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试图以“腾笼换鸟”的形式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典型的政府越位；那么，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则是典型的政府职能缺位。
当务之急，“腾笼换鸟”应缓行
棉纺织业+工厂制度=第一次工业革命
我们再将视线从全球范围转到国内。中国是一个有着特殊国情依赖症的国家，在这个国家总有一些人在遇到问题而又不预备解决时，经常会拿出特殊国情的招牌来为自己遮丑。这类人就如公孙龙，总是纠缠于“白马非马”的无聊诡辩。白马和黑马，无论他们的颜色有何种差异，但其“马”的这一属性是第一位的，同样人也是如此。不管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人”的某些秉性也是一致的，譬如饿了要吃、有爱的渴求等。用马克思哲学的观点来说，不具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是不存在的。所以一味地谈特殊国情，不得不让人觉得这类人有着公孙龙式的恶心。当然我们在承认白马和黑马都是马的前提下，也承认马还是存在黑白之分的，就如同事物在普遍性原则下还是存在特殊性的。
也就是说，特殊国情确实存在。譬如在创造性破坏上，中国既有其他国家也面临的一般性问题，也存在着中国式的状况。“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破坏”，也许执政者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创造性”破坏。
该政策的决策者发现，过去利用廉价的土地、人力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端生产能力，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决策者认为，如果没有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要实现发展模式之变、实现科学发展的难度或许会更大、时间会更长。对此，他们认为，那种为了保速度而把本已淘汰的落后产能重新扶上马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里所提到的，对于创造性破坏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拿着各种借口来保护传统产业。就这一观点而言，决策者的政策主张无疑是对的。但遗憾的是，决策者忽视了物竞天择的筛选决定权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所谓的腾笼换鸟，就是指通过指令关停、强令转移、税费调整、拒绝续租等行政手段，及银行窗口指导，将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从目前的产业基地逼着“转移出去”，再把所谓的“先进生产力”转移进来，以达到经济转型、产业升级。
这一政策出台，有着极深的认识背景。近年来，在我国存在一种热烈追捧“新经济”的现象，有些人认为我国的传统产业已经毫无希望，应该把资源集中在“新经济”上。在他们看来，“新经济”的核心，就是诸如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在内的“高科技”领域。这一认识严重地扭曲了人们对竞争的看法，产生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只有少量产业、少量企业能以高级的方式进行竞争。
但事实却是，就微观而言，正如新竞争学派所指出的，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只有低技术的企业，却从没有低技术的行业。如果公司能够使用世界级的技术和经验提高生产率，进行创新，从而提供独一无二的产品和服务的话，那么，这家公司就可以在任何行业——鞋类、农业或者半导体行业，在任何价值链段——开发、营销、加工，都具备竞争优势。鞋类的耐克与宝元，信息技术的苹果与鸿海精密，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成功者告诉我们，所有的价值链段，都可以运用先进的技术；所有的行业，都可以是知识密集型行业。去过澳门和拉斯维加斯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在那里，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博彩业和娼妓业，是如何被那些精明的商人，用最新的管理技术和工具彻头彻尾地予以改造的。
我们再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棉纺织业是个典型的“老产业”，不仅现在的我们是如此看，早在200多年前，人们也是这样定义的。但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工厂制度的引入提高了棉纺织业这种“老产业”的生产效率，而从家庭纺织转向布匹的机械化制造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它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年）。请注意！是“棉纺织业这种老产业+工厂制度的引入”，这种新组合缔造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延伸阅读
第一次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首先出现于工场手工业新兴的棉纺织业。1733年，机械师凯伊发明了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速度，棉纱顿时供不应求。1765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大幅度增加了棉纱产量。“珍妮纺纱机”的出现首先在棉纺织业中引发了发明机器、技术革新的连锁反应，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此后，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骡机、水利织布机等机器。不久，在采煤、冶金等许多工业部门，也都陆续有了机器生产。
随着机器生产的增多，原有的动力如畜力、水力和风力等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在英国伯明翰，1785年，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投入使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动力，得到迅速推广，大大推动了机器的普及和发展。人类社会由此进入“蒸汽时代”。
