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凯恩斯之前，赤字于各国事实上也一直存在。但政府不敢像今天这样大言不惭。在当时，赤字还真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一出现赤字，政府就会像犯了错的孩子，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是不善于理财的结果。而凯恩斯的成就是，它让赤字和赤字预算正当化。过去偷偷摸摸的，现在却成了堂而皇之的了。这就像1920年以前的美国，在那时如果你借钱消费，那么整个社会都会对你不齿。1926年的一项民意测验发现，尽管有近一半人认为分期付款消费“蛮好”，但被抽样的人当中，每四人中有三人会说“我的朋友借贷消费得太过分了”。也就是说，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分期付款消费不是坏事，但是对别人借钱花费的态度还是很负面的。而另一项民意测验中，只有1/4的人赞同分期付款消费，剩下的都持否定态度。但到1927年后情况就彻底改变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主任E.R.A.塞利格曼出版了两卷研究着作——《分期付款销售的经济学》。这本学术着作的功用就在于为透支消费正了名，就如同凯恩斯为政府的赤字预算正了名一样。
但出乎凯恩斯们意料的是，今天的麻烦正是他们的理论所造成的。赤字预算的财政政策固然能够刺激投资，即扩大生产能力，但这一政策的结果，却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提到的——用更多的生产过剩的办法来暂时减轻当前的生产过剩。因此，长期扩张积累的后果，必然会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其次，财政赤字必然会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既然是借的钱，那么迟早是要还的。如果赤字额度不大，那么最多也就出现财政上的入不敷出，政府也许加点税，也就应付过去了。但如果赤字额度巨大，自然的结果就是，严重的财政危机和政府信用危机了，就如今天欧美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如此一来，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都会因此而遭受严重损害。
而债务危机到了这份上，如果政府不想国家破产，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中央银行为自己的债务进行货币融资，也就是学习美联储大搞量化宽松。这样一来赤字政策又孕育出了通货膨胀这个怪胎。
因此，恢复信用的第一步，就在于我们必须从技术上切断新债务的形成机制，彻底地抛弃当前所惯用的，以透支为乐的赤字预算，回归量入为出的平衡预算。
货币体系重归自由银行时代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icker）在1990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央银行被看做和用做政府融资的一种手段”。对于沃尔克的话，应该做一些纠正：中央银行不是被看做和用做政府融资的一种手段，而是，事实上它就是。
世界各国政府之所以要独占货币的发行权，本身就是惧怕被其他货币驱逐的积极反应。原因很简单，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不是独占的、不是垄断的，那么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如果A发行的货币币值稳定，而其他人发行的币值不稳，那么人民更趋向于接受A所发行的货币。长此以往，其必然的结果是，其他货币将被挤出流通市场。而同时，为了保证A货币不被挤出流通市场，政府也就不敢随意地超发货币实施通货膨胀了。
从这点可见，去除货币的私有化，将是切断通货膨胀最有利的制度安排。但如果政府丧失这个工具，也就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资本金匮乏的问题，无法用它降低或完全消除利率，也无法用它为自己的浪费买单。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在一个高度私有化的时代，货币仍然被政府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虽然，现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代金券，譬如有各种商家为促进销售而发行的优惠券、积分卡，但是它们都只是政府发行的国家货币的补充而已。
当人民在灾难中开始自我反思时，一定会发现中央银行和货币独家发行，正是造成我们今天苦难的原因，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必然将受到挑战。任何严重的通货膨胀率，都将会加速政府货币垄断消失的进程，因为人们将无法容忍政府从我们口袋里窃取更多的财富，无法容忍它为我们制造更大的债务负担。也正是因此，国家货币的垄断势必会被打破。世界将再次步入一个自由银行时代。货币发行的独占，不仅不适合市场经济，更不适合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适合地球环境的承载力。
事实上，沃尔克的继任者，那个以擅长制造通货膨胀而闻名的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自己也不得不承认：“21世纪的货币将会回归私人化”。
