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强大的文化优越感的基因决定了国人的心态：不甘于总是处于世界二等乃至三等国家的地位，于是，一旦西方出现了某种问题，比如世界大战、经济危机等时，国人对于自我的信心又会出现反弹。早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等人重新推崇传统文化，又如20世纪90年代后，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
而这一次则表现得更为突出，一方面金融危机令西方伤筋动骨，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两者相加，促使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出现强烈反弹。然而，我们仍然不够自信，尽管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西方强大的经济、军事、文化的积累仍让国人感到压抑。
于是一种病态的民族心理产生了，说白了这是一种“民族自尊官能症”，其典型症状是小题大做，常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分在意外国人对中国人说的只言片语。听见一句好话就飘飘然起来，连“老外伸出大拇指连声说OK”都觉得是莫大荣耀。
“在近代历史上，中国人被歧视、被怠慢、被低看了将近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只是最近的30多年来，随着我们的发展和阶段性的成功，在西方学者热议甚至‘炒作’的‘中国模式’面前，我们似乎真正找回了久违的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自豪感。”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对笔者如此概括。
“民族自尊官能症”的另一面是，只要稍一听见负面的话语，就会总觉得人家居心叵测，从而反应过激。一句话，我们太过敏感了。
有这么一个荒唐的案例可以说明问题。2005年，网上曾流传一个非常火爆的帖子，这是据称来自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题为《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传得最广的一段话是这么说的：
“中国的银行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银行。中国每一代，都有相当于美国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万~1300万新工人加入就业大军。在制造业，生产力对就业的影响比我们国家要严重得多。到202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话，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到2020年，以我们的标准来看，它会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兰德公司竟然预言中国将非常穷！如此唱衰中国，一时间引起中国舆论的愤怒。但是以兰德公司的实力和风格，简单罗列几个事实就推断中国到2020年将会很穷，是不是有点奇怪呢？这个帖子引起了一位署名“丹青见”的网友的注意，在怀疑和好奇之下，他去兰德公司的报告库检索了一下，检索发现，原来中文网站风靡的这一段文字是对兰德公司编号为2005CT-244的报告《中国与全球化》（ChinaandGlobalization）掐头去尾，扭曲本意的编译。
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主任Overholt的这篇报告是2005年5月写给美中经济与安全回顾委员会（U.S.-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mission）的。报告的主旨，绝不是预言中国到了2020年会很穷。事实是：报告首先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了一番相当积极的评价，接着指出，中国的发展对周边国家不但不是威胁，而且还起到了“传、帮、带”的积极作用，认为中国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在亚洲的重要盟友。然后，报告站在美国国家安全的立场上，分析了中国的发展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影响。中心思想是说——中国的发展虽然非常有前景，但隐忧也很多，糟糕的银行系统，城市化和巨大的就业压力，还有即将到来的严重老龄化，都会使中国自顾不暇，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情挑战美国“对美国自己和世界的安排”——也就是霸主地位。除此之外，改革家统治着的中国不同于苏联，不同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并不意图去改变其他国家的生存发展道路，现在的中国只想按照世界的规则，更充分地融入全球化的浪潮。
至于核心的那句话“中国会很穷”，原文其实是，“中国将仍然（still）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摘译者将“still”抹去，造成理解上的谬之千里。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相较美国自然是“很穷”的，这与“中国崩溃论”有何相干呢？
二、库恩、奈斯比特和马丁·雅克：他们并不了解中国
