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拾柴火焰高”，要善于依靠众人的智慧完成事业，要善于交结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仅在自己未发迹时结交朋友，还必须善于发现人才，尤其是尚未飞黄腾达的潜在的人才。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而能一呼百应、力挽狂澜，与他广交英才、提携人才有直接的关系。
1.交结贵人，择人而从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结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结交到促进自己事业发展的朋友就更加重要了，这样的朋友称为“贵人”。贵人是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引路人和指导者，在一定程度上说，选择什么样的贵人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
在现代社会，交际的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但如何结交朋友，尤其是当自己未发迹之时如何结交朋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曾国藩在京师的发迹得力于师友穆彰阿的大力提携。
穆彰阿，姓郭佳氏，字鹤舫，满洲镶兰旗人。进士出身，深得道光皇帝器重。历任兵部、户部尚书，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尔后任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
1836年，穆彰阿负责管理工部，并担任上书房总师傅、武英殿大学士；两年后，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由此不难看出，穆彰阿的升迁之路较为通达，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后来有人这样评价他：“居高位二十余年，亦爱才，亦不大贪，惟性巧佞，以欺罔蒙蔽为务。”这一评价还是比较贴切的。
平心而论，道光皇帝是一位想做一番事业的皇帝，怎奈此时的清王朝已逐渐走向没落。
鸦片战争前，英国的鸦片大肆横行于中国的沿海内地，大量白银外流，严重威胁清王朝的统治，道光皇帝决心禁查鸦片，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亲赴广东禁烟。
实际上，穆彰阿并不赞成林则徐的禁烟举动。当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窥知道光皇帝惧怕战争的心理，于是积极怂恿道光皇帝与英国人议和，并力劝道光皇帝罢免林则徐以减少议和的阻力。道光皇帝的好恶，穆彰阿都十分熟悉，并竭力顺承皇帝的想法来讨取皇帝的欢心。
所以终道光一朝，穆彰阿一直受到皇帝的倚重和宠信。自嘉庆朝到道光朝，典乡试三次、典会试五次。大凡复试、殿试、朝考，没有一次缺少穆彰阿的参与。
穆彰阿的门生旧吏遍布朝野上下，知名之士大多受到他的援引和提携，一时形成很大的声势。
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老师即是穆彰阿，于是二人一直保持着师生的交情。由于曾国藩勤奋好学，又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干，穆彰阿对曾国藩非常器重和赏识，处处予以关照。
1843年曾国藩参加大考翰詹，穆彰阿担任总考官。考试完毕后，穆彰阿向曾国藩索要应试诗赋。曾国藩立即回住处将自己所作的诗赋亲自送往穆府。这一次拜访成为了曾国藩迅速升迁的契机。在未遇穆彰阿之前，曾国藩的官位一直没有变动。
自结识穆彰阿后，曾国藩的仕途变得十分通畅，在短短的五年内由从七品跃为二品，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清代文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对曾国藩的仕途转机做过如下生动的描述：
一天晚上，曾国藩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遂连夜到穆彰阿家暂歇并讨教晋见的秘诀，穆彰阿仅叫曾国藩多多留意。
第二天，曾国藩被带到皇宫某处静候，多时也没有得到皇帝的召见，无奈白白地等了半天，曾国藩也不便发作，只好再次回到穆府。
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汝见壁间（白天被带去的地方）所悬字幅否？”曾国藩确实见过，但并没有留意，所以一时也答不上来。
穆彰阿怅然曰：“机缘可惜。”随即踌躇了一段时间，穆彰阿召来自己的心腹仆从说：“你立即取纹银四百两交给某内监，嘱他将某处壁间字幅秉烛代录，此金为酬金也。”仆人连夜携带酬金送予太监，随即将太监抄录的壁间字幅再送给穆彰阿。穆彰阿令曾国藩逐条背诵并烂熟于心以备皇帝垂询。果然，次日晋见道光皇帝，皇帝询问壁间所悬历朝圣训，曾国藩的回答令皇帝龙心大悦，曾国藩因而大受赏识。事后，道光皇帝夸奖曾国藩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
