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仇富：茅于轼为什么挨骂
茅于轼虽然挨骂了，但是他的挨骂具有重要的价值，那就是给了全社会一个契机，去好好检视我们的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这样一个忠厚老者被骂得如此不堪一文。说穿了，其实也很简单——我们的收入分配不公已经到了社会可以容忍的底线。
向茅于轼“开炮”
年8月18日下午，在位于北四环外的北京金码大厦三层会议室，笔者受邀参加了一场特殊的研讨会，研讨会的名称很学术，叫“中国社会贫富分化背景下的学者言论”，但实际上是因一个人而开——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
研讨会由博客中国网站举办，与会的除了茅于轼自己，还有学界和传媒界的一二十位活跃分子，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中国知名哲学家黎鸣、《凤凰周刊》主笔冼岩，《南风窗》记者李楠、北京大军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等人。
与其说这是一场研讨会，不如说是“批判会”更恰当，批判的对象就是茅于轼。虽然会上也有不少人对茅于轼表示支持，但是更多的声音则是批评的，而且火药味颇为浓厚。
不得不佩服茅先生的涵养，当时已经78岁高龄的他很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场“批判会”，但仍毅然赴会，而且一坐两三个小时，坚持从头听到尾。这可能得益于他的快乐哲学，尽管他本人看起来较严肃，不苟言笑。“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全社会快乐的极大化，怎么做到快乐的极大化？你快乐我快乐，快乐就极大化了，怎么减少快乐？我也生气，你也生气，全社会快乐就减少了。你创造财富当然是对的，但是你也要创造快乐，现在财富的增加是不错的，快乐的增加没有改进。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发言，能够自己快乐，大家快乐，但是我是不会生气的。”他在开场白里说，“大家如果喜欢发泄一下自己，得到快乐，你们就朝我‘开炮’好了。”
与会者也并不客气，“炮火”相当猛烈。《南风窗》记者李楠坐在茅先生旁边，直言“茅老有点跟不上时代了”，并引用鲁迅先生《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话来评论茅先生挨骂一事：“活该”。说完便离场而去。
茅于轼，曾几何时，与吴敬琏一起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乃至中国的两颗“良心”，因擅长写经济学随笔，茅先生还被称为“经济学界的鲁迅”。他敢于仗义执言，而且身体力行，做了许多扶贫事业。1993年，茅于轼开始在山西吕梁龙水头村搞小额贷款扶贫试验。10余年来该项目已从最初的500元发展到50万元，从1个村庄扩展到3个村庄，有2500户农家因此受益，还贷率超过了95%。2002年3月，茅于轼和汤敏等知名人士又在通州创办了家政富平学校。这是国内第一家民办非营利性的家政学校。该校的宗旨是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就业服务，使急需帮助的城乡贫困人口获得就业机会。
这样一位受尊敬的老者为什么如今反挨骂呢？这源于他2007年7月份发表于《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这篇文章的要义是说，我们不仅应该替穷人说话，也得为富人说话，为富人说话不仅是为了富人，更是为了大多数的穷人。因为他们最终也要变富。而如果把富人都打倒了，穷人将会更穷。
茅于轼认为“仇富”是要不得的。“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富人被视为众矢之的，被剥夺，被侵犯。这一传统几千年没变，并集中反映在解放之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期。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中国变成了一个彻底的穷人国。”
当然，他在说这些之前先做了一个界定，说他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尽管有这个界定，但是这篇文章仍成为众矢之的，甚至堪称“千夫所指”。网络上的话语极为不堪，等同于人身攻击。
茅于轼也显示出一干到底的决心。过了几日他又写文章《分析网上骂人》，批评那些在网上骂人的人“多半是文化比较低，不能够从分析道理来说服人，所以只好用一言半语发泄自己的不满。其实，他们的反对并不是没有道理，可是说不清楚，他们逻辑组织言词的能力比较差，有苦难言。碰到真正被人欺侮的时候同样讲不出理，往往采用暴力相向的手段。他们的拳头胜过他们的头脑。”
除了网络之外，学术界有不少同人也加入了批判茅于轼的行列，甚至还引发了另外一个事件——时事评论家薛涌由于一篇批评茅于轼的文章未被《南方都市报》采用，而高调中断了与该报纸长达多年的合作。
在这篇文章中，薛涌对茅于轼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茅文存在几个事实错误。第一，中国并没有“穷了几千年”。相反，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大部分时间，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宋代时，人均GDP也比欧洲高出许多。第二，中国后来的穷困也并非是因为仇富。亚当·斯密在18世纪末就观察指出：中国已经富到头了，不可能再往前走。理由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太大，有钱有势的人得到了十足的保护，穷人则一点保护也没有，而且历史也证明了亚当·斯密的预言。
