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不高兴》冲击波
“对于损害我们的人，没有力量就不回应，自己回去苦练内功，以期将来可以严厉惩罚他们；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头痛击，叫他们痛到永远记住，而绝没有去奖励他们那些仅仅是某一次没有直接出手的同伙的道理。”
《一国不高兴》绝对堪称2009年时政第一奇书，也是第一畅销书。3月24日，该书策划人，北京凤凰联动图书有限公司总裁张小波告诉笔者，半个月时间，《中国不高兴》共销售19万册。这个数字甚至比13年前更轰动，同样被视为民族主义代表作品的《中国可以说不》还要略多。又过了半个月，该书销售量突破60万册。骄人的发行数量令其他出版社悔青了肠子，“我们下手晚了”，一家出版社负责人说。
此书出版后，立即引发“舆论大战”，除了网络论战外，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加入到讨论的阵营当中。其中力挺者有之，痛批者亦有之，言辞均相当激烈。有人说，此书是“勇敢的开拓者”，“帮我们找回曾经的尊严”；有人批评此书作者是“一帮胸无点墨的愤青”，“空谈”，“惟恐天下不乱”……
批评该书的人说，《中国不高兴》是1个商人加5个文人粗制滥造的产物。1个商人是指张小波，5个文人除了王小东外，还有宋晓军、宋强、黄纪苏和刘仰。
6人中，张小波如今是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13年前他和宋强一起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共同作者，其余几位，宋晓军是知名军事评论员，甚至有“当代广大军事迷之精神领袖”一说，王小东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纪苏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轰动一时的话剧《切·格瓦拉》编剧，刘仰的身份是“学者和资深媒体人”。
张小波告诉笔者，他与宋强、王小东、宋晓军和刘仰都比较熟悉，了解他们的观点，而2008年4月的火炬传递事件后，他感到不少人对中国的内政外交“有话要讲”。
到了10月份，张小波将几位作者召集到北京郊区的一处农家乐，一住3天。这像是一场“神仙会”，每个人围绕自己擅长的领域高谈阔论——宋晓军主要关注军事，王小东关注经济、金融、国际关系，涉及面比较广，刘仰关注国际关系、经济等方面，宋强关注社会方面。
聊天时间里，张小波全程安排了录音和速记。结束后，张小波把录音整理好，发给每个人，进行补充、整理。“3天的漫谈产生了许多火花和亮点，这构成了这本书的主体。”他说。
该书作者之一、被封为“民族主义旗手”的王小东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有人据此说我们是粗制滥造，其实这是我们一个长期思考的结果。”
那么，《中国不高兴》到底说了什么，以致引起一场如此声势浩大的争议？归结起来，《中国不高兴》的矛头所向有二：一是那些好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的知识精英，王小东们称之为“逆向民族主义”——也就是那种自我矮化，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劣等民族的声音。
在《中国不高兴》所开列的批评清单中，有不少名人。比如余世存，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在近代以来确实是在一种德性的陷落过程中，它的智力和道义水准不再上乘，它既非优秀又非高尚……中国人口这么多，像棉田里的蚜虫，像垃圾堆上的苍蝇，像污水坑中的蚊子，是最小最没有抵抗力的、也是繁殖最快的种群。”
《中国不高兴》呼吁“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作者们也不同意柏杨所说的“酱缸文化”的说法，“如果我们的文化真的那么差劲，中国还能发展到今天，并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13亿人口吗？要知道多少古代文明都消亡了，很多连基因库都没留下”，王小东说。
在清算逆向民族主义的同时，《中国不高兴》也着重清算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平庸。他们的论证对象是钱钟书、王朔以及王小波等“大人物”。
“钱钟书无论作为一个学者还是文人都算是不错的……只是把他当做‘泰斗’，却多少说明那些年社会文化的某种病态。在一个胸无大志的时代，钱钟书这样的人很容易领袖学林，就像清代的阮元。”
“放在大一些的视野中，像王朔这类文章，其夺目的偏狭、冒烟的歪才，实在是一个民族舍弃大目标、收缩大情怀后进入精神下行期才有的症状。”
“王小波的神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无论他的小说和散文写得如何，我就是认为他是一个臭鸡蛋，因为他的臭味我闻到了。”
受到批评的还有白岩松。书中有一节标题是“论白岩松不如宋祖德”，作者王小东说，“要我说，既然是扯淡，宋祖德比白岩松强。宋祖德是明着扯淡，可白岩松明明是扯淡，却还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们只是想说明猥琐支配下的文化世相，并不是针对白岩松个人，之所以选他是因为他具有公众认知度。”黄纪苏对笔者说。
与西方有条件决裂