新的世界政治格局
随着印钞发债模式的终结，美国首先受到的最大冲击，无疑就是其军费的支出。军费支出的降低，自然引发其军力的下降。
而美国真正的衰落，其根源还不在债务，更多的在于美国人对其自身价值和资源的掏空，正如许倬云所论：
美国当年立国者们的一些理想，实际上也被冲淡。美国现在的政治，受制于财富，而不见当年华盛顿、杰斐逊、汉密尔顿的立国理想。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从此就会一蹶不振，这就如同英国为美国取代并不意味着英国从此归为无闻。同样，苏联的破产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崩溃。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发展模式，将轰然倒塌。那么谁能取而代之呢？
中国无敌——佩佐夫与张维迎如是说
美国衰落后，谁可以取而代之。克拉斯莫尔·佩佐夫（Krassimir，Petrov）认为最有可能取代美国的是中国。
2004，年，克拉斯莫尔·佩佐夫——一位奥地利经济学派信徒、在美国生活了，9，年的保加利亚人，将美国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与当时中国火热的经济进行比较，并且得出结论：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次大萧条。他甚至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和可能的引发点：
总而言之，以下几种情形可能会成为中国萧条的触发点：（一）一场世界范围的货币、银行或者衍生产品危机；（二）美国的一次衰退；（三）扼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四）中国失去贸易盈余；（五）一场石油供应危机。
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文末他口风一转，得出另一个重要的结论：
不管是什么引发中国崩溃，都无疑将揭开一场全球范围衰退的序幕。不过，正如美国，从大萧条中脱身而成世界无敌的。”
这种结果当然是中国人所愿意见到的，如宋强、王晓东这些民族主义者固然是如此，自由主义者亦多抱有这种观点。这点可从张维迎的相关演讲中看出来，张维迎事实上就是步克拉斯莫尔·佩佐夫的后尘。2009年2月8日，他在中国企业家论坛上的演讲的最后一节里就提到危机与大国崛起：
我们也不必那么悲观。中国经济的潜力还远没有释放出来。1929年大危机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1929年之前，英国是经济强国，英镑是国际储备货币，但英国是债务国，美国借钱给英国，因为英国要维持它的帝国只好从美国借钱。今天，美国是经济强国，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借钱给美国。也许1929年危机之后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够在2009年危机之后再次出现。再过几十年，中国也许会取代美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危机对于中国可能也是一个好的机会。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是某种机会造就的。
然而，我的观点远没有他们二位那么乐观，原因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做的论述——中国也得了“欧美、日本”病，整个社会正逐步地老去。
大象也可跳舞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拜克曼将国家权力要素归纳为十条，在领土状况、边界特征、原料多寡、经济与技术发展、财力、民族同质性、社会结合程度、政治稳定性、国民士气之外，国家人口也是重要因素。
他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法国政治学家雷蒙·阿隆的支持，阿隆把实力笼统归结为三大要素：某一政治单位所占据的空间；其二该单位的资源包括物力和人力；其三集体行动的能力及军备组织、社会结构和质量。在阿隆看来一国的人力亦是决定一国国力的关键要素。
而美国的雷·克莱因于1975年设计的“国力方程”：G=国家实力=(C+E+M)×(S+W)，式中C=L+P，L为土地；P为人口。他的这一方程，事实上是在1960年克劳福德·哲曼（Clifford，German）所提出的国家实力指数方程上予以优化而成的。在克劳福德·哲曼的国家实力指数方程中：G=国家实力＝N（L+P+I+M）。式中N为核能力；L为土地；P为人口；I，为工业基地；M为军事力量规模。虽然该方程中，核能力被视为中心，但人口亦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随着时代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人们对国家实力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到1965年，维·福克斯（Wilhem，Fucks）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非线性国力方程。该方程考虑三类变量：首先是人口规模（P）；其次是能源生产（Z）；然后是钢产量（Z1）。其方程为：
M=(P^2)×
M=(P^(3/2)×
但不管时代和世界政治格局如何变化，也不管国家实力方程如何随之改变，有一点却是一直未被改变和忽视的，那就是人口在一个国家的国家实力中具有重要影响。20世纪50年代是如此、60年代是如此、70年代是如此，到了80年代还是如此。
