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猛烈抨击凯恩斯主义的高税率财政政策，特别是攻击累进税率的高税率，认为这严重挫伤企业经营积极性，使储蓄减少，利息率上升。高利率必然使投资萎缩，导致生产增长缓慢，削弱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造成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加剧通货膨胀。高利率是美国滞胀病的根源。
为了使美国经济从困境中挣脱出来，供给学派认为应对美国经济机制作出正确的分析。当前美国根本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原因则是储蓄不足引起投资不足，储蓄与投资不足又是由于高利率造成的。只有大幅度减税以增加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促进储蓄和投资，刺激工作与经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为市场生产的商品量。
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生产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坚信美国税制已进入禁区，并且宣扬正是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储蓄与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呆滞，出现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涨。这时再加上人为地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又使储蓄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生产更加呆滞；还使纳税人升进高税率等级，而实际收入并未增加，纳税负担因而更重。
因此，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特别鼓吹降低边际税率的作用。他们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做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他们还宣称，减税后政府税收不致减少，还会增多。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对经济也无关紧要。经济增长后，赤字自然缩小会消失。
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特点是首先减少所得税，而且是边际税率。因为他们认为富人的储蓄能力比穷人大得多，多削减富人纳税就会多增加储蓄。其次着重减免资本收益税来鼓励资本、房地产投资。拉弗甚至提出废止课征公司利润税。此外，要大幅度降低税率，至少要像《肯普-罗斯减税法案》那样3年内降低个人所得税率30％。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不仅不会加剧通货膨胀，而且即使存在着“货币充斥而商品匮乏”的通货膨胀也会自然消失。这是因为减税能刺激储蓄，增加投资，从而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总产量。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与“收入均等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促进的关系。因此通过减税不仅可以增加产量，而且还能扩大就业。
供给学派虽然承认减税刺激经济活动存在“时差”，但是坚信“时差”不会很长。一旦经济活动扩大后，政府增加的税收将超过减税开始时缩减的税收；而且认为减税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有些影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总之，供给学派认为持久地降低税率，能刺激人们储蓄，提高储蓄率，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从长期来考察，由于商品和劳务的增加，将会开辟新的税源，使税收总额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财政将会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经济活动都将正常地、顺利地进行，所以减税政策就是长期地经济稳定政策。
1987年，美国开始实施号称“第二次美国革命”的《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就是供给学派减税政策主张的最大实践。其特点是大幅度降低税率，个人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降低到28％，档次由14级（从11％到50％不等）简化为2级，即28％和15％。公司和企业最高税率从过去的46%降低到31％。同时，为了避免所谓合法的“偷税漏税”，减少或取消了许多减税优惠。这次税制改革，也把里根保守主义经济信条的实践推向一个高潮，它使美国的经济结构以至消费、储蓄、借贷、投资行为模式为之改观，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冲击。
供给学派认为，大幅度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支出的减少，因此，减税而不削减政府开支，那就会扩大财政赤字。所以，供给学派要求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支出中的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
供给学派指责说，战后美国政府的所谓“转移性支付项目”，如食品券、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子女扶养津贴、劳动保险等等，这是为了把美国标榜为“福利国家”的一种装饰，实际上弊病无穷，不仅对生产起着严重的抑制作用，而且早已进入效果递减的境界。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尽量削减社会福利计划支出，包括降低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政府只举办必要的福利设施，停办那些多余的福利项目。
