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油凭什么能够这么做呢？原因在于垄断。在腾讯关于此条新闻的7520条网友评论中，被顶得最多的一条获得2万多次的支持——“国家的悲剧，都是垄断惹的祸”。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大型国企之龙头，不仅继承了国企改革前国家工业部门的垄断权力，而且因拥有了经营自主权和分配自主权而实际上进一步放大了自身的权力，从而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或者说是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于是，我们看到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利用对国家资源的巨大处理权力，一次性将加油站批给情妇，再经转手轻松获利1亿多元。
因此，人们骂的并不是中石油“夺冠”这个结果，而是中石油财富积累的过程。表面上，人们骂的是中石油，实质上骂的是垄断，而垄断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特权！
四、富士康事件与中国模式之痛
中国的低交易成本优势是以低谈判成本优势为基础的，而低谈判成本优势实际上是一种低人权优势。
没有了生命，发展还有何用
年5月26日晚，就在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视察深圳厂区当天晚上，富士康发生了员工的“第12跳”，又一位年轻的生命随风而逝。
12跳，10死2伤，他（她）们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最小的18岁。
这绝不仅仅是富士康的耻辱，也为中国模式敲响了警钟。
中国模式是什么？简单地说，它首先是一种勤劳模式。2009年底，美国《时代》周刊揭晓年度人物，“中国工人”登上亚军位置，成为榜单上唯一的一个群体。
登上《时代》的几位女工正是来自深圳，她们与富士康12连跳的员工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背井离乡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寻求安身立命之所。中国乃至世界的奇迹归功于他们，正如《时代》写的，“正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过去的奋斗、现在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引领着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
然而，《时代》的描述仍然过于浪漫主义了，如果他们深入探究下去，就会发现，这些中国工人“奋斗”则“奋斗”了，至于“现在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看法”那是没有的，因为他们根本无暇进行思考。其实，他们不思考还好，一旦思考了，给自己带来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富士康的24岁小伙子卢新思考了，发现自己“在浪费生命和前途”，于是便跳了楼。
这是中国奇迹或曰模式的另一面，以极低的人力成本，以人海战术换取比较优势，打造世界工厂，挣得一点最微薄的利润。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在2010年5月初表示，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他举的另一个数据更为直观：2005年广东省总工会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超过一半的进城务工人员只能靠加班加点获取多一点的收入。
富士康正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生产着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手机等世界各种名牌电子产品。“代工厂”，顾名思义，它只能收一点代工费，利润的绝大部分都被品牌企业拿走。以手机iphone为例，富士康每生产一部iphone，利润只有2%～3%，而苹果公司每卖出一部iphone，利润高达200美元。
如此低的利润，富士康如何维持这么一个庞大的产业帝国？答案就在80万之巨的富士康年轻工人身上。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很低，如果不加班，就只能拿到当时规定的900元最低工资。为了利润，为了钱，企业压榨员工，员工压榨自己，于是加班成为了常态。据员工透露，加班所得竟占总收入的一半！据卧底富士康的《南方周末》记者报道，富士康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富士康将生产流水线上员工的每一个工作动作进行分解，以达到员工动作标准化。每个工人都有固定的工位，坐着的不能站起来，站着的不能坐下去，每个工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在富士康会有类似监工的高级线长，不定时的拿着相机巡回在生产线上，发现员工偷懒睡觉，这个员工会被告知罚款500元。在富士康，员工连自己的衣服都由工厂统一清洗。一个寝室里的员工互不相识，形同陌路，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互相交流。人，完全变成了机器。
富士康说他们准备了压力宣泄室，也有游泳池、网吧，但是为数寥寥的这些设施如何能满足几十万工人的需要呢？更何况，在无止尽的加班压力下，他们又如何有余力和心情去宣泄，去运动呢？
在这种情况下，出问题是正常的，不出问题才不正常。