纵观曾国藩在京仕途升迁的原因，一是依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和踏实能干，二是依靠师友如穆彰阿的大力提携。如果没有穆彰阿的知遇之恩及提携栽培，即使曾国藩勤奋上进、聪明能干，在十年之内连跃十级也是不可能的。
如何选择自己的师友，这在曾国藩看来是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也是决定一个人在官场上能否成功的因素之一。曾国藩曾经说：有些人对人时信时疑、时明时暗，这样的人决不能跟从。因为因疑而弃，因暗而忌的事情时常发生。如果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此，他提出“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的说法，并提出要选择这样的人引为同志：一是意志坚决，不为浮言所动，即“不随众为疑信”；二是有一定的领导才能，能够打开局面，即“初基不必大，然气势充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具有发展潜力。
2.选择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意即一个人如果没有朋友，时间长了会变得孤陋寡闻，对自己的学问、修养、事业发展有极大的危害。选择朋友也有很多的学问和技巧，选择朋友不应该受到金钱名利、地位权势的影响和制约，应该交结与自己有共同志向和奋斗目标的良师益友，相互学习砥砺，共谋大好前途。
曾国藩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深怕兄弟、儿子们认识不到朋友好坏对一生成败的影响。因此有关择交朋友的问题是他家教中一个经常性的内容。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日，他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说：
每个人都必须有老师。如果没有老师，就不会产生敬畏之心……韩愈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不好的人来拉拢我，我要断然拒绝他。”一个人一生的成败，都与朋友的好坏密切相关，不可不慎重对待啊！
谈到交了好朋友对自己的益处时，他对弟弟们说：我小的时候天分不甚低，后来每日与庸鄙者混在一起，全无所闻，心窍被茅塞了很长时间。及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学诗文并学作字的方法，但也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道有所说的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
因此曾国藩说，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不仅曾国藩个人得益于良师益友，其儿子曾纪泽的成长也说明了这一道理。
深受曾国藩推崇的清朝宰相张英的家训《聪训斋语》也曾提到了择交的重要，其中说：
我立家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尝将四语律身训子，也不用烦言多说了。虽是至为寒苦之人，但能读书为文，必使人钦敬，不敢忽视。其人德行，也必温和，行事决不颠倒，不在功名的得失，机运的早晚也。守田之说，详见于《恒产琐言》中。积德之语，六经、语孟、诸史百家，无非都是阐发此义，不须赘说。择交之说，我亲眼所见亲身所历，感受最为深切。那些品质败坏之人如毒酒之入口，蛇蝎之螫肤，绝对不能改变，也绝对没有纠正的说法，因此，它更是四者的纲领。
曾纪泽少年时的生活基本在北京度过，他自幼就对读书学习产生兴趣，这同父亲及其友人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以他在读书养望之地的京城“游接名士”，访求前辈，所结交的不少师友来影响自己的儿子曾纪泽：湖南同乡刘蓉、陈源兖、郭嵩焘、袁漱六等人，都是早年知交，品行端谨，学风正派；名士吴延栋、欧阳兆熊、邵懿辰、何桂珍，国学造诣深，倡经世致用之说，与曾国藩交往频繁；后学之士如江忠源，是曾国藩引为自豪的门生。许多江南寒士门生也常去探望他。他们来到曾家，从治学路径到修身养性，无所不涉，谈经论道的气氛相当浓厚。曾纪泽潜移默化，从中受到了不少熏陶。
到曾纪泽稍微长大后，曾国藩有意识地培养他与大人交往，与那些有作为的人交往。在家书和日记中，经常看到曾国藩令曾纪泽设宴招待宾客的记载，这是给他与自己的幕僚、友人相结交的机会。因此之故，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人与曾家少辈交往仍很多，而曾纪泽出任英法等国大使，就是李鸿章、郭嵩焘等人提名的结果。
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有许多人是靠朋友的一臂之力而别开生面，也有许多人在好朋友的感染下而走入人生正途。
