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萧条”时期，经济对在繁荣时期的浪费和错误会作出一种相应的调整，并为之重新确立起能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有效服务体系。这种调整还包括清算那些错误而浪费的投资。事实上，萧条不是毁灭，它们是由高效率的经济体中的消费者发动的一场恢复性运动，它们终结的只是由繁荣而带来的扭曲。也就是说，萧条反倒是一个经济周期步入良性运行前的“恢复”过程，就如同瑞雪可以带来丰年一样。萧条一旦结束，也就宣告一切重归正常，经济也就恢复了最好的功效。
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肯正视衰退，对于自然出现的暂时性破产、清算无法容忍的话，就如我们所见的，繁荣过去，衰退才刚刚开始，他们就会再次开动信贷的水龙头，去拯救那些借款人，那么，新的货币再一次进入商业领域，借款人就可以再次购买那些远离消费品行业的生产要素。如此一来的结果是，持续的银行信贷扩张，再次让那些错误的投资人，逃脱了消费者对他们的惩罚。这也势必会令错误投资带来的浪费越来越多。这也必将导致经济的自我纠错过程——萧条被人为地拉长。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只会增强人们轻率的、爱冒险的情绪，使得人们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多地习惯于去取得信用和使用信用，进而令道德风险更趋恶化。如此一来，只可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催生出更大的泡沫。
对于经济的衰退而言，综合历史来看，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个世界初始的衰退，一般都属于“由于经济周期造成的衰退”这种真实的经济波动。然而，很多时候，在一系列错误的认识下，人们会得出一系列错误的结论，进而采取一系列错误的应对之策。结果是，这种真实的、简单的“由于经济周期造成的衰退”，最后往往会演变为一场复杂的、非真实的“由于企业资产负债表问题造成的衰退”。这就如同令狐少侠的伤，本可静养一下，就能自动痊愈，却因为一群“庸医”，最后如不是得到《易筋经》，还不定怎么死呢。
熊彼特式危机
货币政策是原因，还是结果
对此，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vonHayek）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在其1976年出版的《货币非国家化》一书中，他写道：“货币政策更可能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而不是解药。货币当局很容易屈从于廉价发钞的诉求，从而将生产引向错误的方向，这必然产生一些不良后果，而不是有助于经济从某些方向的过度发展中解脱出来。”如果不是断章取义，而是将他的话完整地放在一起，我们更看得出他就这一问题表述得自相矛盾。他说：“货币当局很容易屈从于廉价发钞的诉求，从而将生产引向错误的方向，这必然产生一些不良后果，而不是有助于经济从某些方向的过度发展中解脱出来。”
在这里，我们不免要问，货币当局为什么会屈从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经济显然出了问题。如果经济没有出现波动，人们怎么可能会发出印刷廉价钞票的诉求，而货币当局又怎么可能会就此屈从？这就如，一个既没有头疼也没有脑热的壮小伙，会无缘无故地向医生提出打针吃药的诉求？这在逻辑上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很可能的情况是，这名壮小伙感觉到了不舒服，譬如头疼或者脑热。遗憾的是，他并不知道，他所生的是一种自限性疾病。认识的不足让他一旦头疼脑热，就向医生发出吃药打针的诉求。
从这点可见，事实跟哈耶克所论述的恰好相反。那就是，货币政策不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而是结果。当然，或许更严谨的表述应该是，对于初始的“由于经济周期造成的衰退”而言，在错误的认识下，货币政策的确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但在其后，由“由于经济周期造成的衰退”向“由于企业资产负债表问题造成的衰退”演变时，这时的货币政策就由当初的结果转化为原因了。
那么，导致这次大危机的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生产过剩——布伦纳如是说
我们知道经济的可持续稳定，需要一个坚定的锚，这个锚就是生产，其他的如福利、分配、消费，都应与之相匹配，不然就会出现问题。从这点来看，生产率的下降，才是问题的关键。
关于生产率的下降这一点，我们可在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那里得到印证。在2009年，他与韩国庆尚国立大学晋州分校的经济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丁圣镇的对话中，对近期的经济危机给出的解释是：“导致眼下危机的根源在于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力的下降。”
他所给出的数据是：从1980年到2000年，在这20年间，劳动生产率(GDP/每小时)虽然以年均1.4％的速度增加（1999-2000年达到了1.5％）。但这个速度差不多只是1948年到1969年这一时期生产率平均增速2.65％的一半，也只是从1890年到1980年差不多90多年间2.3％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60％左右。
他的另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是，利润率深层地、持续地下滑。在他的《全球生产能力过剩与1973年以来的美国经济史》一文中，他给出如下数据：2001年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了21.3％，比它在1997年利润率达到顶峰时的水平下降了1/3还要多。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所掌握到的数据亦显示，1994-1999年，在以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迅猛上涨的同时，美国企业的利润增长却不到60%。
