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还富有同情心，同情弱者。比如汶川地震后他在NBA发起募捐。他甚至反对吃鱼翅，反对对濒临物种的屠杀。同时他善于亲近他人，很有礼貌，善于去沟通。不像有些NBA球星，强大但是对别人却不屑一顾。
中国外交需要姚明这种自信，不被外界牵着走，但同时又得非常了解世界，并善于与世界沟通。
另外一个榜样是驻英大使傅莹女士。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奥运火炬传递风波之后，她与西方公众、媒体的沟通，用一种非常坦诚的方式，用一种娓娓道来的语言，而不是那种说教，非常亲切，但又一点都没有丧失尊严。
她重视大人物，也关注小人物；深谙外交辞令，也知道普通人熟悉的说法，比方说善于讲故事等，而且她很有书卷气。中国人应当发挥东方文化的魅力，需要在未来打造一个有长久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形象。
傅莹的外交方式是西方人能够接受和喜欢的。我也接触过一些将军出身的外交官，在外交谈判场合，可以拍案而起，在气势上的确完全将对方压倒，但实际上却难以取得效果。
魏柳南：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在法国很有名气。他的特点是比较谦虚，但同时对法国的文化非常了解，并善于沟通。因此，他也受到法国人的欢迎。
舒泰峰：随着中国日益强大，尤其是此次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国内外都有一种声音，希望中国能够挑头，挑战或者起码制衡一下美国，未来我们如何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
王逸舟：我的主张，如果说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着发动机的角色，中国则应当主动地去成为世界的一个“锚”，在世界出现问题的时候，成为一个稳定局面的角色。
就眼下的金融危机来说，他的确考验中国的外交。像俄罗斯那样，说美元不管用了，要搞另外一个体系。我认为这是一定会失败的。俄罗斯是这样一个形象——上身，外交、武力等方面都很强健，但下肢，金融领域、经济体系等比较虚弱，这个时候搞美国的乱子，太小看美国了。
我们国内也有这样的情绪。中国千万不能干这种事，不能有极端的民族主义。我们应该采取国际协调路线，以做好自己的事情为前提，适当地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在这方面，法国和欧盟就值得我们学习。一方面他们批评，为什么华尔街造成了麻烦？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谁让我的资产被侵蚀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落井下石。这种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能要么哑口无言，小心谨慎，要么就痛打落水狗。
以中国的实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还是要尽量努力避免把自己置于聚光灯下，先把自身的麻烦处理好，把国内议事日程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在此基础上再谈稳健、有序的国际改造问题。邓小平在国际格局动荡时刻所说的“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格言依然是有效的、值得铭记的。不要急着当头，一个稳固的“锚”的角色更适合中国。
但是，当好一个“锚”并不容易，它要求你自身非常坚固。这里边有一个潜台词，中国需要不断进行国内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唯此才能在国际上扮演更好的角色。
八、结语：告别脆弱，做真正的大国
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非常有趣。这篇题为《“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的文章写道，2009年7月27日至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不可否认，美国拙劣的表演似乎已经获得了一定成效。中国方面在对话结束后愉快地宣布，会议非常有意义，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然而，”文章笔锋一转，“美国绝不会那么天真！据我所知，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够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几年后，即使中国肆意膨胀的气球爆炸了也无所谓，到那时，估计美国早已变得很强大，不会再去理会中国怎么样了。”
文章回顾了日本当年被捧杀的教训，接着写道，“同样，中国经济也不会一帆风顺。如果随意相信美国的花言巧语，中国有可能会在亚洲制造新的泡沫经济，到时候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连日本也会被卷进去。”
考虑到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的竞争关系以及日本近几十年来由风光无限到持续低迷的遭遇，这个提醒来得真是既及时又意味深长。
无论日本朋友的提醒是出于善意抑或醋意，都值得中国记取。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可见，中国的危机从来都不是来自于外部的扼杀，而来自于内部的损耗。或许有人会反问，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近代的开启不正是由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致吗？笔者要回答：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至多不过是一个加速封建王朝崩溃的外因，其根本原因需要从内部来寻找。清王朝的统治者延续了一千多年以来中国封建王朝的“中央帝国”意识，自以为是“天朝上国”，其余皆为蛮夷，只配充当中国之藩属国。正是这种狂傲的自我优越感导致清王朝统治者的闭目塞听。
其闭目塞听到了怎样的程度？1793年，英国为了建立与中国的通商关系，派马戛尔尼访华。乾隆甚为喜欢马戛尔尼所带来的西洋钟表等礼物，却不知道英吉利为何国度，地处何方。皇帝命人搬来八年前调集中外所有博学者修定的《大清一统志》。这本书中已经记载了中国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国家。然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却没找到英吉利三个字的影儿。当英国人提出通商要求，乾隆帝的回答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从而拒绝了英国的通商要求。
乾隆的子孙们继承了乾隆的这份优越感，继续在闭目塞听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直至鸦片战争的开启，在清王朝命运存亡绝续之际，倭仁等顽固派仍坚持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意识形态体系为治国王道，而“洋鬼子”的一切坚船利炮均为奇技淫巧，学不得，也无须学，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学界已有指出，如果乾隆帝及其臣属能对马戛尔尼传递过来的信息做出敏锐的反应，中国完全可能也有条件在世界早期现代化的潮流中获得主动进取发展的机会。可见，中国封建王朝之亡，根源在内而不在外。换句之：中国从不惧怕扼杀，最怕的是捧杀。
当下，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吹捧之声，其危险性正在于此，正如马丁·雅克所论，随着中国综合国立的增强，中国传统中央帝国的那种优越感将穿越历史而重生，而国内外的吹捧之声则会加速这种心态的重生。
这种心态无疑是最需要避免的，因为无论从经济建设还是制度建设来看，中国都还任重道远。当下的中国，依然脆弱。在这么多脆弱的因素还有待解决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沾沾自喜呢？艺术大师徐悲鸿人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国家也同样如此，我们可以有不惧怕扼杀的傲骨，却不可有自以为是的傲气。这不仅仅是中国封建王朝覆亡告诉我们的道理，也是世界大国兴亡史所彰显的道理。美国华裔学者艾米·蔡所着《大国兴亡录》就记录了这样的过程：无论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唐帝国、大蒙古帝国……一旦它们开始唯我独尊，视他者为无物，不再包容开放的时候，也就是它们走向灭亡的时候。
不过，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值得庆幸。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郑永年对笔者所言，中国的当政者至今保持着清醒的判断，“官方从来没有正式接受中国模式的概念”。
通过另外一些渠道，中国官方表达了对中国模式的谨慎态度。2009年12月7日，中央党校创办的《学习时报》发表了一组反思“中国模式”的文章，受到海内外关注。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国新办主任赵启正同时撰文表达对中国模式的看法。
赵启正的文章题目为《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他写道，“‘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李君如的文章《慎提“中国模式”》更为直接提出：“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危险何在？他写道，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我们想借这组文章来起一个引导的作用。”《学习时报》理论部主任刘学侠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确表现得相当不错，可以说一枝独秀，但我们也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模式的概念掩盖了一些问题，容易固化僵化。”
这份清醒应当延续下去，也唯有永远保持这份清醒，我们方能告别脆弱，做真正的大国。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