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资、发展经济，我国政府就对外资企业采取了有别于内资企业的税收政策。现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虽均为33％，但在实施中，内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25％左右，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负为15％左右。
关于出口退税这点，且让我们先来看一则2008年10月的新闻。
从这则新闻里企业负责人的“兴奋”劲，和中央财经大学郭田勇教授的“足以说明政府挽救出口企业的决心”的评论，我们不难发现，出口退税对企业、行业甚至整个外贸出口的影响之大。
那么，什么是出口退税呢？出口退税（ExportRebates）是指对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国内税部分或全部退还给出口商的一种措施。1994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纳税人出口商品的增值税税率为零，对于出口商品，不但在出口环节不征税，而且税务机关还要退还该商品在国内生产、流通环节已负担的税款，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
结合上面引用的新闻和这一名词的解释，可以看出，出口退税为企业减轻了多少负担，为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成功实施低价格策略，提供了多大的政策保障！正如郭田勇所指出的，出口退税表明的是政府挽救出口企业的决心。岂止是挽救出口企业这样简单，政府挽救的是整个出口产业、整个出口导向型战略。
只是，这种决心真的有用吗？
中国绝对胜出的日子行将终结
对于这种决心，乔纳森“安德森显然是持悲观态度的。安德森分析指出，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出口增长率持续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通常要高8到10个百分点。中国在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轻工业领域占有了极高的市场份额，正气势逼人地进军电子产业；在重工业产品上，也一跃成为净出口国。但是，这一势头不可能长期持续。安德森博士给出的理由是：劳动供给减弱，年轻单身的移民短缺，非熟练工人工资迅速提高，更不用提正在升值的人民币。据此，他认为，中国绝对胜出的日子行将终结。
虽然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定义上，我不能认同他的观点，但关于出口这一势头不可能长期持续这一观点，我倒是完全认同他所给出的理由。在这30多年的发展中，出口无疑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助益良多。而出口的快速增长，除有赖于上文所述及的诸多全力支持的政策外，还有两大要素是必须予以提及的，那就是人口和储蓄。
根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Harrod-Domarmodel），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系数，要想维持特别高的增长率，就必须有较高的储蓄率。摩根士丹利的研究部在2007年公布了一份数据：2004-2006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接近50%，家庭储蓄率约为收入的30%。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认为，国民高储蓄率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但这一观点不能让人信服。在摩根士丹利的同一份报告中显示，日本的居民储蓄率也高达31%，但日本为什么没有出现高增长呢？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台湾地区等其他东亚经济体。
所以，劳动力的问题或许是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知道，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时间，是中国有史以来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1950年中国总人口为5.52亿，到1998年末增长到12.5亿，翻了一番多。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适当的人口年龄结构，构成了中国这30多年来取之不竭的劳动力后备军。而且劳动力的供过于求，还减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因此在改革开放这30多年来得以实现了低工资率。这种低工资率使工资增长的幅度比劳动生产率提高应带来的工资增长幅度要低得多。
在1998年之前，西方社会的沃尔玛街（Wal-MartStreet）居民消费品的提供商不是中国，而是东南亚各国。从某种意义来说，当时的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是明显的竞争对手。而就在竞争最激烈的时候，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和他旗下的量子基金（QuantumFund）攻击了东南亚，引发一场巨大的金融风暴。危机迅速地扩展到政治等领域，从此东南亚各国陷入了一个长达4～5年的挣扎期。而其终端——西方世界并没有受到这场风暴的太多影响，甚至还得到了一些额外的利益。这也就决定了西方人的消费需求非但没有因为东南亚的金融风暴而降低，甚至更趋增长。在这样的前提下，对手失去的4～5年，不正是中国意外获得的4～5年？！借此，中国开始凭经济影响力站到了世界经济的前台。
2001年的两件大事亦为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莫大的助益，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新阶段：2001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随后而来的“9“11”事件及欧美的相关应对——全球反恐，使西方世界的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该一事件不仅淡化了中美原来的矛盾，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双方的互谅、合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甚至经济生态。
无可否认，上述的大事件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都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其效果绝不亚于日本、德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基于这样的外部有利条件，中国加快工业化步伐，并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行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得益于此，中国的经济在此后的10年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也正如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的五力模型（MichaelPorter’sFiveForcesModel）所反映的，中国的进入和发展使整个世界经济的结构改变。中国需求增长迅速，导致以澳大利亚、巴西为代表的铁矿石出口国，以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为代表的石油出口国以及土地和劳动力的供应商等的议价能力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中国产出的增长，也令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购买者的议价能力增强。更重要的是，受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激励，大量的后发国家，如越南、印度等纷纷加入。如此一来，结构内的竞争更趋激烈，无论是上游的供应商还是下游的购买者，其议价能力都为之增强。随之而来的是，成本的增长和利润的下降。这样，整个世界的经济结构又随之改变。原油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甚至出现的用工荒，这些原本就是原有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改变的强烈信号。