那么，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活力为什么会持续地下降呢？我想，根本原因就在于创新的停滞。
创新的停滞才是关键
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所谓的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中去。而引入这种“新组合”的目的就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正是创新的停滞，导致了布伦纳所指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企业利润率的持续下滑。
现在的问题是，创新为什么会停滞呢？熊彼特曾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早在1942年，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一书里，就资本主义的未来，他发现了这样一个潜在的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在收入增长方面如此成功，它能够支撑大量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这些拥有大量闲暇时间的知识分子，很热衷于批判资本主义体系，并竭力推行包括福利制度等在内的，旨在于增强政府官僚在经济中的作用的措施。这些措施无疑将会减弱创新的动力。
也正是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当前所经历的这场危机，从表征来看像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但从实质而言，它就是一场典型的熊彼特式危机——这既是一场熊彼特所指称的创新停滞的危机，更是一场他所指称的资本主义的危机——包括福利制度在内的干预措施减少了创新的动力，进而使得创新陷入停滞。乔治“吉尔德（GeorgeGilder）就曾明确地指出，创新和研究的减少，必然会引起生产率的下降，如此一来的必然结果是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并难以恢复。
这就解释了我们今天正身处其中的这个经济周期，为什么经济增长极度缓慢。
这时，我们就可以回到哈耶克的论述那里去了：为克服创新停滞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因此而造成的利润率的长期下降并难以恢复的局面，各国的货币当局，尤其是那些将民粹误当民主的国家如美国的货币当局，就很容易屈从于廉价发钞的诉求。他们试图通过在私人方面鼓励提高借贷的方式来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为了再次扩大经济，美国货币当局最终采用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率先倡导的方法，那就是通过维持超低利率的政策，实施信用扩张的办法，以此来鼓励国民对金融资产的投资。
随着资产价格飙升，泡沫形成后，信用会更进一步急剧扩张。由于企业和居民户在纸面上体现出了巨大的财富增长，因而他们具有了更多的信用。他们也因此可进行着大规模的借款，大肆增加自己的投资与消费。这样一来，无可厚非的是，它们的确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这种应对，布伦纳称之为“资产价格凯恩斯主义”。因为，我们知道，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核心就是赤字，以赤字政策来恢复经济的运行。这种凯恩斯主义的意义在于，让私人的财政赤字代替了原来的公共财政赤字。
也正是因此，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亲历了世界经济那种异乎寻常的景象——资产泡沫的无限膨胀，这种膨胀超过了荷兰郁金香泡沫、法国密西西比泡沫和英国南海泡沫的投机狂热。更为要紧的是，这一切又是在国家政策制定者、监管者的精心维护和使其合理化的情况下实现的。于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历史性的资产价格泡沫；20世纪90年代，美国亦产生了历史性的股票市场泡沫，和随之而来的房地产及信用市场的泡沫，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巨大债务泡沫。
然而，危机爆发以来的这些年，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非但不承认自己犯了错，反倒是一句“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就将所有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些人非但没有因此而被问责，反倒是一场场的自我表彰：伯南克于2010年4月8日在第43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年度晚宴（AlexanderHamiltondinner）的演讲中表示，监管机构吸取了1929年股市危机的教训，因此，虽然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打击非常严重，但全球经济躲过了另一次与大萧条（GreatDepression）相当，甚至更严重的巨大灾难。这位掌权者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们做得非常到位！当然，他们把责任推卸得也非常到位！
“一个无人负责的体制，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的错”，这就是当前的特色，所以不要奢望领导人能重作思考。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他们在错误的政策和思维上加倍押注，显然他们决心要将经济和社会推落悬崖。也正是因此，人们很难相信，还有办法可以改变这一方向。
在这样的环境中，想让人们不感到绝望还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