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将迎来黄金十年？
未来这10年具有独特性。这样的机会中国以前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中国只要平安度过未来五年就会一举成为高收入国家。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偏上国家。如果将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因素考虑在内，中国人均GDP大概6年翻一番，即在2016年可达到1万美元，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而在2022年左右，中国人均GDP就会达到将近2万美元，那时候可以基本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未来十年是中国发展历史上至关重要的10年，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10年。
与之前相比，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主要体现在量上，中国经济人均GDP从十几美元增长到4000美元用了60多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人均GDP再增长4000美元，只要几年的时间，也就是中国未来两个五年的经济增长将相当于以前几十年的增长。
如果与以后对比，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则体现在速度上，并且未来十年也许是中国继续经济高速增长的最后10年。中国经济人均GDP达到将近2万美元以后也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期。从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未来十年是一个怎样的黄金时代，这必将是中国经济“从量变到质变”的10年。
中国经济基数已经很大
首先看一下经济规模。中国大陆有31个省级经济区，如果我们把每个经济区当做一个独立的“国家”排名，然后把它们和世界各国的经济规模做个比较，结果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中国经济排名前四位的省份是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广东如果被当做独立的经济体，其经济规模2008年可以排在世界的第18位（按照汇率换算的GDP总量，下同），在土耳其之后（相当于土耳其的67%），超过波兰、印度尼西亚（世界第4大人口国）、比利时、瑞士、瑞典和沙特阿拉伯；
排名第2位和第3位的山东和江苏，经济规模都超过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和阿根廷；
排名第4位的浙江，经济规模超过委内瑞拉、爱尔兰和南非；
排名第5位的河南，经济规模超过芬兰、泰国、葡萄牙和哥伦比亚；
排名第6位的河北，经济规模超过捷克、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和中国香港；
排名第7位的上海和第8位的辽宁，经济规模都超过罗马尼亚、以色列和马来西亚；
排名第9位的四川，经济规模超过新加坡、乌克兰、阿尔及利亚和智利；
排名第10位的湖北，经济规模超过巴基斯坦和菲律宾；
排名第11位的湖南，经济规模超过阿联酋和埃及；
排名第12位的福建和第13位的北京，经济规模都超过匈牙利；
排名第14位的安徽，经济规模超过哈萨克、新西兰和秘鲁；
排名第15位的黑龙江和第16位的内蒙古，经济规模都超过科威特；
排名第17位的广西、第18位的山西、第19位的陕西，经济规模都超过利比亚；
排名第20位江西，经济规模超过斯洛伐克；
排名第21位的天津和第22位的吉林，经济规模都超过越南和摩洛哥；
排名第23位的云南，经济规模超过安哥拉和孟加拉国；
排名第24位的重庆，经济规模超过克罗地亚；
排名第25位的新疆，经济规模超过白俄罗斯、苏丹、卢森堡、卡塔尔、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
排名第26位贵州和27位的甘肃，经济规模超过立陶宛、多米尼加、斯里兰卡、乌拉圭和巴拿马等；
排名第28位的海南，经济规模超过塞浦路斯、坦桑尼亚、约旦、玻利维亚和冰岛；
排名第29位的宁夏，经济规模超过加纳、牙买加和乌干达；
排名第30位的青海，经济规模超过赞比亚、洪都拉斯、尼泊尔和缅甸；
排在最后面的西藏，经济规模也超过蒙古等国家。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时代
人都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快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度”，而且这种“加速度”还在不断增加。以前，美国经济增长1%比我们增长10%增长的绝对值都要大，因此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而以后这个局面就要扭转过来了，因为美国的人均GDP为4万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如果美国经济平均保持1%的增长，我们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长，那么在短期内我们就可以实现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就从“不断拉大”进入了“不断缩小”的区间，这是真正的赶超美国的开始。以后中国的高速增长既表现在绝对值上，也表现在相对值上。中国人均GDP从几十美元跃增到4000美元左右用了60年的时间，但是再实现下一个4000美元的增长，也许只需要七八年的时间。因此，中国即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城市治理要有“大时代”的眼光？
城市管理是一门科学，但我们常常不去从城市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城市的管理。上海世博会有个很好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现实是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是更糟糕，只能把“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视为一个愿景，而没有客观地说13亿人口有一半以上已在快速的城市化。应该说，在全球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奇迹，但在这个奇迹下，中国管理城市的能力，尤其是管理一个现代化城市的能力却远远没有跟上。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大增长”时代。与“大增长”时代对应的是“大需求”，如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对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等，中国今后一定要以一种“大增长”“大需求”的眼光，“大手笔”地解决中国问题，这样才不会出乱子。对于这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只有充分认识它，才能驾驭它。很显然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意识还不够。总之，中国将会以超出我们想象的速度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问题也会以超出我们的想象式地暴露出来，城市拥堵问题正是对这一大背景估计不足造成的。
如何度过未来十年？
未来十年注定不是一帆风顺，并且很多类似的国家也都没有跨过这道坎，而落入了国际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达到了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但是直到现在，其人均国民收入还没有突破1万美元。而且这个时期，各种积累的社会矛盾也会集中爆发，经济容易出现大幅波动，如前段时间爆发的阿拉伯革命。从经济学上看，也是没有安全走出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所致。因为发生革命的这些国家，并非非常贫穷的国家，而是发展状况良好，一直被当做发展典范的国家。
包容性增长破解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想要平稳发展，必须以包容性增长来破解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包容性增长即兼容并包增长，与之对应的是“唯GDP主义”。其实包容性增长并非一定要将增长速度降下来，并且将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也未必能达到所谓包容的目的。
对于包容性增长这种增长方式，笔者认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均衡就业问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失业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中国以世界上9.6%的自然资源、9.4%的资本资源、1.85%的知识技术资源和1.83%的国际资源，要为占世界人口26%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当前国家提出“就业增长优先”意义深远。就业是一个国家人力资本能够发挥经济效益的基础，就业结构和就业模式也是一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业问题的解决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发展战略的转型。