1988年，塞缪尔·亨廷顿在与《大国兴衰》的作者、历史学家、美国崩溃论者保罗·肯尼迪论战时也强调，美国的国力除了资源、经济、军事、技术等物质要素以外，还有人口以及衍生的教育、社会凝聚力、政治稳定和外交联盟等非物质要素。
从上面各大家对国家实力这一概念的各种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家实力因素中，人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性要素。
在对中国与印度做出比较后，艾亚尔认为：印度有很大的人口优势。艾亚尔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剑道（Derek，Scissors）的原则性认同。他在给《中国改革》杂志所撰写的文章里这样强调道：
到2025年，印度的人口总数预计将超过中国。更重要的是，印度的11亿人口中，1/4未满15岁，超过2/3的人口未满35岁。再过不到20年，印度将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力，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人口最为年轻的国家。而中国1985年15~29岁的工作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数的47％。但是到2030年，这一指标将跌至26％。
伦敦《金融时报》也持有相似看法。其在2005年2月24日就曾发文《印度人口将在2030年超过中国》，文章指出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1.8以下，明显低于印度的3.0（最低估计是2.3），这决定了在21世纪上半叶，印度人口增长幅度将大于中国，到2050年，印度人口将上升到15.9亿，而中国人口则回落到13.9亿。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5年3月5日一篇题为《问题在人》的文章也指出，印度比中国年轻，印度人口平均年龄为26岁，中国为33岁。中国目前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20年之前将处于老龄化缓慢发展阶段，而在2020年到2040年，中国将加速老龄化，到时老年人口的比例将第一次超过少年儿童人口的比重，首次出现人口倒金字塔现象。而印度人口总和出生率仍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上，如果这一出生率长期保持下去，其人口老龄化问题，到2040年之前都不会非常突出。从现在起到2050年，印度人口平均年龄与中国的落差，将会不断拉大，而在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平均年龄就将达到40岁以上，而印度将处于中国今天的水平之下。
在人口数量关系变化的背后，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优劣势的倒换。劳动力就是一个国家的“精气”。同为崛起大国，虽然印度经济改革只到20世纪90年代才起步，但也正是因此，其后劲远比中国要足，最近其在GDP的增长速度上已经逼近中国。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明显比印度昂贵。未来二三十年，中国迅速进入老年化社会，劳动力总量的增长放缓，停止，甚至可能下降，被抚养人口的负担加重，这就进一步使劳动力的成本和价格上升。与此同时，印度人口持续增长，劳动力不断扩大，人口相对年轻。预计到202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3%~14%，印度则仅为8%左右。
当印度在劳动力数量逼近乃至超过中国，并且价格明显低廉的时候，当印度基础设施全面改善，经济政策更加优惠的时候，印度就从我们手里夺走了供应世界的能力。中国那种劳动力密集型的“衬衫经济学”就不会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正如凤凰卫视的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在一次节目里谈到的，数量庞大、年龄结构合理的人口是国家强大的必要条件之一。单从这一点而言，从一个中长期角度来看，印度这匹大象的确比中国这条龙更具有潜力。
但正如希勒教授的观点：世上的绝大多数的事件，我们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的积合，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成长为真正的大国，自然也绝对不是人口优势这一单一因素所能够完全决定的。
印度本身的短板亦不少，譬如：糟糕的基础设施、落后的教育、令人窒息的腐败……这些并不是无关紧要，在迈克尔·波特看来这些才是真正的国家竞争之道。迈克尔·波特不止一次的强调过：
生产率，而非出口或自然资源决定了一国的富裕状况。认识到这一点，政府应努力创造提高生产率的环境。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却是不充分的。竞争的微观基础最终决定生产率和竞争力。国家和地方政府都要扮演新的角色。他们必须保证高质量的投入品如有教养的公民和有形的基础设施的供应，他们必须制定竞争规则。
也正是因此，史剑道说道：“中印两国谁能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挑战，谁就能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