供给学派对于每个经济滞胀的诊断分析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其“药房”并不好，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减税并不造成财政收入减少的说法不靠谱，历史上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减税都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些又导致了财政赤字，最终形成了高额的债务，这也是这些国家迟迟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原因所在。虽然供给学派强调平衡预算，但是政府支出是刚性的。一旦收入减少，平衡预算就是一句空话。
其次，供给学提出减税是为了刺激储蓄，但这在现实中也不成立，国人是否储蓄是与多种因素有关系的，而不仅是税收一种原因，因为供给学派用减税刺激储蓄的方法并没有效果，金融危机之前是美国历史上税收最低的时期，但也是美国历史上储蓄率最低的时期。
第三，就美国的问题来说，当时美国实行的是军事凯恩斯主义，这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停止军事凯恩斯主义。
就中国的问题来说，中国的企业税收并不重，中国在货币政策紧缩之前，中国经济一直就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因为中国并不存在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的需要，甚至中国经济也不需要刺激，中国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停滞，而只有通货膨胀。
当前中国的通胀和当时美国的通胀在原因上是相同的，都是因为实行凯恩斯主义导致的供给不足，不过中国只要放松货币政策，就可以增加供给，从而消灭通货膨胀。笔者指出中美两国国情的不同，就是不希望大家错用供给学派的药方。笔者虽然推崇供给学派的分析范式，但绝不主张对供给学派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
凯恩斯主义实行的是“需求管理”，可以称之为“需求学派”，它在立论基础上与供给学派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供给学派来根治凯恩斯学派的弊端是对症下药的。
目前危害中国经济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非法融资，非法融资已经演变成较为普遍的融资行为。当下的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几近“疯狂”。目前，自然人、企业法人、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公益基金都参与到民间借贷或者高利贷之中。以往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规模较大，但现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疯狂放贷。
当前蔓延全中国的非法融资大约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许多企业通过几天的非法融资资金搭桥，继续获得银行信贷，这是较为安全的部分，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少；二是风险较大的非法长期融资，借贷的企业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将趋于宽松，或者政府将放松房地产调控，到时以房地产的溢价能够偿还高利率。显然，这是极端不靠谱的赌徒心态，当然这两种最终都要依赖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如果没有货币政策的宽松，这些都将演变成恶性事件，温州、宁波等地最近就接连出现企业老板“跑路”现象，大家都在等待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
如果中小企业难以归还本息，资金链条就要断裂，风险就要爆发。从目前来看，巨额信贷资金通过各种途径进入非法融资，最终不排除引发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货币学派的经济理论不是绝对真理，我们没必要将其奉为神明。今日中国，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高利贷面前铤而走险；另一方面有数万亿的存款躺在央行“睡大觉”，这简直是人间最荒诞的事情。
当前的中国需要的是“扭转操作”，那就是同时采用“提高利率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提高利率属于从紧的货币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属于从宽的货币政策，两者同时进行，一松一紧，可以保持原有的货币政策基调和力度都没有变化。但这样却可以释放出一定量的货币，缓解市场上的资金紧张，从而提高供给，消灭通胀。
如何看待中国战胜经济危机的秘密及副作用？
面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欧洲拾起了哈耶克主义，美国拾起了货币主义，中国拾起了凯恩斯主义。结果3年下来，实行哈耶克主义的欧洲仍然岌岌可危，实行货币主义的美国毫无起色。实行凯恩斯主义的中国虽然有些通胀，但经济总体运行还算差强人意。当然还有一类国家真正地采取了自由放任主义，如埃及、利比亚，这些国家则发生了政权更替。
美国已经在错误经济政策面前悬崖勒马，预期中的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出台，取而代之的是总额4000亿美元的扭转操作，即在2012年6月底前买入4000亿美元剩余到期时间在6年至30年之间的国债，并卖出到期时间在3年或以下的国债。
中国的主流学者大都反对中国实行凯恩斯主义，但实行凯恩斯主义的中国民众大多都有工作，而不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却出现了实质上高达两位数的高失业率，而且今日的美国6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靠向政府领取食品券维持生活，也就是平均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人靠政府救济维持生活。在中国，主流学者都信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但摆在眼前的事实是，信奉弗里德曼的美国人搞了两轮的货币宽松仍然没能挽救经济，货币主义已成“鸡肋”。奉行弗里德曼的中国几乎将货币政策拉到了有史以来最紧的程度，仍然没有彻底解决通胀问题，现已证明弗里德曼失灵了，这样的主张我们信它何用？
