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威胁论”的第三次高峰出现在1998～1999年，为人们所熟知的《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件”是其中的关键词。《鼠年》和《红龙跃起》两本书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致“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利用华人科学家和学生在美国广泛搜取情报”、“企图收买美国政府”等言论甚嚣尘上。
“中国威胁论”再掀波澜是在公元2000年之后。这一时期“中国威胁论”的内容呈现出极大丰富的状态，各种形态的威胁论不断翻新，包括“军事威胁”、“能源威胁”、“科技威胁”等。
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防部每年发布中国军力报告，其中中国威胁的味道一年比一年浓厚。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着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告诉笔者：“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速度非常快，但是缺乏透明度，这在美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事实上，尽管中国曾明确公布军事开支，但是指责中国军费不透明仍然成为美国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的一个依据。
在经济方面，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逐渐扩大，2005年为1619.7亿美元，2006年达到1734亿美元，2007年更是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达到2562.7亿美元。在巨额贸易逆差背景下，“中国经贸威胁论”也颇为流行。“美国人认为这样发展下去，美国的下一代将成为穷人。”《中国威胁谁？——解读中国威胁论》一书作者、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郭学堂接受笔者采访时如此评价。
还有“能源威胁论”——这一观点认为中国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将导致国际能源价格上扬，最终威胁世界能源安全。2005年，中国以高于竞争对手的价格竞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但是遭到美国国会的否决，因为议员认为中国的收购将威胁美国能源安全。
2006年，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出于安全原因的考虑，决定不在国家机密网络中使用联想的电脑。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认为，联想电脑有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此前美国国务院曾计划向联想采购近16000台电脑，订单总额为1300万美元。该交易自宣布之日起就遭到美国一些人的阻挠。
美国国务院限购联想电脑的背后则是“中国科技威胁论”的阴影。事实上，也正因为“科技威胁论”，美国一直以来不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认为中国经济追赶之势已对美国构成潜在挑战，如果在高技术领域中国再有所突破，则美国的绝对经济优势将面临全面威胁。
甚至体育领域也有“中国威胁论”——美国畅销杂志《运动画刊》，曾发表一组题为《创造姚明》的报道，认为正在NBA火箭队效力、身高2.26米的姚明的出生纯属中国政府刻意创造，目的在于凸显日益强盛的国力。
在此轮“中国威胁论”中，还有一个变种值得一提，那就是“中国崩溃论”。2001年，美籍华人律师章家敦（GordonChang）出版英文专着《中国即将崩溃》，是“中国崩溃论”的代表作。
章家敦宣称，中国经济的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最多坚持5年，就会全面崩溃。他精确地预测中国经济崩溃的时间会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
章家敦的主要论据有3个：国有经济崩溃论、银行体系崩溃论和社会保障崩溃论。他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绝不可能实现改革。在入世之后，随着进口关税的降低，进口商品会蜂拥而入，而中国的出口必然减少，这一切会严重冲击中国企业和整个经济。中国银行体系会因坏账堆积如山而整体破产。至于中国在国企扭亏为盈和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方面取得的成绩，他的解释是，中国的统计数字系统造假，因此官方说法不足为信，实际情况肯定很糟糕。
在中国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整体崩溃的臆测下，章家敦很自然地推断出，中国会出现大规模失业，而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处于破产、失灵状态，于是乎民怨沸腾，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
纵观中国威胁论流变，郭学堂认为其中存在两条规律。第一，内容由单一变为综合，“原来仅局限于一个领域，现在则涉及军事、经济、能源、科技等各个领域”。第二，由模糊走向清晰，“原来只是学术界舆论界的讨论，带有预测性质，而现在一些美国人觉得中国威胁已经成为现实”。
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袁鹏则对笔者指出，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威胁论”更具实质性。他说，“这一波威胁论内容上跳出简单的‘指控’和意识形态纠缠，触及中国军力发展的深度分析，并公开指出中国大陆军力不仅对台湾地区，还可能对中国周边国家甚至美国构成威胁。”
“中国责任论”是怎样出炉的
2005年9月21日晚。纽约。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正在举行一场宴会。一位脸庞瘦削、蓄着两撇金色小胡子的美国人在餐会上发表演讲。他的名字叫罗伯特·佐利克，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主管亚洲事务。