“就业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良性互动，也将推动就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其中传统就业和现代就业、高学历人群就业和低学历人群就业的均衡发展是关键。具体做法是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领域；在要素投入上，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经济增长，真正将人口就业的包袱变成人口红利，如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前段时间，部分阿拉伯国家发生暴乱，也是因为没有解决好“均衡就业”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都存在着高学历人群大量失业的状况。
2.做好经济的宏观控制
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偏差很容易导致经济动荡，甚至是经济危机。从拉美国家看，由于受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管理缺乏有效制度框架，政策缺乏稳定性，造成政府债台高筑，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顽疾，经济危机频发造成经济大幅波动。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都对经济持续增长造成严重冲击。阿根廷在1963年~2008年的45年间出现了16年负增长，主要集中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和2002年国内金融危机期间。另外，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一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就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打击得一蹶不振。
3.借助新技术革命完成经济转型
很多发展中国家利用比较优势发展低端制造业，在短时间内可以实现高速增长，但是如果难以克服技术创新瓶颈，一国经济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低成本优势就会逐步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中高端市场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在这种上下挤压的环境中，很容易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要克服这一挑战，就需要在自主创新方面持续增加投入，培育新的竞争优势。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就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而韩国则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案例。韩国20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主要依靠出口导向战略，但此后将发展方向从扶持和保护产业转向鼓励竞争和创新，1986年制订《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年~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使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这都帮助韩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
4.注重民生保障
经济增长是把“双刃剑”，它本身既有创造性的一面，又有加剧不平衡的作用。国内外研究都表明，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政府与社会之间、劳资之间、贫富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如果这些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反过来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阻碍，即“经济增长的负效应”。必须突破这个难题，走发达均富的路子，完善社会保障。当然，中国正在这方面努力，如温家宝总理在报告当中将保障房建设的重点放在建设公共租赁住房上，以非产权性的公租房为主体，就是回归保障房保障性的正确之举。“有恒产者有恒心”，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让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提升国民幸福感，促进社会稳定，从而让中国经济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获得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走向均富发达的发展道路。日本和韩国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日本1960年代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韩国1970年代推行“新社区运动”，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初次分配更趋均衡，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长期性的经济增长，必然是包容性增长所致。而“唯GDP主义”的发展方式虽然在短期内造成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将会遗留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包容性增长更加注重可持续增长，要想可持续，就必须是包容性的增长，以上问题国家已经注意到，我们要有信心。
谁将是中国崛起的敌人？
中国和平崛起靠的是利益交换
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与现在的霸权国家玩一个零和游戏的话，那中国肯定不能和平崛起。如果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那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有希望。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战争，那么中国崛起是否能够和平崛起呢？这不能靠口号，靠哲学，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
谈判或战争从来就没有妥协，除非是利益交换，这早就是所有战略家和伟大的政治家们熟知的铁律。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也是与美国进行利益交换的过程。至于拿来什么来交换，必须深深地契合中美双方国内的重大利益需要。
在《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这本书中，何帆建议中国可以开放服务业，美国可以开放投资领域，以此来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都具有竞争力，但是服务业却相对落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造业对外开放较早，而服务业到今天还“养在深闺”。如果中国能够开放包括金融、医疗、教育、娱乐、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服务业，将有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商业模式，通过竞争激活国内企业，通过开放引入服务业的市场化法律建设。服务业发展了，中国就能够有更多的民间投资机会，更多的就业机会，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就能得到较大提升。对于美国来说，到中国投资服务业，能让美国的优势产业享受到更广阔的发展机会，而不是像把没有竞争力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一样，演出一场胜利大逃亡。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无疑将给美国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空间，给美国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作为中国开放服务业的利益交换，美国应该对中国开放投资领域。这一方面能够让中国的企业加快对外投资，迅速成长为全球企业；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国在保持美元资产的比重大体不变的情况下，把低收益的债权投资转移为更有收益的股权投资。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继续吸引来自国外的资金，弥补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并且中国投资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对陷入失业泥潭的美国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福音。
这一“大交换”最有意思的地方恐怕在于：开放服务业是美国想要的，但其实是中国需要的；开放投资是中国想要的，但其实是美国需要的。想想中国那些辛苦攒钱供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吧，他们等待教育开放的心理比美国的学校更加着急。据说美国各州都要到中国成立招商引资办公室了，美国人需要中国人的投资，比中国想要走出去的企业家心里更加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