随着工业生产中机器生产逐渐取代手工操作，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形式——资产阶级工厂诞生了。1840年前后，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已基本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家。
工厂制度不仅促使棉纺织业走向了现代化，它还促使了很多其他“老产业”走向了现代化。譬如，在钢铁行业，更大熔炉的出现使生产大规模的中间产品，如锭、薄片、棒和电线等变得更加容易，工厂由此扩大了产品范围，使金属制品、工厂中“利用水轮”制造的纸张、陶器制造、糖的提炼，以及玻璃、肥皂和盐厂等成为可能。因为棉纺织业而引发的工厂制度，使英国的经济生活全面地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种新组合所引发的革命，不仅为企业家带来了巨额财富，更提高了全体人们的社会福利。
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今天经济生活的竞争比当年的英国要更具动态性。公司通过全球资源调配，可以减少许多投入成本的不利因素，使旧的比较优势观念不再那么重要。竞争优势依赖于投入品得到更高生产率的利用，这就要求公司必须持续地创新。企业为了能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能够取得长期稳定的经营状况，将不得不努力开发有发展潜力的产品，或者通过吸收合并其他行业的企业，以充实系列产品结构、丰富产品组合结构。那么企业为什么会采取这种行动呢，根本原因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即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
促进企业这样行动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需求增长率停滞；买方市场过于集中；需求的不确定性。
促进企业这样行动的内部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企业内部资源的潜力挖掘和裂变；企业本身的规模；现有行业的发展压力。
企业的发展存在一种自发、渐进原则。在外部环境和内因的共同作用下，成功的企业会进行适应性裂变，而失败的企业会因为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被市场所淘汰。
这次因为市场压力导致的，包括珠三角、长三角企业在内的“倒闭潮”，正是市场通过自然选择的手法优胜劣汰，巩固东部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所业已取得的成就。由市场机制，为上述地区建立一种自发的市场和竞争秩序，由自然法则筛选和培养有竞争力的企业，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创造性破坏。
政府的本分
但可惜，突来的困局（事实上只要懂得经济周期理论的人，就决然不会认同今天中国东部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困局是突发的），打懵了相关的学者和决策者。他们不能相信这种自发的秩序、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规章制度，是在没有计划和指导思想的情况下自发产生的。基于这种对自发秩序的不信任，他们以为世界应该由他们予以理性的、科学的设计，“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这里，我不准备就经济秩序问题做过多的论述。我只想说，我国的东部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发展的奇迹。这个奇迹应该维持，但不是故步自封，不是美国拯救克莱斯勒和AIG、中国拯救四大商业银行式的维持，而是企业在内部和外部压力下，自我创新、自我发展、自我裂变，积极地利用世界级的技术和经验，提高生产率。因为所有的行业、所有的价值链端都可以运用先进的技术，如果珠三角、长三角的企业能把握好这种精髓，那么他们也就具备了核心竞争力，公司也可因此而完成产业升级。
既然提到了竞争力，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竞争力的研究，事实上包括以下几个层次和领域：产品竞争力、企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和国家（地区）竞争力。毫无疑问，这些不同层次的竞争力，彼此都将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企业的竞争力则是核心和基础。至于产品竞争力，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企业竞争力最直观的表现载体。同样，就国家（地区）竞争力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该国或者地区或该产业所有企业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之和。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指出，“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归根来说还是其所在地的企业的竞争”，既然所在地的企业具有竞争力了，产业升级了，那么这个地区的竞争力也就上来了。
马克思经济学里最重要的一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按照辩证法，反过来我们亦可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生产关系也将决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对竞争力的正确认识之上的。同样，形成有正面影响力的政府框架，也是基于对竞争力的正确认识之上的。也就是说，只有当政府的影响力，能够影响其所辖地区的企业的价值创造时，政府才能够在经济层面上，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
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是：公司在某一特定地区竞争的熟练度，受其所在地区的商业环境质量，特别是政府所提供的高质量的投入品的强烈影响。例如，没有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公司就不可能使用先进的技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雇员，公司就不可能在成熟的业务上进行有效率的竞争；在繁杂拖拉的办事程序下，或在不能快速、公正解决争端的法制体系下，公司就不可能有效地运作。