薛涌说，“任志强也好，茅于轼也好，他们从骨子里瞧不起穷人，认为穷人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只能等富人赚了钱，才能‘为穷人办事’。我相信这是他们真实的信仰，是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
随着精英学者们的加入，对于这一话题的争论持续升级。博客中国主办的研讨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茅于轼被冤枉了吗
茅于轼显然认为自己被冤枉了。在研讨会的开场白中，他进一步阐释了自己的论点，他说之所以提出要保护富人，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企业家中间比较起来，是最艰难，最得不到保障的，他们的环境充满着风险。
具体怎么讲呢？他说，中国的企业做得稍微大一点，必须和政府领导、高层官员搞好关系，如果是县里边的大企业，跟县领导搞好关系，经常陪他们吃饭，甚至还得送礼送钱，如果你是省一级全国的大企业，更得和中央的人士搞好关系。所以这些企业家时常担惊受怕地经营着自己的企业，我们的政策也经常在变，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要做好一个企业是很不容易的。
茅于轼进一步解释他写这篇文章的真正意图，他说他“很担心我们这个国家再次发生贫富的冲突”。因为，从历史来看，用打倒富人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改造注定是失败。
茅于轼解释得很诚恳，不过仍无法说服大家。虽然与会者中不少对茅先生的学问人品表达了敬重，但在观点上，仍是批驳者居多。批驳的焦点，一是茅所说的“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得到保护”的逻辑。北大资源管理学院院长阎雨说他的观点正与此相反——只有穷人得到保护，富人才能得到保护。他说，根据马泰效应，富人资源整合能力远远强于穷人，富人受损在生物链条中符合大鱼吃小鱼的逻辑惯例，能够伤害富人的都是政府官员或者强势力量，而不是穷人。在生物链里边，穷人是最低端，更容易受损。最低端能够得到保护，稍微高端的环节就更容易得到保护。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投资与市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曹建海认为茅于轼所说的“财富是企业家创造”的说法不对。“财富还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没有群众的劳动，企业家整合什么？”
“仇富”这个概念，也遭到不少人反对。《南风窗》记者李楠就说，“‘仇富’是个伪概念。陈楚生拿了超级男声的冠军，代言费有7位数，也就是上百万，老百姓仇恨他吗？老百姓仇恨这样的富人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虽在整体上想为茅于轼开脱，但是他也指出将仇富简单归结为中国的传统并无根据，他说，中国古代社会也有常态和非常态，所谓常态是大家过日子，非常态的时候就农民起义。仇富，只有在非常态的时候，才有所震荡性。“在一般常态的时候，就是欠债还钱，你富了，这个地是你的，我给你干活，我不会要求给我。当年土改的时候，很多农民想不通，共产党做了很大的工作才说服了。”
更多的与会者承认当前的社会“仇富”心态，但认为这是一种合理存在。北京大军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的发言在所有的发言中可以说最扎实，最有厚度。他的观点是，“仇富”不一定是一个卑劣的传统习惯，实际上还有着它进步的一方面。“仇富是对社会平等的要求，仇富是追求社会公平的精神武器！仇富不一定只有褊狭意义，也有它的公平正义性。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如果没有‘仇富’一类的平等的要求，人类社会可能还处于封建奴隶时代，平民大众仍然匍匐在奴隶主贵族脚下”。
仲大军认为，中国的精英文化有着强大的历史惯性传统。而矫正这种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最大力量就是历史上的贫民造反和起义，平民百姓的抗议是唯一矫正社会不良现象的手段，仇富思想也是一种精神武器，使那些富人不敢过度骄奢淫逸。所以，从本质上分析，仇富正是人类对平等的一种追求。正是这种思想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使人类社会走出了奴隶制、君主制和封建制，并走入今天的民主大众的政治时代。“在这里，我们怎么能把仇富看做是一种丑陋而低劣的狭隘心理和刁民意识，甚至把它上升为一种劣根的民族传统呢！”
分配不公已成中国最大梦魇
笔者深为认同仲大军先生的观点。茅老先生80高龄还在到处奔走，写文章，搞扶贫，并且至今住在狭小的老公房里，从这些迹象来看，不仅薛涌加在他身上的为既得利益集团代言的罪名完全可以抹去，他的人生经历也完全值得人们尊敬。但是他仍然误判了形势，没有站在历史前进的一边。所以挨骂也是必然。
富人（茅老所界定的那种靠诚实致富的富人）的确需要保护，但是总体而言，不管哪类富人，他们都比穷人更有发言权。他们尚有钱去公关，去赎买权力，从而使决策更有利于他们，而穷人只能依赖于政治的清明，他们的博弈能力是最弱的。就像研讨会上《中国财富》杂志首席记者李春霖所说，“穷人只剩下发泄了，你还在那儿说，别人是如何如何不道德没文化，把穷人逼上绝路，让穷人连最后一点表达的自由都没有。”
