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一个深受儒家学说熏陶的读书人，熟知历史上许多刚柔相济、能屈能伸，最终成就大事的名臣义士，因此，他懂得刚柔兼济、能屈能伸的为官之道、处世之法。
1.忍常人难忍之事
忍能表现一个人的肚量，突出一个人的修养。忍的同时，可以换来和气。另外，忍还可以减少损失或得到实惠。曾国藩的“忍”功练得很好，在别人看来难以忍受的事情，他却能泰然处之，值得回味。
曾国藩曾说过：“第一贵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
胡林翼身为湘军集团首领，受曾国藩的影响，也学会了“忍”。湖广总督官文非常宠爱一位小妾，在这位小妾生日之际，官文用正室夫人的名义向各方宾客散发请帖，可见他对这位爱妾的宠爱程度之深。被邀请的各路宾客来到官文府邸后，才知道事情真相。
在当时，名分异常重要，只有正房可以与其夫同富同荣。作为小妾，是没有身份地位的。为主人小妾庆贺无异于侮辱自身，贬低自己。官文所请宾客中，有一位藩司，他知道实情后异常愤怒，气鼓鼓地说道，如果真是夫人寿辰，大家一起前来祝贺，这是礼节。可是现在是为小妾庆贺，对朝廷里的官员来说，无疑是大侮辱，于是要回贺帖。一些人也照他的样子做，顿时使得官文脸上无光。
胡林翼在旁将藩司的话听得一清二楚，并一再称赞此人说得极是。但是刚称赞完毕，便来了个大转弯，他将手中贺帖递出，传诸官文宠妾。要回贺帖的那些人过意不去，纷纷祝拜。
胡林翼在官文宠妾生日那天帮助他化解了尴尬局面，得到官文欢心的同时，也使官文的宠妾对他有了好感。后来，官文的这位爱妾去胡林翼家看望其母时，胡林翼吩咐左右，同样以夫人的身份来对待她。又过了一些日子，官文的宠妾便成了胡林翼老母亲的干女儿。这位小妾在官文那里不时称赞胡林翼，使得官文与胡林翼的关系越来越好。在以后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二人的合作为湘军的成功奏响了序曲。
曾国藩也常提示自家兄弟：“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兄在外年余，惟有‘忍气’二字日日长进。”在处理与沈葆桢的矛盾上，突出地体现“忍气”二字。
沈葆桢，福建人。咸丰五年（1855），沈葆桢在江西九江任知府，后因九江被太平军攻占，他便到曾国藩的湘军里做事，结识了曾国藩，共同抵抗太平军。后又在江西广信为知府，力战太平军，守城成功。曾国藩向上报其战功，沈葆桢被加授按察使衔。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将安庆攻下后，令湘军东下，并以两江总督身份保奏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曾国藩保奏沈葆桢也是有目的的，曾国藩早在咸丰四年（1854）为保江西安稳，就派兵移驻该省。要想稳定军心，必须有军饷保障。曾国藩为此大伤脑筋，与当时的巡抚陈启迈发生激烈冲突。有了那次的教训后，曾国藩未雨绸缪，为解湘军军饷之难，保奏沈葆桢。
李秀成获悉湘军东进后，立即派兵入江西。沈葆桢见大敌逼近，迅速建成一支军队，并调请了好几支清军军队共同守卫江西。为保军饷，沈葆桢竟提出不再给湘军供应。在这之前，曾国荃所率湘军的军饷都是经朝廷批准由江西提供的，比如江西厘金、九江关洋税银等。此时，曾国荃部的湘军正驻扎在雨花台，形势非常危急，如果此时没有军饷，后果不堪设想。沈葆桢非但没有记挂曾国藩的恩情，于危难之际反而向曾国荃发难，这引起了曾国藩的愤怒。
曾国藩分析形势，就轻重缓急而言，当以雨花台为重。为解燃眉之急，曾国藩私下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写了封信，要他抽3万九江关洋税银给雨花台大营。在蔡锦青向南京运银时，沈葆桢发现了，勒令其将运出税银悉数追回。蔡锦青不敢违抗命令，只得照做。
曾国藩虽心中有不平，但经过多方考虑后，没有参奏沈葆桢，而是上奏要求“引退”，沈葆桢随后也呈上折子，欲辞去巡抚之位，回家赡养高堂。
面对二人的奏请，清廷下旨将江西厘金对半分给曾国藩和沈葆桢，并从其他方面给湘军筹集军饷。曾国藩委曲求全，停止了两人之间的纷争。
曾国藩不仅能忍，他也很佩服能忍的人，并且很重视这样的人。
李续宾是湘军中一位非常勇敢的将领，曾国藩重视他，不仅在于他的勇敢，更看重的是他的“忍”功。他在给其子李光久的信中写道：“昔年令尊忠武公虽有不悦之人，从不形诸词色……愿足下力法家训，专从‘忍耐’字上用功。内则读书写字，令人起敬，外则忍气寡言，令人起慕……”
2.刚柔相济是成大事的根本
在做人处世的过程中，过“刚”就会变得固执己见，过“柔”就会变得懦弱无能。只有“刚”和“柔”结合得恰到好处，才能无往不利，成就一番事业。
咸丰八年（1858）七月十五日，也就是庐州城被攻克的当天，李鸿章就给老师曾国藩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在吴汝纶所编的《李文忠公全集》中没有收录，而是保存在李鸿章的门生黄书霖所辑录的《合肥李文忠公墨宝》石印本里，一般人难以看到。在信中，李鸿章首先对曾国藩表达了景仰之情，同时也对自己5年来的经历进行了反思和自责：
窃念今日之事势艰难极矣，人才败坏极矣。惟吾师倡义旅于湘中，拂拭英奇，别树一帜，积年经营委折，独具深心，道力乃久而见功。咏之（胡林翼）中丞推衍余波，参时得地，发挥光大，抑亦人中之豪也。阃帅皆能如此用人理财，则兵不难治，贼不难灭矣。
