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能够支持中国、可以令中国经济独立于世界金融危机之外的，是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采用的隔离制度所造成的二元结构，以及由此造成的矛盾性和混合性。
我们所赖以栖身的这个世界不是孤立存在的，随着全球一体化的深入，这个世界俨然成为一个联动链条，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链条都将受到影响。我们之所以在前面花费大量篇幅来谈论欧美经济，其目的就是了解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经济现状和未来走势，以及由此而对中国带来的历史性变动。
在下一个大选年2016年前后，无限膨胀的债务泡沫将在欧元解体后全面崩溃，世界经济也将陷入全面的衰退中。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动呢？
中国经济会崩溃吗
至少下面这位专家对于中国的未来很不表乐观，美国着名军事政治专家乔治“弗里德曼博士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称，“中国在以出口为主的结构和贫穷的冲突下，未来10年内将陷入‘危机’”。他所基于的理由是，“中国是没有内部经济（internaleconomy）的国家。欧洲和美国不买中国产品，那么它就无法生存”，在他看来“中国就像外部世界的人质”。
此外，贫困也是困扰中国经济走势的一个大问题，“6亿家庭日收入不到3美元。4.4亿人口的收入不到6美元。13亿人口中10亿以上过着像非洲一样的贫困生活”，他认为中国当前处于的位置，更像大崩溃之前1989年的日本，“日本在耀眼的增长背后，金融系统陷于崩溃”。他的观点显然不是曲高和寡。
2011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克鲁格曼在其专栏里写道：
近期经济增长依赖于因房价飞涨而大热的基础建设，一系列典型的经济泡沫迹象也一并显现；信货急速增长却不是基于传统的银行业而更多地由非常规的“影子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既不在政府的监管之下，也未由政府提供担保。由此引起的泡沫开始破灭，金融经济危机并非危言耸听。我是在描述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吗？还是说的是2007年的美国？或许吧，但是现在我说的是中国。
在文章中，他指出中国近十年的居民消费水平，虽然有了增长，但远低于国民经济增长的水平。那么，谁为中国过剩的产品和服务买单？国际市场。随着消费份额所占经济比重的持续下降，中国长期以来不得不更多地依靠于贸易顺差维系工业的正常发展。
在消费水平相对放缓的同时，是什么因素在驱动着投资支出呢？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自2000年以来，房地产投资所占GDP比重几乎翻番，且剩余的大部分增长也来自于与房地产相关的公司的生产扩张。
相较于这些专家而言，外国媒体更是一片灰心。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杂志最近刊文将企业正在减少贷款、制造业产出停滞不前、利率出人意料地下调、进口停止增长和GDP增长预期被下调称为“中国经济将发生大灾难的五个迹象”。而野村证券则认为：中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将经历一场“在2014年底之前开始的经济硬着陆”。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提到，中国有大量空置的住房、公寓，以及雄伟的公共建筑和厂房，这种情况不仅在东部沿海城市存在着，就是在偏远的西南内陆地区也有，中原那些肮脏的矿山小镇如此，北疆内蒙古也能看到这幅景象。
财经杂志《巴伦周刊》更是直白地认为“中国高增长神话可能即将破灭”。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说得委婉一些，但它们认为从中国制造业扩张速度的快速下滑来看，中国的经济前景非但不容乐观，反而更加黯淡。
对中国真正悲观的不在海外，而是在国内。2010年10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沈阳给一些企业管理人员讲课时，针对当前中国内地经济形势做出了详细分析。他举例并用大量经济数据证明，目前中国投资市场冰火两重天，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制造业危机，经济产能严重过剩，错误的经济政策已经给民族带来灾难。在讲课中，郎咸平多次使用“哭泣吧”“一起哭泣吧”“我也没办法”等词语来形容经济危机的严重性。
对此，内地作家綦彦臣深表赞同。綦彦臣认为中国经济崩溃无可避免，他说：“中国采用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这会导致内需严重不足，加上领导人知识不足，只顾发展所谓GDP，既污染了环境，也导致了产能过剩。实际计算下来，扣除环境成本，中国的GDP并没有增长。”他将这种现象归咎为体制，“前一任拼命花钱，留下烂摊子给下一任，这也是导致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原因。”
当然，持有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在国内远不止于上述两位。那么，中国经济真的会崩溃吗？
凭什么独立于危机之外
有利要素