正如前面所讨论的，这种出口型模式所赖以存在的最大要素就是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事实上，它一直就是中国经济依赖于出口导向崛起的“最大的比较优势”，而今天这一优势似乎即将失去。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的方案显示，中国人口在2017年达到13.6亿的顶峰后，将于2018年开始负增长，在2100年降低到5亿。而《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博士则更悲观。他认为，联合国的方案对中国而言还是过于乐观，联合国认为2010年中国生育率为1.64，但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生育率只有1.18。用2010年的人口结构和1.18的生育率进行预测，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7年达到13.4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到2100年只有4.6亿人，到2200年只剩6800万人。如果2010年后生育率能够提高到1.3，那么中国人口将在2019年达到13.5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蔡昉所掌握的一项数据也显示，中国一般的劳动年龄人口（16岁至64岁）数量在2010年至2015年将处于峰值，随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不断下降。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经。
资料来源：易富贤
济享受人口红利的时代过去了。这也正是安德森博士判断中国的出口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也必须予以指出的是，正如我们于前面所提到的陈潭模型G=I[MPT]所表明的，在经济的增长中，人口要素是一个重要的要素，但它并不是唯一要素，稳定和良好的制度结构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这也正是我跟易富贤博士认识有所偏差的地方。想当年大清帝国人口有3万万之众，不列颠的人口不过2千万而已，也就是说大清帝国的人口足足是不列颠的15倍。两国之间的领土面积则更是有多达60多倍的悬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蕞尔小国”，派几百号人、开几艘军舰，就将泱泱大国掀翻在地！那么，这个“蕞尔小国”凭的是什么呢？显然不是人口P，而是它的制度I和该制度下所派生的包括蒸汽机、现代工厂制度在内的技术T的长足发展。对中国而言，当前的人口红利固然会丧失，但中国并不是毫无办法。在人口P缩小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是扩大市场M、提高技术T，而关键又在于放大制度I，以此来促进经济G的增长。
也正是因此，在这个时候，对中国而言，最需要做的是，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以此跳出已经严重恶化的竞争环境。但事实恰好相反，中国政府为了支撑原有的以“人口红利”为支撑的产业模式，而采取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饱受争议的汇率政策和税收政策。关于前两者大家已经讨论得比较多了，我们在这里来看看第三项税收政策。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历经7次大幅调整。
1995年和1996年进行了第一次大幅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由原来的对出口产品实行零退税率调整为3%、6%和9%三档。
1998年为促进出口进行了第二次调整，提高了部分出口产品退税率至5%、13%、15%、17%四档。
此后，外贸出口连续三年大幅度、超计划增长带来了财政拖欠退税款的问题。2004年1月1日起国家第三次调整出口退税率为5%、8%、11%、13%和17%五档。
2005年进行了第四次调整，中国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适当降低了纺织品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出口退税率，提高重大技术装备、IT产品、生物医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2007年7月1日执行了第五次调整的政策，调整共涉及2831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37％。经过这次调整以后，出口退税率变成5%、9%、11%、13%和17%五档。
2008年8月1日第六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后，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
第七次调整是2008年11月1日实施的上调出口退税率政策。此次调整涉及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适当提高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退税率。二是提高抗艾滋病药物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分为5%、9%、11%、13%、14%和17%六档。
虽然伴随着经济过热，在2007年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那就是由市场倒逼着企业逐步优化和调整。但可惜的是，这种希望随即而逝。首先是因为错误认识，而带来的诸如“腾笼换鸟”这类人为干预的政策。等到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为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政府运用了包括低利率和4万亿政策手段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
得益于这种决策和应对，我们避免了大面积的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等局面的出现；也是得益于此，我国经济才得以继续保持了良好发展的势头，进而维护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防止了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
但“是药三分毒”，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博士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指出：“任何一种调控都不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也可能有过冲，有超调，也会有震荡。”对此，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应对策略的确给我们带来了“问题被留到日后”的局面。
从经济和社会创新的角度来看，2008年的应对策略，如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被低估的汇率政策和更高的出口退税政策，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之余，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令那些本应破产的企业借此而苟活了下来。这也就意味着，这一付药因其毒副作用，在无意中人为地破坏了“创造性破坏”这一市场机制，进而对原有的产业模式起到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作用。
如果经济能够持续繁荣，这些企业、这种产业结构也许能够在泡沫下得到暂时的维系。可惜的是以前那些依靠信用而大手大脚花钱消费的美国人，现在正忙着去杠杆化，以此来恢复自己的信用。这也直接导致了目前我们的出口如此低迷。显然，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事件，至少可以由此来判定，中国经济又回到了2008年年末的水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问题的实质显然不仅仅只是“欧美的债务危机，特别是欧元区的债务危机”问题，而是中国经济本身出了问题。而其根本就在于因2008年的政策的副作用而固化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问题。
诚如周小川行长所认为的，任何一种调控，在带来百利的同时，必然会有一害。那些试图将中国经济问题说成“受欧美经济影响”人，不过是在讳病忌医。这种讳病的态度根本就是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