教以来，略无进益，事不能办，书不得读，官不欲做，而家又不可食。夙夜扪心，愧汗交集，此生已矣，实负吾师。
这封信真正的用意，则是表示自己有意到曾国藩门下办事。这也是李鸿章遍寻海内发现的最适合自己、也最有前途的一条道路。只不过走投无路之际，出于自尊心，他没有明确说出来。
此时湘军刚刚在三河镇打了大败仗，湘军悍将李续宾和曾国华率领的精锐六千余人全军覆没，急需熟悉安徽情况的人来相助。得知李鸿章一家流落到南昌的消息后，曾国藩马上派人送去白银三百两，作为安家的费用，同时通过李瀚章邀请李鸿章前来相助。
就这样，李鸿章在转了好几圈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生根发芽的地方，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从做幕僚开始，逐渐登上了政治舞台。
曾国藩出山以后，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事事掣肘，历尽艰险，有两次差一点丢掉性命。咸丰七年的家居生活，使他有时间反思了自己的过去。从自己屡战屡败的经历中，他发现，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内部的倾轧和自身的缺陷。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略，总结出了一个“挺”字诀。他重新出山后，把这个字看作是千金不换的秘诀，传授给自己的亲信，但是真正能体悟到他的深意的人并不多。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与其说是来帮忙，不如说是在锻炼和学习，因此对于曾国藩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视。许多人听了曾国藩的话后就算了，而李鸿章则是放在自己的心里。“挺”字的精髓，也只有他才真正领悟了。他关于《挺经》的回忆，记载在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中：
我老师（文正）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有一个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坝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峙，彼此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以过去，岂不两便么？”其人曰：“你教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一文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教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给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竞争，就此消解。
民国时期，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这样评价：
曾文正自言欲著《挺经》，世多知之，此其刚处。自做《墓铭》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盖晚年受尽谤毁困难，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语，此其柔处。“《挺经》之刚，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虽刚实柔。”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他刚出山的时候之所以处处碰壁，主要是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的道理。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应当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顺利办事。
可以说，“挺经”是曾国藩经历了官场风波以后的独得之秘，也是对自己人生阅历和生存智慧的总结，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和处世手段。于是曾国藩去世后，关于他自著《挺经》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事实上，作为著作的《挺经》是不存在的，但是关于曾国藩写“挺经”，却非空穴来风。
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挺经》的是曾国藩的友人欧阳兆熊。他虽未做过高官，但因为救过曾国藩的命，所以是曾国藩的心腹之一。曾国藩从军，他曾到幕下任幕僚，二人关系极密，其言应属可信。他在自己著的《水窗春呓》笔记中说：“文正一生有三变……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非常明显，欧阳兆熊记载是“尝自称欲著《挺经》”，而不是已经写了《挺经》，所谓“欲著《挺经》”，也无疑是在闲聊的时候信口说的。