即使欧元崩溃，进而引发全球性债务泡沫破灭，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幸免于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那么，中国凭什么可以在债务泡沫破灭后的再一次全球“去杠杆化”过程中，令衰退对其的影响有限呢？
在本书第一章所提到的克鲁格曼在其专栏里所指出的，美国可避免重蹈日本覆辙的四大理由中，客观地说，第三项公司的管理机制显然不能构成我们可以抵御衰退的理由。中国的公司管理机制如果不是太糟的话，至少也不会太优秀。在社会科学界，最先试图描绘华人文化特色的，是费孝通在1948年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在《乡土中国》中，他提到，西方个人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像是一枝枝的木柴，他们的社会组织将他们绑在一起，成为一捆捆的木柴。中国社会的结构好像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推出一圈圈的波纹。华人文化的一个重大特色就是，以家族主义的概念来区分人际亲疏。之后的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基本上延续了费孝通的这一思维框架，如华人学者许烺光（FrancisL.K.Hsu）。在许烺光看来，中国信用关系，就是一种透过紧密的以血缘为纽带，以父子轴为形式的亲属关系。这一关系影响其他社会关系的运作与内涵，最终形成支配社会组织、制度及文化倾向的主观意识形态，这自然也包括现代企业制度。
福山在其《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里曾提到，王安公司的失败就是这一信用关系主导的结果。1951年，王安离开哈佛大学，以仅有的600美元，在马萨诸塞州创办了王安实验室。在他的领导下，王安公司在20世纪50年代末成功上市。借着公司成功上市的东风，王安加大研发投入，在其后的20年中，不断有推陈出新之举，事业蒸蒸日上，到1984年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22.8亿美元，在美国《财富》杂志（Fortune）500家大企业中名列第146位。但是，这一切却突发逆转。
由于健康原因，王安在1984年开始准备退休，他中意的接班人是他的儿子弗雷德“王。在这一中国式接班人意识下，弗雷德得到了迅速提拔。这种公然的任人唯亲的做法，令那些非华裔的经理们很难接受，很快他们便纷纷离开了公司。伴随着公司人才的流失和弗雷德上台而来的是公司业绩的大滑坡，到1992年时公司不得不选择了破产保护。
虽然只是一个人事决定，但其透射出来的却是社会问题、民族问题。福山在书中提到：“王安实验室虽然有着高科技和现代企业的外表，但仍然是建立在家庭关系之上的。”家庭提供了创立新企业的社会资本，但是它又在结构上限制了企业，阻止它向生命力长久的方向发展。王安虽然生活在美国，但从他的行事风格上可以看出，他仍然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王安不主张开放投资，他也不相信美国的公司制度，他曾多次表示，“我是公司创始人，我对公司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我的子女有机会证明他们管理公司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对于家族之外的人从不信任，也从不准备信任。如果这仅仅只是王安一家的现象也就罢了，但遗憾的是，在中国社会，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式的信用成为我们目前所致力于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障碍。
至于第四项的房地产泡沫，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房地产泡沫对一国经济的危害。
在情境主义者看来，人的行为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一起构成了有历史关联的行为簇（cluster）。前行为的经验、教训成为后行为的输入，因此不能够简单地判断某一次行为的成败。换句话说：行为的经验为人生积累了独特的、专门的关于行为的知识。一旦获得了经验，人就应该能够避免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
但现实中，以前的经验并不能保证社会因此具有预见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有些经验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在远古时代或其他文明发展迟缓的民族，没有文字能把那些经验记录下来，当某个经验丰富的智者因为疾病或者其他原因突然死亡，那么这些经验就会永远失传。
在现代社会中，被记录在案的事件不仅局限于政治家的丰功伟绩和天文历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因此吸取以前的教训。人类固有的健忘和回避心理，往往让我们漠视问题的存在。1981年经济危机后，香港人对楼市的投机行为持有警惕之心，对过度的乐观避之不及。但1990年后，香港地产复苏并进一步上涨，经济的繁荣让人们将那段痛苦的投机经历置于脑后，更大一轮的泡沫在人们的这种健忘和回避中悄然形成。
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20多年了，就连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也破灭了一个选举周期，基于上述的这种回避和健忘的心理，人们对它们已经没有太多印象了。那么，今天仍然挣扎于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深陷债务泥沼中的西班牙，大概还是可以给予我们一点警示的。
