为人类做出极大的贡献,西医在外科手术方面的长足发展,以及在急救技术上的各种手段,无疑也是中医无法也不需要替代的。

“唯科学主义者”主张废除中医,追随者竟然很多。但在很多慢性病还没有找到解决方案的今天,废除中医实在是不明智的。

无论中医还是西医,知道自己的局限,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才符合科学的精神。

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中医常讲“治标”与“治本”。但“标”与“本”是两个相对的概念,也是一个可以转化的关系,这就需要认清“标本缓急”。

急则治其标比如感冒,只要体温不超过38℃,一般不必服退热药。可是,明明体温已经40℃了,还拘泥于“治标”还是“治本”的问题,就显得愚不可及了。过高的体温,对机体有损害,应当采取果断的降温措施。

如肝血瘀阻水鼓病人,就原发病与继发病而言,鼓胀多是在肝病基础上形成,则肝血瘀阻为本,腹水为标,如腹水不重,则宜化瘀为主,兼以利水;但若腹水严重,腹部胀满,呼吸急促,二便不利时,则为标急,此时当先治标病之腹水,待腹水减退,病情稳定后,再治其肝病。

中医古训讲究“标本缓急”,即“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高度概括了应对疾病发展变化过程中应采取的治疗措施。

某些情况下,标病甚急,如不先治其标病,会影响本病的治疗,甚至危及患者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就应采取“急则治其标”的原则,先治其标,后治其本。

缓则治其本

如痰湿蕴肺之咳嗽,痰湿内阻是本,咳嗽是标。此时标病不至于危及生命,故治疗不用单纯止咳法来治标,而应化痰祛湿以治本,本病得愈,咳嗽也自然会消除。

标本兼顾

标本同治适用于标病和本病俱急或并重之时。如气虚血瘀中风患者,气虚无力推动血行是本,瘀血阻滞经脉是标。此时标本俱急,须以补气药与活血化瘀药同时并用,这就是标本同治。可见根据病情的需要,标本同治,不但并行不悖,更可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