长期关注农民工权益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曾跟一个老板做过一次实验，在苏州一家做织机的企业里，他和老板各按工人那样做一个小时，之后问老板感觉如何，老板说“头脑木了”。
一个小时尚且如此，如果是十个小时呢？刘开明说，如果一个工人，如果做同样的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10个小时，这一天下来，他会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木头人。“人都有七情六欲，在这种情况下，七情六欲会被压抑。如果说在晚上，或者说休息日那一点时间里面，他们不能很快地恢复回来，那么就会导致他们在生理、心理上的高度紧张，最后就会有冲突爆发。”
富士康的悲剧正是这样造成的。不过这背后还有非常根深蒂固的东西需要破除。长期以来，低劳动力成本模式的存在有一种强大的观念作为支撑，那就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保证经济增长，并以此为由阻扰工人工资的提高，拒绝环境的治理。在中国还普遍贫穷，急需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这样的观念具有难以辩驳的正当性。毕竟没有发展，谈何人权呢？
在2006中国经济高峰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向国人发出严正警告：“未来三五年内，中国劳动力成本可能上升30%～50%”，由此他担心“未来不能够在国际上像过去那样靠成本优势获得竞争力”。
然而，低成本优势的观念加上利益的驱动，再加上无所制约，经济发展的模式必然走向极端。于是，人与环境都成为发展的牺牲品。它毁灭了富士康这些本来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先毁灭其正常的生活，再毁灭其梦想，最后毁灭其身体。
富士康的悲剧说明，这种模式的正当性已经不再有效了——5年过去了，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没有像张维迎担忧的那样大幅度上涨，中国的竞争力依然强劲，然而，生命却没有了。生命没有了，发展又有何用呢？
没有了生命，发展何以为继
检讨低成本优势的观念和模式，并不仅仅出于道义，也同样出于理性。
富士康的80万员工以及更大规模的中国产业工人是中国的真正动力之源。既如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善待他们，培育他们，让他们发挥更大更强的动力。
然而，富士康模式与此背道而驰。在富士康生产线上有一个最普通的工序就是贴胶纸。在一个主板上，工人要在两分钟之内贴上18条这样的小胶带纸。一个普通的工人，每天要完成220个主板。18个胶条，220个主板，这就是3960条胶带纸。也就是说，这些工人每天要撕下3960张胶条，然后再粘贴3960下。他们每天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是在这种简单而又重复的劳动中度过的。这与76年前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述的场景如出一辙。
由此可以想象，一个普通工人，在富士康工作了10年，甚至20年，考虑到可能的换岗因素，他所掌握的无非是几个特定的动作，他想实现技能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况，在这样高强度的劳动压力下，有多少人能坚持10年、20年呢？
富士康的很多员工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文化素质很低的农民工，而是具有中等乃至高等文化教育的高素质员工。他们不甘于做一部机器，而是希望能为自己带来持续的能力提升。卢新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这位毕业于湘潭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开朗活泼，还参加过湖南卫视的“快男”选拔。他怀揣着梦想来到富士康，却发现自己只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未来毫无希望。
《富士康的原罪》一文作者路胜贞说，他统计过一个制造企业的工人技师，其中，竟然80%是通过夜大的教育走上技师这条道路的，今天他们已是中国制造业的脊梁。不过，这是80年代以前的事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找到这种模式让一个普通员工能走上和工程师同等级别的方式了，一切在效率的大旗下，未来被埋葬了”。
他还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在不少制造业里有文工团，有团组织、有自乐班，有春游，有文艺晚会，有厂图书馆，有夜大。“当年的歌星毛阿敏是从一个纺织工厂走出来的，影星蒋雯丽原本是自来水厂的职工，导演张艺谋本是国棉厂的职工，”但是，他说，“今天，很难听说中国的企业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了。因为，今天的企业已经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了，除了轰隆隆的机器，你不可能再嗅到任何人文的气息，而你在这种环境里，还坚持你的特长或者发展的话，你一定不是合格的员工，会很快被淘汰掉的。”
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拜金主义，如果我们有一个机制，让员工们都能够成长，这该是多么好的一件事！他们的成长，就是中国动力的生长，他们的灭亡，就是中国动力的衰亡。
生命都没有了，发展何以为继？
抛弃低谈判成本优势