福山被中国的媒体刻意曲解了，那么库恩和奈斯比特呢？如今，他们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高级别的国际友人。但是就事论事，讲到他们写的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两本书，不客气地讲一句，他们并不真正地了解中国。只要看一看他们的采访和写作过程，就知道《中国三十年》和《中国大趋势》两本书都可以归为“急就章”。
《中国30年》出炉记
笔者详细采访了这两本书出炉的过程。让我们先来说一说《中国30年》。库恩的中方合作伙伴朱亚当介绍说，库恩一开始并没有要写《中国30年》的计划。“2007年12月9日，一位官员朋友在与库恩的一次会谈中问及他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并提到如果由他来写一部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书，一定很有意义。”
对于这个提议，“库恩觉得难度太大，他的想法是可以在《纽约时报》或者《新闻周刊》上写几篇文章。”朱亚当说。
但是朱亚当觉得这个建议值得一试，他将库恩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采访的资料浏览了一遍之后，更增加了这样的信心，“素材已经不少了，接下来只要进行一些针对性的采访”。
库恩和朱亚当列出了一份120多人的采访名单，但是这时已经是2008年1月份。之后是春节和中国的两会，“所以真正的采访从3月份才开始，最后的采访直到11月份才完成”。
库恩告诉笔者，由于时间关系，他们只能选择关键的采访。“其一，我采访了那些曾亲身参与了早期改革开放的关键人物，如前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他是1977年到1978年间的‘真理标准讨论’中是一位中心人物，而正是‘真理标准讨论’为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我希望能在当今中国的每一个重要领域内起码采访一位专家。”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如何能够完成如此高端的采访任务？应该说，库恩的采访经历是让所有记者羡慕的。朱亚当说，库恩为中国所做的事情使得他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高层人脉，并也因此获得信任。“官方对我们最根本的认识，他们知道我们是比较负责任的。最近还有一位很高级的领导人对我说，你和库恩真不容易，近20年来一直不停地做这项工作。”
也正因为如此，库恩在中国受到比较高的礼遇。在《中国30年》序言中库恩记叙了一件事情。2006年3月，库恩再次来到中国，虽然是不期而至，但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仍然挤出时间与库恩见面。习近平说，自己之所以要这么做，是要“表示我们对库恩先生关注中国、客观介绍中国的一种感激之意”。
库恩与许多高官建立了私人友谊，这为采访打开了方便之门。
朱亚当说：“当然，一开始也有一些官员有犹豫，毕竟这跟私下交流不一样。也有拒绝的，有的碍于他们现在的位置，觉得不太方便抛头露面。”
采访这么多高官，一定不缺乏故事。“有的采访经历了一波三折，有的是采访完之后在书中没有署名的，比如受访者位置比较敏感，不便署名。”
每次采访，库恩一般会提前拟出采访提纲给受访者，“我们提出三四十个问题，受访者可能会选择二三十个作答，很少有百分之百回答的”。
采访后，库恩会把录音文档留给受访者或者他们的秘书。“然后进行整理，访谈毕竟是口头的东西，我们会做些调整。有些年事已高的领导，可能会记错数字和年月日，我们要进行核实。之后发回给受访者看，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改动，更多的是补充。”
写作此书的难度在于，“首先，这不是一本编年体着作，所以，最大的困惑是，我们要找到一些体现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和挑战的内容，同时要让西方的读者感兴趣，掏三四十美金来买。如何定位，不好把握”。
其次是如何把受访者说的话准确地用英文表达出来。库恩并不精通中文，“而大部分的受访者使用的都是中文。翻成英文，一方面准确性是个大难题，领导人最不希望被更改原话。但是如果直译成英文，又很难被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所以需要把他们的语言用通俗易懂的英文写出来。这是我们碰到最大的挑战”。
朱亚当说，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原始素材来写的话，不但达不到目的，可能还会起到反作用。他举了个例子说：某省领导率领招商团在美国做招商活动主题发言，在40分钟的时间里他用20分钟讲类似政治报告的内容，让200多位在座的嘉宾听得索然无味。
“在中国这可以理解，但是美国的听众一定会觉得这与我无关。写书也是这样，西方人关注周期很短，开头看不下去，可能就把书放下来了。所以我们要追求可读性，如果完全强调全面，那中央文献研究室来做最好。”
第三个挑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采访这么多位高端人士，“那么多中央委员，采访哪位，不采访哪位，你一定能想象到，这很难抉择，采访的面不好把握”。
库恩事先联系过一些西方出版公司，他们的反馈是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本书“是不可能的任务”。不过，库恩还是在2008年的尾声做到了。
在做完所有采访后，库恩说，他只有五个月的时间来写作，最后完成初稿共计41万英文字，翻译成中文后超过80万字。“我每天写作15～18个小时，几乎所有用餐都是在电脑旁边完成。”我的家人说，整整一年，他们只能看到我的后脑勺。”