佐利克演讲的题目叫《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这可不是随便的即兴之作，而是美国官方就中美关系发表的一次正式政策讲话，后来证明这篇演讲成为了中美关系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在演讲中，佐利克提出“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了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我们确实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希望中国不仅能适应过去一个世纪来逐步形成的国际规则，而且能与我们和其他国家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观察家注意到，在这篇演讲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一词被重复了七次。美国《新闻周刊》还发现，该词在文稿中首次出现时，还特意以英文斜体标注出来以示强调。
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2005年的美国，政治家们正热衷于指责中国在能源、贸易、军事领域向美国发出挑战，并对拉美、东亚等地区的美国利益构成威胁。佐利克说，“我们在和北京接触时一直忽略了以全景看事情，我们经常就单一课题和北京商议，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和他们进行全面会谈，整合目前略嫌杂乱的政策。”
自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中国先是被视为“战略竞争者”，后在反恐战争的需要下，美国不得不将中国视为实质上的“战略伙伴”。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提法显然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其背后是中国崛起的深厚背景。
事实上，在小布什2004年谋求连任的共和党竞选政纲中，关于对华政策的阐述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说“共和党人相信美中关系是我们推动亚太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
而“利益攸关方”的提法更进一步确认了中国崛起这个事实。美国认识到一味鼓吹“中国威胁论”或“唱衰中国”于事无补。与其如此，还不如给中国戴戴高帽，或许还能更有效地控制中国。
曾有人问佐利克“利益攸关方”是什么意思？佐利克打比方说，我们有一辆车，里边已经坐了几个人，现在中国人也上车来，搭车一起往前走。因此，新上来的中国人就要出点汽油费，负点儿责任，不能免费搭车。
佐利克“利益攸关方”的讲话被视为“中国责任论”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在接受新加坡《海峡时报》专访时，佐利克明确表示，中国当局要认识到，他们应当在维持对他们有利的国际体系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
佐利克的这一概念得到了美国最高层的认可。一年后，“利益攸关论”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美国总统布什在致欢迎辞中也亲自提到了这一概念。甚至连鹰派代表人物美国国防部长拉菲斯菲尔德也使用了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各种评论都对这一新概念表示欢迎，因为相对于“遏制+接触”这样的传统战略相比，它听起来更像是说“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而且这话是世界第一强国说的。前文说过，我们向来对美国人说的话非常重视，佐利克的这个新说法正好符合我们的心理需要。
然而，国人没来得及高兴多久，就发现这个概念虽然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深藏陷阱。显然，中美双方对这个词的理解重点并不一样，中国人看重后面一部分即“利益攸关方”，而美国人更看重的显然是前者，即“负责任”。
于是，我们发现，继之以这个概念的，是美国人对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不断要求。用着名国际问题专家时殷弘的话说，“西方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过去这几年几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竟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美国随时可以念的“紧箍咒”了！
做一个归类，美国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在国际政治领域，要求中国与西方一起对苏丹、伊朗、朝鲜这类美国眼中的“邪恶国家”采取统一行动，向他们施压乃至制裁，甚至要求中国中断与他们的能源合作。
西方指责苏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采取种族灭族措施，从而对苏丹实施制裁。但中方坚持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努力的重点应放在鼓励苏丹政府继续合作，并推动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早日达成政治解决的协议方面。加之苏丹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石油进口国，中国并未与西方采取一致行动，在2004年联合国对苏丹的制裁表决时投了弃权票。于是，中国遭到西方的指责。这种指责从2003年就有，但比较零星。2004年，西方开始向中国施压，当年8月《华盛顿邮报》称，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美国应促使中国行动。
2007年，西方的人权组织、媒体有意地利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临近的机会对中国施压。当年2月，美国新共和网站刊登题为“中国对达尔富尔漠不关心”的文章，援引英国《独立报》报道时将达尔富尔与奥运扯在一起。同一年，一些人权组织、美国好莱坞明星、一些国家的议员不断发声，批评中国向苏丹出口武器、购买石油，支持了苏丹政权。2008年2月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以达尔富尔问题为由宣布辞去奥运会艺术顾问将此事推向高潮。