在曾国藩的大营，每天早起后，曾国藩召集群僚吃早饭，饭后坐谈，他经常讲一些笑话之类，既缓和气氛，也给新的一天增加活气，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同时，他所讲的这些，都十分睿智，也是对幕僚和下属进行教育的一种极好的方式。李鸿章曾对吴永说：“在营中时，我老师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谈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善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李鸿章的这段话就是当时的逼真写照。
曾国藩说话很幽默，留传下来的笑话不计其数。《挺经》之说，应该就是欧阳兆熊和李鸿章同在幕中时传下的。李鸿章所说的十九篇，欧阳兆熊较早离幕，或未得闻。再看李鸿章所举的第一篇，也是传下来唯一的一篇，言语通俗，正是席间讲谈的笑话之类。谈过即罢，无人记录，所以也就没有文字留传。这唯一的一篇，也是靠了李鸿章的记忆传下的。当时曾国藩的幕府中有几十人，一同吃饭的也不在少数，但只有李鸿章能回忆起《挺经》的内容，可见“挺经”之说的确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非常可惜的是，他只说了其中的一篇，否则，留传到今天，就又多了一份宝贵的智慧资源。当时，郭嵩焘兄弟也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因此也可能听到了这些内容。在曾国藩写给他们的信中，有四处提到了“挺”和“挺经”。由此可见，“挺经”确实是有的，不过不是一部真正的著作而已。
“挺经”是曾国藩的独得之秘：在开始做事业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刚气，而在具体的行动中，则要刚柔结合。
3.羽翼未丰，忍而勿动
各地纷纷告急，要求支援，曾国藩却丝毫未动，即使是他的老师和挚友有生命危险，他也只能强忍痛苦。原因何在？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没有把握的仗难打，没有充分准备的军队难胜。
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断扩大着势力范围。
1853年，太平军连克数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
是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庐州（现安徽合肥市）。
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
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不安。每当听到一个城池被攻破，他的心病都会加重一分。他不愿大清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又没有其他办法，只有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前去支援。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黄州纷纷告急，曾国藩接二连三地得到了出兵救援的诏令。
但曾国藩拒不出兵，只是上奏解围之法，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言既出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很显然，当时的曾国藩有着很大的压力。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并非有意惹得龙颜大怒，不接旨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他在书信中也向朋友提到过“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为此，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绝对不宜出兵。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在清政府中地位显赫。他对曾国藩的仕途影响很大，每当曾国藩遇到处理不好的事情时，吴文镕总能够给他帮助，为他说情。由此可见，二人的关系非比寻常。
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自然知道轻重缓急，他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江忠源，湖南人士。道光年间，他与曾国藩相识。那时的江忠源仅是一位没有名气的举人，曾国藩却官居二品。然而曾国藩没有嫌弃他，反而与他交好。
1847年，江忠源曾招募了一些乡里的勇士，与青莲教起义军拼杀，稳定了社会治安。江忠源因此被授职为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