采访加写作，一年的时间完成一部近50万字的巨着。得益于库恩超人的精力和意志，他完成了。从采访对象来看，不可否认他找到了核心的当事人，真实性和历史价值不容忽视。然而如果要把此书作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全景记录来读——就像其副标题“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那样，你一定会感到失望，因为它并不全面，只有高层叙事，却没有底层的社会变迁。此书不乏有趣的内容，但总的来说由于过多的征引文献资料、政策文件，再加上一些难以避免的官话套话，真正让中国读者感到眼前一亮或者引人深思的地方并不多。
《中国大趋势》是怎样炼成的
再看奈斯比特的《中国大趋势》。奈斯比特的中方合作者或者说助手——南开大学的周云波博士向笔者介绍，中方项目组的主要工作时段是2008年初之后的半年多时间，20多位学生每位可获得1000元奖学金，并获得一个参与奈斯比特项目的证书，“对他们找工作会有所帮助”。
奈斯比特先对项目团队的老师和同学做了一些沟通和培训，随后就返回维也纳。此后一个月来中国一两次，待上几天，与项目组成员交流、沟通。
项目组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搜集报纸的信息，摘编并翻译成英文，提供给奈斯比特。周云波和吴帆则负责把关。
在奈斯比特指导下，项目组选择了100多个城市的报纸，这些报纸有的是省会或经济发达城市，有的则是二三线城市。考虑到内容覆盖面的广泛性，最后选择的大多是各地的日报。
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奈斯比特保留了这些报纸的名字，其中有《广西日报》、《伊犁日报》、《深圳特区报》、《河南日报》等。
“奈斯比特很固执，我们说这些报纸在网上大多都有，在网上看就行了。但他坚持必须订报纸。”周云波说。于是，项目组只好从邮局订报纸，有的则让同学托各自在当地的同学，为项目组购买并邮寄报纸。
奈斯比特对于素材的选择有明显的奈氏风格。“首先，他不要国家级的报纸，而是用一些地方的报纸。他希望更多地了解自下而上的变化，他不太关注奥运会的东西，而要看老百姓的想法，变化在哪里？”吴帆说，“他认为在看上去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变化中可能蕴涵着真实的趋势。”
“他的思想观念是任何社会的变化都是从底层开始的，不同的小故事就可以拼成一个发展趋势。”周云波说，“他当年的《大趋势》就是这么写的。”
其次，奈斯比特不要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像《南方周末》这样的深度媒体就没有选，因为他要的仅仅是事实性的东西。我们一开始会把点评和评价性的内容给他，但他说不需要这种先入为主的判断。比如说艺术，他要的只是这幅画在哪年卖给了谁，多少钱，而不需要你给他提供分析。”
奈斯比特注重结果而不是设想，“比如广州市政府今年承诺解决多少百姓的住房问题，他不要这种‘承诺’或‘将要’的东西，他要的是年底兑现了多少。”吴帆说，“这是他能保持客观的一个基础。”
“他的独特之处是善于对碎片化的信息作出整合。报纸上的信息是比较零散的，涉及各个方面，覆盖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经济、政权的改革，但他能够从碎片中找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吴帆说。
尽管年事已高，但是在吴帆看来，奈斯比特仍然保持着极高的敏锐度。“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细节中，他能够看到趋势。”
有一条报道说，某个西部小城市的儿童代表团去美国参加一个国际交流，奈斯比特立即联想到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与国外日益增加的交流，从中看到了“权力从中心向边缘的分散化趋势”。
在书中，他描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那是在2000年，奈斯比特夫妇走出上海的一家豪华酒店，向拐角处走了几步，没想到这几步之遥就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在距离这家酒店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一家小摊子，后面用红蓝白色相间的防水布搭了一个小帐篷。这个大约4平方米的小帐篷是一对夫妻的家，他们在前面的小摊子向附近的建筑工人售卖快餐和饮料。
奈斯比特与这对夫妇交谈，这对夫妇说，他们感觉自己现在的生活比在农村时好多了。过了一阵，奈斯比特再到上海，小摊已经不在了，因为他们搬进了一套简朴的公寓，并在另外一个地方开了一家“真正的商店”。
这个小故事让奈斯比特受到很大的震撼，他说他从中感受到了中国人的乐观以及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的能力。
这种“小中见大”的能力被奈斯比特推到了一定的高度。受过社会学训练的吴帆说，奈斯比特的方法类似于社会学上的“内容分析法”，但又不尽相同。
“传统的内容分析法，是把定性变成定量。有人研究中国政治，从十二大开始，统计一些词语出现的频率——如出现了多少次‘创新’，通过将‘创新’这种定性的词汇变成定量，得出中国是否更重视创新。”吴帆说，奈斯比特的方法不是很严格意义上的定量分析，而是把碎片化的东西放到一起，“这需要更强的敏锐度”。
吴帆自己从中深受启发，“我们从小就习惯于从整体上去把握，从大处往外去推。他的逻辑则完全不同，他是从微观和个体中来揭示宏观。”
《中国大趋势》出版后，周云波作了一个大致的统计，他们提供的案例在书中大概占20%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