经历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国富的目标。2010年，《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8～2009）》显示，中国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的GDP已经超过了G20部分国家，“富可敌国”。但是，在民富方面仍有相当差距。当前，我国基尼系数接近0.5（国际标准0.4为警戒线），贫富分化不均已化成民意公敌。
这种分配不公还有更为详细的数据为证：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等，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居民收入调查：从1988~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
另据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管理研究室主任常兴华的研究，在1992~2007年间，政府、企业和居民收入分别增长了9.83倍、19.35倍和7.52倍。政府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主体收入增长速度；企业收入增长主要是20世纪以来比较快，超过了平均增长速度；而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增长速度始终是最慢的，且低于平均增长速度。这是一种并不对称的增长。结果，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这些数据说明什么？简单点说，政府和企业拿多了，而居民拿少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保障却远远不到位。住房、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压得普通百姓喘不过气来——一套房子“消灭”一个中产、一个学生“消灭”一个家庭，一场大病“消灭”一生积蓄，这在中国不是神话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2010年全国两会前夕，在新华网推出的网上调查显示，“收入分配”登上“两会最关心话题”之榜首。
什么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大势？百姓渴望公平是最大的大势。而茅于轼老先生显然低估了这一形势。或许他是被“文革”前的共同贫穷吓怕了，但他没有充分认识到如今贫富分化不公正演变成为比共同贫穷更为可怕的梦魇，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不及时排除可能会使改革开放的成绩化为乌有。从这个意义讲，茅于轼并没有被冤枉。正像仲大军所说，“我国一年的工资总额只占GDP的11%，加上非正规职业者和农民的收入不到20%，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平民大众能不有意见，能不愤怒吗，茅老说的话能不遭到谩骂吗？”
二、仇官：瓮安事件再检讨
有些干部在现场不敢挺身而出制止，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怕被人认出来，用衣服挡着脸。还有个别领导人就在附近打麻将，看到出事了，叮嘱在场的人说：“别开灯，千万不要声张”。
瓮安事件是可以复制的
瓮安事件发生的时候，新华社原贵州分社社长刘子富已经退休两年，瓮安事件的巨大冲击力让他再一次重返新闻现场。
2008年6月28日下午，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关于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大量群众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由于有关部门处理失当，造成在场民众的激怒，于16时30分左右双方开始发生冲突。聚集的民众达到约2万人。
冲突当中，有人向在场民警投掷矿泉水瓶和泥块（官方说法中包括砖头）及投掷燃烧瓶烧楼。18时许，有学生开始烧车，附近多辆警车被点燃。前来救火的消防队被夺去消防龙头，剪断消防水带，消防人员被迫撤离。23时左右，县政府大楼旁边的县委大楼被点燃，并因是木结构，最后全被烧毁。
这次事件惊动了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公安部长部长孟建柱均做出了批示。
瓮安事件表面看起来是由一名少女死亡的意外事故引发，实际上却是多年来社会问题的积压所致，被称为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在2008年中国发生的诸多大事件中，这起发生于北京奥运会前夕的事件如同一记警钟，警告世人我国的基层矛盾已达到无法忽视的地步。
奥运会的举办使这一事件的深入剖析和总结戛然而止。不过，一位老记者也就是刘子富悄然在行动，并于2009年3月向世人交出了一份最全面而扎实的关于瓮安事件的报道，这就是《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一书，书中的文字都是经过他的深入采访而来的，字字力透纸背。
刘子富去了瓮安两次，第一次是在7月初，与老伴两个人由贵阳自驾车前往。这一次他采访了3天，期间与瓮安新任县委书记详谈了近4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