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西方则要求中国向他们施压，以迫使他们放弃发展核设施。他们甚至还说，是中国支持了它们的核技术。美国《华盛顿时报》2010年4月15日就发表文章说，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获得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引起国际社会不安，而这些核和导弹技术来自中国。
此外，在缅甸、津巴布韦等问题上西方也同样希望中国采取与西方一致的立场。
第二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上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在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这次会议普遍被认为是冷战结束后乃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激烈交锋，而中国更是成为西方施压的主要对象。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明确说，如果没有中国的确实承诺，会议就不可能达成协议。他在避免提及美国碳排放历史的同时，强调中国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美国六成，在2030年更比美国多出八成。
他将各国难以达成协议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排放量不断显着上升的国家就是中国，因此我们不能达成协议。原因是中国没有作出真的承诺，我的意思是目前中国是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目前是全球总量的20%，2020年估计占全球总量的28%，你甚至不能相信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欠缺中国的重要行动”。
这种要求自然引起中方的反弹。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反驳说：“我打一个比方，就像一屋子人在吃饭，发达国家已经吃很久了，发展中国家刚坐下来，发达国家就说，应该由你们来埋单。”何亚非说，“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中央党校教授邱耕田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以此为例指出，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被要求担当与美国一样的义务。“要求中国承担超出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大概是热议中国模式的部分西方人士的深层的心理动机。”他说，中国当然要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在承担相关的国际义务上，中国根本不应当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平起平坐”。
第三类，在国际经济方面向中国施压。这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也是中国经济崛起引发的一种国际反弹。1994年以后，中国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2003年7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始终在8.70～8.27兑1美元的范围内窄幅波动。同期，中国的GDP从不足5000亿美元增加到1.64万亿美元；外贸总额从2366亿美元增加到8510亿美元；外贸顺差10年间累计为2544亿美元；外汇储备从212亿美元增加到4033亿美元。国外舆论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政府采取压低人民币汇率的手段获得的。
率先向中国发难的是日本。2002年12月4日，日本财政次官黑田东彦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的通货紧缩经出口扩散至亚洲甚至全世界，中国应当承担起人民币升值的责任。12月6日，财政大臣盐川正十郎发表公开讲话，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2月在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上，盐川正十郎要求通过一项与1985年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相类似的文件，迫使人民币升值，但被会议拒绝。
美国随后跟进。2003年7月21日，美国《商业周刊》刊登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滕的文章指出：“由于巨额的贸易顺差和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因此应该要求中国对人民币进行重新估价。”此后不久，美国财长约翰·斯诺也公开表示，中国政府应逐步迈向市场主导的弹性汇率制度，希望中国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2003年9月，斯诺财长曾为此专程访华。2004年9月9日，一些美国行业协会试图借大选之机迫使布什政府压人民币升值，声称“中国的汇率政策使美国产业和工业生产蒙受了巨大损失”。
这种压力持续增加。2005年4月6日，美国参议院以67票对33票通过查尔斯·舒默和林赛·格雷厄姆的联合提案，要求人民币汇率必须在6个月内升值27.5%，否则将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27.5%的进口关税。中国政府若不照办，就要被扣上一顶“国家操纵汇率”的大帽子！
这一年，中国实行汇率改革。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升值两个百分点，8.11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此后每天的浮动一般不超过3%，实施“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的政策，具体操作采取“窄幅波动、小幅攀升、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