人与人的交往不能是无功利的，但又不能是全功利的，尤其是交友。古人将“友道”列为“五伦”之一，说明它像伦常一样，要讲究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不以势相交。有的人往往“有用时是朋友，无用时如路人”，此非“友道”。还有的人当朋友“盛”时就往前靠拢，当朋友“衰”时就全当没有这个人，这其实都是欠厚道，亦非君子之交。
穆彰阿是曾国藩的老师，又有提拔之恩，咸丰即位后，穆彰阿受到打击，举朝不与他来往，但曾国藩一如既往认这个师门。穆彰阿死后，曾国藩每次进京都要看望他的家人，儿子纪泽进京，也以此致嘱。曾纪泽称穆彰阿之子为“萨廉世叔”。
曾国藩与贺长龄既是同乡、校友，又有师友之谊，贺比曾国藩年长24岁，曾国藩赴京城赶考的时候，贺长龄曾寄过银钱给予资助。曾国藩在信中感谢这位同乡前辈对他的帮助，后来贺家衰败时，曾国藩的儿子却娶了贺的女儿。于是两人成为了儿女亲家。婚事未定之前，贺长龄因故被革职回籍，家道衰落。曾纪泽与贺女成婚之后贺长龄已不在人世。贺氏命苦，结婚不到一年半，又因难产身亡。
人生贵有恒，交朋友更贵长久之道。深受曾国藩影响的彭玉麟在致弟信中援引曾国藩的话说：
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惟道义之交乃足与共患难，共安乐。
然而怎样才能使道义之交的朋友保持长久的情谊呢？这里有一个在交往过程中主动与被动、亲近与疏远的关系问题。
曾国藩一再说，友先贫贱而后富贵者，我当察其情，恐我欲亲而友欲疏也；友先富贵而后贫贱，我当加其敬，恐友防我疏而我遂处其疏也。
曾国藩的好友朱尧阶虽然不能算是典型的“先贵而后贱”，但他与曾国藩相比，两人的地位确实在他们相交甚厚的40年间发生了悬殊的变化，但曾国藩仍能“加其敬”。
曾国藩在京师时，他的几个弟弟曾国潢、曾国荃、曾国葆、曾国华等，都先后当过朱尧阶的学生。当时朱尧阶家境因他的父亲善于经营生意而渐趋富裕，曾国藩家则由于人口众多，相比之下要比朱家经济紧张一些。为了尽朋友之情，朱尧阶时常慷慨资助曾国藩钱财，以使好友能安心科举之业而无后顾之忧。据曾国藩在家书中说：“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难为报，今年必当辞却。”到曾国藩的几个弟弟做朱尧阶的学生时，曾国藩已是翰林院侍讲官。这段时间里，朱尧阶与曾氏交往极其频繁，情同手足。曾国藩的书信集中，第一篇就是他于1841年写给朱尧阶的信。在该信中，他首先感谢这位友人为督教曾国荃等人而费尽心血，紧接着，曾国藩深切寄望于朱尧阶好好读书做人。也就在这一年，曾国藩为朱的父亲写了一篇充满情意的寿序。
朱尧阶与曾国藩之间的交情，并未因俩人后来地位悬殊而淡化，始终保持一种淳朴深厚的色彩。1863年，朱尧阶60岁的时候，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老友的寿辰，特地从南京寄回寿联一副：
铁杖寄怀二千余里，金兰结契三十五年。
并在此联旁边加上跋语：
某某仁兄亲家与余交三十余年矣，顷闻其六十寿辰，仿东坡寿乐全之例，寄铁戒尺等物祝之。
1871年，适逢曾国藩60大寿，朱尧阶也写了一副寿联祝贺说：
祝寿于四千里外，挺生在五百年间。
廊庙山林互相庆祝，一时传为佳话。次年3月，曾国藩病逝于南京，朱尧阶亦衰病于床笫间，但还是扶病撰写了一副挽联：
海内论交从我始，江南遗爱在民多。
半年之后，朱尧阶也与世长辞了。
朱尧阶与曾国藩这样一种平凡而又深厚的友情维系40年之久，很自然地奠定了他们俩人之间结成姻亲的感情基础。1854年左右，曾国葆的过继儿子、曾国潢的亲子曾纪渠与朱尧阶第二个女儿的亲事，由曾国藩做主正式决定下来。从此之后，朱尧阶与曾国藩兄弟的关系更加密切。
3.与贤人联姻，推进事业发展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国人都强调婚姻应建立在门当户对的基础上，甚至有人称婚姻为“政治联盟”。曾国藩与贤明的人士结成亲家，这样不仅为儿女日后的生活谋划周全，也有利于两大家族成员相互提携，确保仕途通畅，一荣俱荣。
在曾国藩成大事的诸多方略中，通过联姻的方式以厚结死力、扩张固势是很重要的一条。本来，这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甚至连皇帝家族也通过联姻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传统中国最讲究裙带关系，这是文明不发达的表现。曾国藩虽然处于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时期，但他通过联姻来扩张、巩固自己的阵地，仍不失为有效的手段。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后来都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承认，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
1852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志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