富士康面临的挑战也就是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
从富士康的官方解释看，富士康对舆论的指责感到很冤，因为相对于更多的加工企业来说，富士康无论从待遇还是规范来说，都算是好的。
然而，也正因为这样，事情反而显得更为悲剧——连富士康都如此，那其他更多不如富士康的企业，员工的命运又当如何呢？
不管富士康如何抱屈，转变都势在必行，否则悲剧必将再一次发生。这是富士康必须承担的任务，放大了说，也是中国模式需要承担的责任。
这对中国来说格外艰难，因为我们工业化的任务、发展的任务尚未完成，却要同时面对后工业化时代的人文需求。
具体如何破解呢？许多方面都需要改变，但是有一条是根本之道——提高工人的谈判能力。
低劳动力成本是与低谈判成本相交织的。正因为中国的工人在资方面前几乎没有谈判的能力，所以资方可以随心所欲地压低劳动工资，随意地破坏员工的正常生活。
西方经济学中有“降低交易费用”理论，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不过，清华大学教授、着名学者秦晖指出，“交易成本”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发生了变形，变成了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的局面。也就是说，中国的低交易成本优势是以低谈判成本优势为基础的。
在这种模式下，秦晖讽刺说，我们一举打破了“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民主转轨国家的困境，创造出中国“奇迹”。
秦晖的这一论断引起了诸多争议，但是富士康悲剧的一再发生提醒我们不得不正视这一结论了。中国已经到了抛弃低谈判成本优势的时候。
然而，如何抛弃，还需要制度上的保障。有一条恐怕必须推行，那就是加强工会与资方的博弈能力。工会本应是工人权益的保护者，可是在富士康12连跳事件等类似的现实看来，我们的工会如同虚设，我们甚至也同样听不到来自深圳市工会或以上各级工会的声音。
不少人维护这种低谈判成本模式，认为这是吸引外资的筹码，然而富士康的悲剧表明，这种低谈判成本优势的获得将以人的生命为代价，长远而言，将危及社会的稳定。
我们不能指望资方是善良的天使，只有提高工人的谈判能力，使工会真正发挥作用，工人的权益才能得到保障，他们的工资才可以得到有序增长，也才可以要求一种正常的生活，如此，悲剧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
而政府，就充当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保证谈判过程透明、公正、良性地进行。
五、改革：彼岸在哪里
两个“旋风”一刮，国资委就撑不住了，就要扩大国有经济，于是把国有经济的定位给改了，将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中的“自然垄断的行业”改为“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这就大大扩大国有经济占据的范围，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经营空间。
在前文提到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模式的成功与前景”研讨会上，学者陈平说，“以前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河对岸就是英美式的民主。但是现在中国是开着船航海了，不知道对岸是什么。”这一句幽默表达赢得了一阵掌声和笑声。
陈平的话并不准确，“河对岸是英美式的民主”其实只是知识分子的幻想，官方从来没有这么表述过自己的改革目标。不过，英美式的市场确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遵循的一条改革路径。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可谓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此改革大势的一个侧面表征是，支持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张维迎等经济学家也一举获得主流经济学家地位，不仅占据决策的话语高地，也受到社会的欢迎，而左派经济学家则被相对处于“守势”。
巧合的是，正是在本书叙事的起点，也就是世界上掀起热捧中国风潮的2004年，中国改革一边倒的局面开始风云突变起来。
这一年由郎咸平发力抨击国企改革为发端，开启了一场关于改革向何处去的大论争，这次大讨论是继1982年到1984年的第一次大争论、1989年到1992年是第二次大争论之后的“第三次改革争论”。
“郎旋风”刮起第三次改革论争
2004年8月9日，香港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他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炮轰了格林柯尔所谓的“民企神话”。对于顾雏军一手制造的“神话”，郎咸平将之归纳为“七大手法”，即：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
郎咸平1956年出生于台湾省桃园县。1986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客座教授、长江商学院教授、深交所公司治理顾问和搜狐网首席经济顾问等。郎咸平以敢言和卓越的分析力着称，人称“郎监管”，在股市上一直以斗士形象出现，曾一人舌战国际十大投行。
以郎氏的身份，如此重炮轰炸格林柯尔，自然深具传播效应，他的演讲迅速通过新浪网、《东方早报》以及《香港商报》等在业界传播开去，引起了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