2012年5月9日，西班牙政府宣布对该国第三大银行银基亚进行国有化。但面临着相同困境的西班牙银行，不只是银基亚一家而已，事实上整个西班牙的银行都面临着倒闭的困境。在过去十年间，西班牙的地价上涨了5倍，仅2007年就有大约80万套新房子竣工。当年与建筑相关的产业生产总值，占西班牙GDP的12%，是英国和法国的两倍。可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一夜之间西班牙的房屋市场也突然消失了。移民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去度假的北欧人也停止了买房。西班牙的失业率也随之一下子跳高至20%。
大大小小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是依赖于银行贷款这一间接融资渠道，这种方式与他们的中国同行一样，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让这些贷款也变成了不良债务，破灭进而传导到银行业，引发了银行业的全面危机。
据欧洲央行的数据，2011年第三季度西班牙私人债务数额相当于该国GDP的200%，净外债（包括公共与私人债务）数额相当于GDP的100%。快速增长的债务使得西班牙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在12年间增长了近3倍。为了克服银行业的危机而实施的国有化政策，使银行的债务转为政府的公共债务，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更趋恶化，并由此引发了市场对其主权债务问题的担忧。
美国、日本甚至西班牙的经验无不表明，单房地产泡沫这一点就足以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深渊，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那么，中国的房地产业有没有泡沫呢？且让我们来看一组数据：2009年9月，《中国证券报》报道显示：中国国内住房总价值已超90万亿元。而到2011年，时任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的李迅雷，在《21世纪经济报》上发表题为《通胀让穷人受伤富人恐惧》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的住宅类房产总市值约为100万亿元。而与之对应的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经济增速（GDP）比上年增长9.2％，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根据野口悠纪雄教授的“泡沫，就是资产价格中与实体经济无关的部分”这一观点，我们且来做个小学生的算术题：中国住宅类房产总市值100万亿元-全年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中国房地产泡沫52.8万亿。这也正是汲取了美国、西班牙等国的一些教训后，克鲁格曼所判断中国经济必然会崩溃的一大依据。
但可喜的是，克鲁格曼所给出的第一和第二项理由，虽然不足以完全将后两项的负面效应对冲掉，但至少可以将其负面效应部分抵消。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民银行的确还有相当宽裕的操作空间，譬如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即使降息不足以解决问题，我们的长期预算头寸虽然并不富裕，但也还有一定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财政刺激来应对哪怕长达4～6年的欧美经济的停滞。
除此之外，有利的因素还包括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前首席经济学家王庆曾于2008年所提及的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已成为储蓄的净输出国，这从最近几年稳定的、数量可观的经常账户顺差就可见一斑。因此，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其杠杆化效应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地方，这反映在极低的外债水平上。
第二，持续性经常账户顺差所造成的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仍然泛滥。
第三，归功于对资本账户的控制，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是中国中央银行对外进行高质量和高流动性的证券投资，这些证券非常适合官方外汇储备以及境内外资的直接投资。
第四，各经济部门（如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的金融联系主要是以传统的商业银行为媒介，因此非常简单和清晰，特别是与美国高度证券化的金融市场相比时。
第五，家庭和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很健康。家庭和政府的债务水平低到分别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和33%。此外，银行资本充足，流动性泛滥，贷存款比率只有65%，是除日本之外的亚洲地区最低的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