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传导引发的财富逆分配
格林斯潘们开动印钞机而超发的货币，注入实体经济和市场之后，究竟会有什么现象发生呢？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它必然会导致社会的货币总量的增加，也就是让社会的钱变多了。其直观的后果是，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了，金钱的购买力下降了。这属于“货币数量理论”的研究目标，从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到李嘉图，再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芝加哥学派”都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
大卫·休谟为了证明凭空印出纸币除导致物价上涨外没有任何积极效果，假设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均等模型。在这个模型里，负责纸币发行的人就如同圣诞老人一样，听到了孩子们的祈求后动了菩萨心肠，于是创造了更多的钱，赶着他的鹿车在一夜之间，让所有人口袋里的金钱都翻了个倍。
休谟告诉我们，虽然每个孩子都会为他们翻倍的金钱欢欣鼓舞，然而整个社会却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美好。原因在于纸币成倍地增加了，但社会所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不会同步增加。当人们疯狂地冲到街上使用这些新增的钱时，突然发现所有商品的价格也几乎翻倍了。我们的圣诞老人的辛勤劳动，除了将单位货币的有效性予以稀释外，他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而弗里德曼在他的“直升机效应”理论里，就坚持政府可以通过直升机向下撒钱，像圣诞老人一样，将中央银行印出来的新纸币按比例均等地撒到每个人头上。弗里德曼建立的“直升飞机效应”模型从一开始就排除了财富被重新分配的可能性。在这位可爱的货币主义者看来，货币是中立的。
但问题是，我们的政府却并没有圣诞老人那样的神通。我们姑且抛开对中央银行家们、政治家们的道德的任何质疑。单一点，这些钱如何才能够均等地被分配到每个人手中呢？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能够像2008年的台湾地区那样，按人头每人平均发若干消费券或其他货币的形式。但问题还是没能够解决，几千万、几亿人同一时间获得这些货币，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难题。而获得的时间，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往往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如此一来，这些理论上或许可以中立的货币，一遇到购买力这个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就不安宁了。正如米塞斯在他的《人的行为》一书里所指出的“决定货币数量的那些计划，绝不会对社会的所有份子都是公平的，那总是增进某些人群的利益，而使另一些人群受损。绝不会有所谓的大众福利”。
更重要的是，现实社会对于这笔新钱的流动，完全不是什么直升机平均地撒钱。这些新印刷出来的货币的流通严格遵循的，却是费孝通先生所形容的差序的格局。这里的货币就是石头，社会就是那一湖水，当货币这块石头被投入湖中时，水会被一波波荡漾开。在这里获得新钱的多寡、时间，均取决于费孝通先生所提及的那种亲疏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指称的亲疏关系是泛指人民在政策的受益程度。在2009年的几篇文章里，我把这种货币的流通传导过程和机制称为差序传导。下面我将按照这个结构框架予以简要地分析。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当新钱流通时，并不是所有人口袋里的钱都像变魔术般一下子按同样比例增加了。现实情况是，第一批得到这些新钱的人，他们可以以较高的购买力去使用这些钱，从而得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第二批得到这些新钱的人则是那些卖给最早获得新钱的人商品和服务的零售商。新钱就这样以一种差序传导模型，以贷款银行为中心，一个接一个，从一个人的口袋里到了另一个人的口袋里，逐渐向外推移直至扩散到整个社会。
在这种差序传导流通过程中，社会的财富被再次重新分配了。首先是那些最早获得新钱的人，其次是为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零售商。这些人得到了这笔新钱和收入，使用这笔钱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抬高了整个社会里相应商品的物价。而那些在差序传导过程中处于最外围的还没有得到这些新钱的人，却发现他们要花更多的钱购买商品，同时，他们的收入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也正是这种差序传导流通，使那些处于差序传导过程中较早获得新钱的人，隐蔽而巧妙地从处于差序外围即那些较晚获得新钱的人身上掠夺更多的利润。
由此可见，凭空发行货币不仅会简单地抬高物价，还会通过差序传导重新对社会财富予以再分配，并且这种再分配是以一种扩大社会贫富差距，最终加重社会的对立。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货币并不像米尔顿·弗里德曼所形容的，如同水一样，迅速、均匀地流淌向人间，对所有人机会均等。
正是基于此，罗斯巴德将通货膨胀视为“一种隐蔽的‘征税’方式，是那些较早得到新钱的人从较晚得到钱的人身上征收了额外的税”。
在隐蔽征税之外，还存在政府的直接征税，米塞斯在其《社会主义》一书里就曾强调过这一点，他说“通货膨胀，使每个人消耗自己的财富；它使人不愿意节约，从而阻碍新资本的形成。它鼓励没收式的税收政策——货币贬值抬高了商品价格的货币标价，它通过反映在账面上的资本价格的变化——税务部门把这视为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又变成没收所有者一部分财富的新的合法理由”。所以这种社会财富的逆向再分配，不仅仅只是财富向富人而不是穷人集中的再分配，同时也是财富向政府而不是人民的再分配。
