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大支柱中蕴涵着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奈斯比特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说。这个趋势可以总结如下：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纵向民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奈斯比特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对别的国家来说，改革越多，中国模式越有效。”他说。
具体来说，奈斯比特认为中国有一项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使之专注于经济建设——它不会被每四五年一次的选举所打断，不会受到不同政见、不同目标和不同解决方案的干扰……中国领导人没有在争取连任上面浪费时间，他们的精力都用在了实现长期目标上。治理国家的权力来源于政绩，而非选举的胜利。“中国的自豪感还将继续增强，塑造出一个基于中国价值观和中国人需要的纵向民主体系。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方的观念，只是西方人才关心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如何实现？中国和中国人民会自己决定。”
在书中，奈斯比特还多次充当中国的“辩手”，他说，西方国家总是喜欢指责在几十年前刚刚开始走向自由和文明社会的中国，而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要知道，从约翰·德·维特领导自由贸易开始，欧洲花了3个世纪才建立了民主的市场体系。美国几乎花了200年的历史才消灭了奴隶制与种族隔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至于不向国外开放媒体，比如让传媒大亨默多克处处“撞南墙”，奈斯比特说，严格控制媒体的不只是中国一家。即使美国对外国人拥有多种媒体也有严格限制。
对于中国人普遍深恶痛绝的腐败问题，奈斯比特是这么解释的：我们钦佩中国、热爱中国人民，我们还认识许多中国政治家与官员，他们绝不是统治邪恶帝国的魔鬼。腐败的确存在，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也的确时有发生，地方政府的一些作为也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即使在一家只有几百人的公司里也难以避免盗窃、行贿、阴谋和不轨行为，那么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企业怎么可能完美无瑕呢？
他感慨在一些方面中国已经开始让世界黯然失色，“T3航站楼比伦敦希思罗机场所有航站楼面积还要大……这与纽约或者洛杉矶的机场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美国许多重要城市的机场都已破败，走近那些地方真让我们感到悲哀。似乎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新世界领导者错过了前往下一站的航班。”
在他看来，中国是美国唯一的潜在挑战者，不过，他不认为两者会形成对抗，“各种迹象表明两者将是伙伴关系”。
八、当中国统治世界
抓住了“国家”的秘密，在马丁看来，也就抓住了中国模式的核心。“中国最大的差别在于政府职能。这可以归结为中国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国家在经济中通常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被广大人民当做社会的保护神和化身。
2005年，《当中国改变世界》一书作者法国人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讨论中国崛起的原因时认为中国独特的历史是其中的一个要素。但是他又说，“我们不用去翻阅那些久远的资料，不用追溯到4000年前的文明，仅看它最近的经历就足够了”。他指的“最近的经历”以1978年为起点，他将这一年看作是中国进入起飞跑道的开始。
又过了5年，抱有认真研究态度的国外专家已经不满足于仅仅看“最近的经历”了，他们的学术“野心”甚至比中国本土的学者还要大。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一举将对中国模式的观察推到了2000多年前，起码明确地推到了孔子那里。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同时兼具全球的视野。不管是否同意其结论，这本书都堪称为大师级的作品，正如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阎学通的评价，“这本书的历史厚重性和未来前瞻性超越了所有我读过的有关中国崛起的着作。”
这部书于2009年6月首先在英国出版，同年11月在美国出版，在中国出版的时间则是2010年1月。在欧美书市，这本书是非小说类书籍畅销前10名之一；在西方社会，评论此书或议论此书观点的各种网站网页超过了1000万。有人说，这本书的热度直追冷战结束之初亨廷顿的作品《文明的冲突》。
马丁·雅克何许人？他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IDEDS的高级客座研究员，同时也是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曾在京都立命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他还有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做过《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和《新政治家》的专栏作者以及《独立报》副总编辑。
2010年5月底，马丁来到中国，为该书中文版发行做宣传。60岁的马丁身材不高，锃亮的光头和身上的衣着一样打理得一丝不苟。他精力极为充沛，不喜欢接受群访，自己提出要一家一家接受单独访谈，说这样才能够谈得深入。笔者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但是他觉得还没有尽兴，主动提出第二天再谈一次。
马丁喜欢中国文化，据探访过他位于伦敦的家的《参考消息》记者描述，在他的客厅里，放着一个中药铺里常见的暗红色柜子，一个个小抽屉上用毛笔写着的“甘草”、“茯苓”等字样还隐约可见，柜子上则立着一个一尺多高的兵马俑仿制品。此外，他家里还收藏着葫芦丝、二胡等中国民族乐器。
在马丁眼里，中国的历史并不是教科书上写的那样，它不是割裂的，而是一脉相承的，“与其说1949年后的共产党政体是中国历史准则的某种异类，不如认为在很多方面，该政体依然没有脱离国家传统，这种迹象自邓小平时代以后比毛泽东时代更为明显”。
马丁的论述方式为中国模式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的视角。
“国家”的秘密
马丁·雅克强调必须从文明国家而不是普通民族国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否则将无法找到问题的实质，“在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之前，中国很早就以一种明确的国家体形态屹立于世界了”。
与中国人的普遍认知一样，马丁认为孔子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不同的是，他认为尽管19世纪末叶后，孔子的影响力开始稍有减弱，但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甚至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儒家思想依旧根深蒂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儒家思想曾一度被质疑，但《毛泽东语录》仍明显留有儒家风格”。
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国家和教育。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国家均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并被附以巨大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国家被认为是整个社会关注的重中之重，高于其他任何方面。”他写道，在中国，其实曾经正式存在且真正重要的“机构”也就两个，即一公一私。“公”是指政府，“私”是指家庭。不论是在孔子的时代还是当今中国，政府都不允许不同利益的存在。“当然，现实当中不同利益的确存在，只不过这些利益在政治上并不被认可，并且也不急于被认可。这些利益活跃于人们的视野之外，以个人行为的方式游说政府，并谋求对个人而不是对整个阶层或团体的支持，因为这样的支持可以给他们免除赋税或是带来某些有利条件。”如此一来，不论是在孔子的时代还是在当今中国，也不论是教会、商人还是知识分子，他们都缺乏一种建立独立组织的传统。因此，在中国也就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市民社会。
抓住了“国家”的秘密，在马丁看来，也就抓住了中国模式的核心。“中国最大的差别在于政府职能。这可以归结为中国古老传统的一部分，国家在经济中通常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被广大人民当作社会的保护神和化身。虽然中国已经推行市场改革，但各级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经济中仍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马丁说，次贷危机中盎格鲁-美国模式的崩溃，将使中国模式适用于更多的国家。他相信高盛公司的预测，即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巨大的人口规模和超高的经济增长率相结合，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经验：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在改变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世界，而且还会把它带入一个陌生的未来。正因为这种转变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人们谈论现代经济历史甚至会使用‘中国前’和‘中国后’（和‘公元前’、‘公元后’类比）这类的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