《中国不高兴》的另一个主要矛头指向西方。比如宋强说，中国对西方，要“有条件地决裂”，不过文章除了对美国发了一通批判，比如，“全世界都在帮一个具有威望和实力的大国买单，这也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买单的时间太长了，伺候到了这种程度：把美国人惯的，不干活偏偏要住大房子，而人们还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等这种情绪化的表达之外，对于什么是“有条件地决裂”，怎么决裂并没有做任何阐释，令读者大感疑惑。
不过在后面一节，“不能再搞‘轮盘赌’：把中法关系实质性降低”当中，他总算把话说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基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出尔反尔的外交伎俩，我们要明确“惩罚外交”的概念。“萨科齐的冒犯，是最卑劣下流的机会主义，他的玩法，连在生意场上都无法容忍，以民间经验来回击他，惩罚整个法国，并不低级。”
宋强将萨科齐比喻为中国话本小说《三遂平妖传》里的“发贱鬼”——客人话语温和地向他讨茶喝，他会跳起脚来骂人；把他吊起来拿鞭子抽，他讨饶，不但有茶，点心也拿出来了。
“在这件事情上，中国能不能显得骄傲一点呢？能不能使用‘惩罚’这个词呢？能不能搞一点中国情感特色的外交呢？能不能勇于承担一定的折耗呢？”他写道，“记得在最蜜月最‘开放至上’的年代，我们都敢于把卖台湾潜艇的荷兰惩办一回。在一些不友好国家轮轴闹的情势下，我们不能‘轮盘赌’，不要把外交思路弄得那样零碎，把法国归于‘差信誉客户’，着着实实惩办一回。搞一点‘解气外交’、‘儆尤外交’，也符合我们开放时代的大思路，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光是‘宽容’，也有较真儿。”
张小东评价萨科齐会见达赖是“了无新意的游戏”。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绕法国走了一圈，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很到位的抗议，中国外交终于站直了。但是张小东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
“长期以来，西方大国，一会是德国，一会是法国，一会是英国，一会是美国，一会是日本，一会是他们的中央政府，一会是他们的地方政府，反正总是有一个冒出来，在台湾问题上，西藏问题上，给中国添恶心；而中国的回应呢，一如既往，都是为了对这个冒出来的表示抗议，而大给其他人好处，似乎想起到某种激励作用。可是长期看下来，他们当中这个冒出来的，始终在换……几圈下来，一个不落，全都大大地捞到了好处，没有一个真正是受到惩罚的，你说他们是串通好了轮流来的，都一点不过分……我看是什么激励作用都没有起到，而且一不小心被别人当猴耍了。”
对此，张小东提出，我们要让国民知道我们这个世界上十分孤立的真相，西方人士是一丘之貉，丢掉对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幻想，不要幻想他们中间有哪个大善人是对中国更好一点的，中国人必须在被孤立、遭敌视的环境中自强不息，谋求自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他还给出了一个外交原则：“对于损害我们的人，没有力量就不回应，自己回去苦练内功，以期将来可以严厉惩罚他们；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头痛击，叫他们痛到永远记住，而绝没有去奖励他们那些仅仅是某一次没有直接出手的同伙的道理。”
中国要做“英雄国家”
《中国不高兴》左右开弓，他们希望树立什么呢？其目标是确立远大的国际目标，做“英雄国家”。
《中国不高兴》明确号召，中国应该有国际大目标，这个目标“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近代以来，中国人已经久不闻这样的“英雄气概”了。而这正是此书作者们希望呼吁的东西，“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
王小东毫不谦虚地对笔者说，他，就是这样的英雄。“这个书对当下可能有帮助，也可能没有帮助，但起码有一个功用——50年、100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先人如此平庸而感到羞愧。当他们翻到我们这本书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找回了一种自信，说原来我们的先人当中还有人曾有过雄心大志。”
他们没有止于只是喊喊口号，而是提出了具体的想法。
举其大者，他们提出要“持剑经商”，即贸易需要以武力为保障。“我们现在通过国际贸易，也在把东西拿进来。我们进口了大量的木材、粮食、石油、铁矿石，但是如果后面没有一把剑的支撑，人家随时可以不让你拿。”
他们还援引《解放军报》的评论员文章来论证“解放军要跟着中国的核心利益走”——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
这种观点基于对中国外部环境的判断。宋晓军认为，鉴于西方不会放弃现在养尊处优的生活，今后中国面对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持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中国必然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为支撑的商战，这是难以避免的。”