对经济体系的扭曲
通货膨胀对整个社会在消费方式、相对物价和投资方向上的改变将会是永久的，并不是像货币数量理论家们天真的假设那样：随着新钱在社会上流通，聚集效应会慢慢自行褪去，社会又会回到原来的轨道。
1.醉生梦死
货币的超发首先会带来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由于那些较早得到新钱的人有他们特殊的消费习惯，他们的消费方式和那些被他们征了税的、较晚或根本得不到新钱的人不一样，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会改变不同商品间的相对价格，会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还会改变整个社会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的种类和数量。通常这些靠货币的超发而获利的人，往往更贪图享乐，人们会更偏重娱乐业，会有更多的沙龙、赌场出现，整个社会就会不自觉地朝着一个更为淫靡奢华的方向走。这点从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时期，法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中可得到充分地证实。
更重要的，也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是，“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的话，试问谁还会认真对待研发等正常的经营活动呢？”同样，这点亦可在密西西比泡沫时期的法国找到答案。
在自由市场里，消费者和财产拥有者共同决定商品的价格，以此获得货币。而单纯地依靠差序格局中人的亲疏关系获得货币，只会让经济永久偏离自由市场模式的轨道。
在一个将私有财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货币体系的社会，一个人只能从下列两种方式获得金钱：出卖商品和服务来交换他人拥有的金钱；通过接受别人自愿馈赠或者别人的遗赠。
但现实是很多人并不需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和接受他人的馈赠，就可以通过命令、社会地位或与发布命令者的亲疏关系，来获得那些不是来自自由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的命令的货币。罗斯巴德将那些超出社会功能所需要的货币称为“合法的伪币”，而将那些得到这些金钱的人称为“不法之徒”。
正是这些“不法之徒”，以一种巧取、诈骗和胁迫的方式，获得那些“合法的伪币”，并在市场里购买资源，如此便能轻易地掠夺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劳动者，纵然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头来所得的不过只是价值“半文”的“合法伪币”。在这样的政策体系下，经济体系也就自然被扭曲——人们更乐于投机而不是诚实的劳动，人们更愿意追逐权力而不是追求市场的自由。由此，整个社会步入一个逆向筛选的体制结构中。
2.转嫁责任冲击企业家
人们都很享受拥有很多钱的感觉，那些“不法之徒”则迎合了人们的这一心理，大肆鼓吹“钱多是幸福、钱少是穷困”，告诉人们，通货的增长可以创造繁荣和财富，通货的紧缩则只会带来贫困和萧条的经济。所以通货膨胀的过程不仅不可憎，还是可爱的，尽管人们通常会抱怨由通胀带来的后果——不断上涨的物价。但由于从钱变多到物价上涨有一个时滞效应，而同时又极少有人能够理解货币的流通过程、能够去理解银行的运作方式，因而合法印刷货币的“不法之徒”对人民财富的掠夺也就更具有隐蔽性，以至于误导了人们的情绪和注意力。人们更容易去责备不断上涨的物价，去责备那些抬高物价的企业，去责备那些所谓的投机倒把分子和不负责任的消费者乃至任何可以诋毁的社会组织。
由于人们对货币本身缺乏了解，人们容易受到愚弄，而把责任归咎于那些他们看得见的人身上，而不是那些隐藏在深处的建立在货币与信用扩张这一政策基础上，来实施合法制造伪币的“不法之徒”。而这又将于无形中，对我们社会发展的核心——企业家的人身、财产和思想均造成巨大的冲击。
当然在这里我们无意于对他们做出道德上的任何审判，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持有积极开动印钞机的人中，有的人甚至可以说其本愿就如同天使一样，可爱而让人尊敬。譬如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坚持的“直升机上撒钱”的理论本身就是基于一种公正、平等的原则的。虽然像这样的理论，最后对国家和人民将难以避免地造成事实上的伤害——他们确实也成了合法制造伪币的不法之徒，但我们也必须得承认，他们并不是要蓄意地破坏社会，他们本身也没有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故意。他们自以为是在创造一种更高明的社会治理模式。但是，既然逆周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每向它前进一步，就会对社会造成一次损害。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的历史已清楚地表明，每一项干预主义政策肯定会变成破坏主义。
当然这种认识，对于凯恩斯的信徒们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们的祖师爷凯恩斯一直认为，世界经济只会越来越繁荣，一路向前而不会倒退，人们生活水平总体趋势向上。也正是在这一理论，决定了他们所采用的解决办法是，试图以时间来换取未来美丽的空间。不是去解决问题，而只是简单地将问题拖一拖，以为以后问题就能够得到自然的解决。
但问题是，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这是颇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