中国主流学者一直非常迷恋哈耶克主义，欧洲更是坚定的哈耶克主义执行者，大幅度提高退休年龄，大幅削减社会福利，铁腕镇压工会运动和民众的示威游行，继续推进公有资产的出售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结果欧洲经济也并没有出现起色，甚至根本看不到希望。中国有学者希望用哈耶克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但是欧洲有福利可削减，而中国的社会福利根本经不起削减，所以说，中国实行哈耶克主义根本就没有现实性。
中国能够实行凯恩斯主义有其现实原因。凯恩斯主义也是“奢侈型”经济调控方法，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实行的可能，如像美国、日本、“欧猪五国”这些已经负债到了破产边缘的国家是没有能力实行凯恩斯主义的，他们选择货币主义和哈耶克主义其实也带有非常被动的成分，这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政客型经济模式”，这些国家的政客早已出卖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国民早已不知不觉地背上了百年都难以还清的债务。
中国能够实行凯恩斯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国有银行体制是能够实行反周期放贷的原因
首先，经济危机后，人们都奉行“现金为王”，这时候人们往往将自己的储蓄变为现金，这也是每次经济危机时都会发生民众疯狂挤兑现金、银行倒闭情况的原因。中国实行的是国有银行制度，银行以国家信用做担保，民众不用担心银行发生倒闭，因此也就不会发生挤兑现象，这样银行就可以放心放贷。
其次，在经济危机时，企业的盈利状况不确定，银行一般都惜贷，因此越是经济危机时，企业贷款越困难；但中国是国有银行，接受国家的宏观调控，可以在经济危机时加大信贷投放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银行制度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做到反周期的经济调节。因此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不但没有发生信贷紧缩或信贷冻结，反而加大了信贷投放量，这是国家一直坚持国有银行制度的原因，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中国的高储蓄率让信贷投放成为“有源之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枪炮就没法打仗”，这些道理并不过时。干什么都需要钱，钱从哪里来？肯定是银行储蓄。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了任何的储蓄，那它就失去了任何抵御经济危险的能力；只有银行有了储蓄，国家才可以实施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措施。
放宽存贷比限制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为银行放贷开闸
存贷比即银行“贷款总额/存款总额”，是衡量银行放贷程度的一个关键指标。一般情况下，四大国有银行中的工行、建行的存贷比都维持在50%多。去年底中行的存贷比达到了72%，接近75%的监管红线。比中行72%存贷比更刺眼的数据是，多家股份制银行的存贷比接近甚至已经超过75%，其中深发展85%、中信银行83.1%、华夏银行76%。2009年全国一季度增量存贷比已达到81.2%的水平，仅低于1997年的99.7%和1993年的107.5%。
不仅各大银行充分放贷，中国中央银行也多次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支持银行放贷，从2008年9月份到2008年12月份共四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一个国家，储蓄率的高低是衡量这个国家抵御经济风险能力的主要标志。如果说高储蓄率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那么合理的存贷比控制则是保证国家可以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条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经验与启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清楚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外汇才可以抵御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什么智慧的较量，而纯粹是一场硬碰硬的战争，比拼的是谁能动用的资金更多，考验的是国家的外汇储备数量。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贸易长期赤字，外汇储备不足，甚至赶不上索罗斯所能调集到的资金量，因此他们并没有成功击退金融攻击者。中国利用自己的外汇拯救了香港。有人评论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实际上是想教训一下中国，然而他不但没有教训到中国，反而让中央政府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倒是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有储蓄才能抵御经济风险
2008年经济危机也应该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国家必须有一定的储蓄，没有储蓄也就没有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银行没有储蓄，不得不请求中国购买其债券，也就是向中国人民借钱。在希腊，因为没有储蓄，也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援，而这些援助都带有非常苛刻的条件，都要承受非常高的利率，基本上相当于借高利贷，结果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抗议。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有自己的银行储蓄，何至于落到如此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