为鼓舞“斗志”，王小东甚至搬出了古代的两则故事：“回想我们的先辈，比如说汉朝的陈汤，西域都护府副校尉，相当于边疆军区副司令员，脑瓜一热，说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给端了吧。军区司令员还不同意。陈汤说你要不同意我把你崩了，然后两人一块去了，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元首的一家人全都给杀了才回来。给朝廷的奏疏中，他留下了一句让现代人都提气的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再看唐朝的王玄策。他带了一个使团去印度，当时那边搞政变了，不认中国的使团了。王玄策就是带着手下几个人，从尼泊尔借了点兵，又从吐蕃借了点兵，打回去把印度的那个政变政府给端了，将印度国王阿罗顺那披枷戴锁押回长安献俘。”
“我们今天就需要发扬这种精神。”王小东说。
我们老是担心打扰了西方人的午休
《中国不高兴》引起的冲击不仅仅限于国内。《环球时报》评论部主任王文说，他在去日本交流的过程中，在日本小城奈良的书店、京都的书店，都看到过这本书的日译本，而且都摆在显眼位置。
中国前驻英国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也告诉笔者，在多种国际场合，他都被要求对《中国不高兴》一书进行评价。
事实上，国际上很多媒体包括影响力最大的媒体都对这本书予以了关注，并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香港《亚洲周刊》的报道称，《中国不高兴》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标志，“南沙群岛问题、钓鱼岛问题、俄罗斯军舰击沉中国货轮问题、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圆明园兽首问题，这些都激起了中国民众反弹，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时代周刊》也有专文对《中国不高兴》进行报道，并对其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表示了担忧，“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
英国《经济学家》也注意到了中国民族主义抬头的新迹象，该刊评论说，“中国的崛起在国内使中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左派卷土重来。在国际上中国领导人至今还保持着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方针。但国际上有G2，即中美两大国掌握着世界经济命运的说法，这也让一些中国学者和评论家一直在鼓吹中国利用这次危机推动中国战略影响。”
对于这些评价，《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泰然以对。“其实这些观点在西方国家是不需要论证的，人人都明白，只是放在中国听起来似乎比较刺耳。”张小波对笔者说。
对于这样的言论是否会加剧中国威胁论，黄纪苏不客气地表示，“我们老是担心是不是会打扰了西方人的午休，其实人家根本没有在意，倒是国内的人先替他们着急。”
而王小东说，“战术上可以潜伏，但是战略上没法潜伏，中国这么大个头，你怎么潜伏？潜伏只能是束缚了自己，而别人还都不信。”
对话王小东、黄纪苏：西方也该下岗出局了
《中国不高兴》出版后不久，在北京三联书店的二楼咖啡厅，笔者与王小东以及黄纪苏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访谈。面对面的时候，他们，尤其是黄纪苏言谈显得温和理性，不像他们在书中那样给人以“张牙舞爪”之感。这部分是出版商商业运作的结果。他们透露，书的名字本来不叫“中国不高兴”，而是“未来30年中国的目标”这样的标题。不过，正如《时代周刊》所说的，如果用后者，“谁还会看呢”。
舒泰峰：是什么给了你们这么大的信心，认为中国可以领导世界？
黄纪苏：我比较喜欢这本书的副标题——《大时代、大目标和我们的内忧外患》，世界发展史，如果说在2008年以前，一切还不清楚的话，那么到2008年应该清楚了，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变局的时候。这对中国意味着挑战，也可能意味着机会。中国这么大块头，你一定要有大抱负。
西方领导世界500年了，现在出了那么大的问题，也该下岗出局了。我们没有说中国一定可以当世界领袖，但是可能性很大。这是天命所归，不是你想要不想要的，这个使命不是一个小的国家和民族能够承担得了的。但是中国的精英和大众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舒泰峰：大家会问，中国凭什么当世界领袖？
王小东：我们没说今天就要当。外国人告诉我说，中国的精英集团没有视野，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个视野。印度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要落后得多，但是有一条，印度可以生产制造航空母舰用的钢板。
黄纪苏：美国的精英就具有这种视野，有一篇文章说，30年前货币体制改成美元本位，与黄金脱钩。美国因此得了大便宜，相当于白坐车。但是美国的精英一直都在研究，如果有一天其他国家对此不满，不让他们白坐车了，怎么办。虽然，几十年来，世界没有什么反应，但是预案他们一直都在做。这就是远见和视野。
舒泰峰：《中国不高兴》剖析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有人指出根本上应当通过改革内政来解决，而你们的路径却是指向国际。
王小东：我的观点是当你拥有一个远大的国际目标后，反而能够促进你内政的改革。
舒泰峰：你们的书给外界一种感觉，你们是要反对西方的一切。其实西方是个笼统的概念，起码可以分为外交上的西方和内政上的西方，其实你们对内政上的西方很少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