今天经济生活的竞争更具动态性，这也直接决定了公司所在地区的富裕状况。认识到这一点，就不难发现，对于公司所在地区的政府来说，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努力创造能够提高其所辖地区企业生产率的环境，至少是这座上层建筑不去妨碍企业生产力的发展。
对于政府来说，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竞争的微观基础将最终决定生产率和竞争力。因而，政府必须保证高质量投入品，如有教养的公民和有形基础设施的供给；制定公平公正的竞争规则——特别是反垄断法，以此来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某些特殊的行业或企业，进而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并促进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全面发展。
但现实却足以令人灰心。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里，有一批企业是被保护的，它们是不能被“毁灭”的。这些糟糕的企业不知道提高服务质量，不知道怎么留住人才，不知道降低运营成本，也不知道控制系统风险，它们所会的就只是怨天尤人，拼命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
在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中，有一笔多达1.3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管理公司（AMC）债务。对于这类不尊重资产负债表的企业，本应受到惩罚而进行创造性地毁灭，把稀缺的资本和人才让给有能力的企业，市场经济法则也一向如此。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们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变相地得到政府的同情甚至奖赏。政府的行动放纵了他们再次肆意妄为，因为他们心里料定，政府会在他们陷入泥潭时出手把他们拉上来的。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我们的政府迫切需要做的，不是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这类实体资本中，而是应该将有限的资源抽出，投入到有利于全社会创新的人力资本中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恳求我们的政府，先别忙着“腾笼换鸟”“产业升级”，而是先检讨一下自己，是不是扮演了合格的并且在经济意义上合理的有影响力的“中介”，是不是为所辖地区的企业提供了足够的企业竞争所必需的微观基础。
从创造性破坏角度而言，“腾笼换鸟”式的“产业升级”应缓行，甚至于废止。在本不应该插手的地方，我们的政府却偏偏越位了，而对于本是政府分内的事务，他们往往又缺位。如果说试图以“腾笼换鸟”的形式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典型的政府越位；那么，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则是典型的政府职能缺位。
扩大内需的关键
社保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正如霍布森指出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为了消除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我们在《经济与政治》一章里已经讲到了，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过剩的产品竞相依赖出口，产业结构进一步畸形化，生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无形地耗损。
病症找到，无疑是有许多方面的。要想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关键还在于，着手将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消费。要达成这一目标，第一步是要建立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欧美等国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则可以避免经济波动引发大的社会动荡，有效地规避了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浩劫；二亦可为人们解决后顾之忧，促使他们放胆消费，形成强大的消费需求，进而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谈到这里，也许有读者跳起来反驳，你这不是摆明了搞双重标准吗？一方面，针对欧美，将其债务问题归责于他们的社保和福利体系；另一方面，却又积极地要求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不是思维混乱，就是别有居心。
需要说明的是我既不思维混乱更没有什么居心。拉弗对税负的态度正是我对待社保体系的态度。拉弗认为税率高达100时，政府的收益为零，但如果税率为零，政府的收益还是为零。“拉弗曲线”必然有一个转折点，在此点之下，即在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随税率的升高而增加，一旦税率的增加越过了这一转折点，政府税收将随税率的进一步提高而减少。
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社保体系。我从没有认为这个社会应取消社保体系，就如同拉弗没有认为应该将税率降为零一样。我一以贯之的观点是，我们需要社保体系，但我们却反对过度福利。我认为社保曲线的转折点大致在于宽口径的社保支出/财政支出的比为35%～40%这个点上。在此点之下，政府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将导致生产效率和社会安全的边际效用递增。一旦超过这个点，则会像现在的欧美国家一样，无论在生产效率和社会安全方面都将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