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等我醒来，兜兜已经出去了一趟，买回来丽江粑粑和饮料。
她有点兴奋，打电话给那两个人，说：“马上出来，在院子里见。”
不晓得什么时候她换了一身浅紫色的长裙，腰带一束，婀娜多姿，很漂亮；又戴一个宽檐帽，再戴一副白色边的太阳镜，十足性感女神的样子，和前些天不太一样。
我没睡醒，牛仔裤一套就跟着她出门了。
到了下面，看见那两个人，和我们这一对差不多——女孩子打扮得一丝不乱，男孩子在抹眼屎。
上了车，小张块头大坐前面，我们三个坐后排，兜兜坐中间，我坐左边，那个记不得名字的女孩坐右边。
车子一开，我就睡着了。
中间醒来，兜兜在和那个女孩聊天，没听清几句我就又睡着了。
后来我被摇醒时，车子已经停在路边，在一个峡谷里面。对面是山，我们这面也是山，远处是山，近处也是，车子就停在这些大山的褶皱里。车窗外站着一个奇怪的老太太，说她奇怪，是说她的衣服。一身黑衣服，这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她的帽子，如果可以说是帽子的话——反正就是她脑袋上顶着的那个东西，很大，像个斗笠，但不是斗笠，是长方形的，黑色的，布的，乍一看还以为她扛着一张桌子。
我想他们祖祖辈辈都是戴这种帽子，她就戴了，如果不戴肯定自己都会觉得不对。我看到旁边也有几个戴一模一样帽子的妇女，这证实了我的想法，她不是一个人突然想了一个创意，然后戴上这奇怪的帽子，而是习俗使然。
如果说这是习俗，那这帽子的形状和颜色一定都有讲究，什么人戴什么样的帽子，都是规定好的。但为什么这样规定我就不晓得了，多半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定这些规矩的是他们的祖先，定下来已经至少几百上千年。我面前的这个老太太，就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可能是成年以后、出嫁以后，或者生养了小孩以后，或者是父母丈夫去世以后，戴上了这顶奇怪的帽子。
这顶奇怪的帽子引得兜兜他们停下车来，开始围着她拍照。老太太也不见生，满脸皱纹地笑着，配合着兜兜他们的相机，嘴里嘟囔着，好半天我才听明白她说的是“两块“。
“两块两块。”她一直在说。
我摸出五块钱捏着（没有两块的），等兜兜拍完了，我把钱递给老太太。她很满意地接过去，没有找我三块钱的意思。
我的手碰到她的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天在拉市海看到的彝族村寨。可能我们正在经过那天看到的彝族村寨。
当时我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但不晓得这种感觉是从哪里来的。我和陌生人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有这种亲切感，越陌生越亲切。越是陌生的人，我越是觉得我和他之间的共同点越明显，比如都是两条胳膊两条腿，熟悉之后我们的差异才会显现出来。
兜兜又掏出本子在画什么，我喜欢她那种专注的神情。
小张和他的女朋友，他们两个站在一棵树下相互拍照。
司机从一棵大树后撒完尿出来，正在提裤子，因为叼着烟，他的眼睛是眯着的。
车子在路边一个餐厅停了下来。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郊野岭，突然就出现了一个餐厅，一个驼着背的老太婆从屋檐下走过。
对面山顶停着一团白云，趴在那儿看我们。
吃饭。
小张太太很活泼，拉着兜兜去厨房看菜。她每点一个菜都要征求我的意见。
“椿菜煎鸡蛋。我们吃椿菜煎鸡蛋吧，好不好？”
我说好。
“蒸条鱼吧。蒸条他们这里的鱼吧，好不好？”
我说好。
“吃什么主食？”
我说随便。
她就说：“那好，吃米饭。”这算是她自己做的主，她懒得问小张。
我看着她，小张太太，她和兜兜年纪应该差不多大，刚过门的小媳妇，脸上还留着少女时期的天真和幼稚。
小张没长大，居然抓麻雀去了。
“好多人都是来丽江度蜜月的。”小张太太说。
“嗯。”我应付了一下。
“你们去不去拍婚纱照啊？去玉龙雪山拍。”
兜兜说：“我们在上海拍过了。”
“我们也拍过了啊，但去玉龙雪山我们还要再拍一遍。”小张太太憧憬着说。
“你不怕浪费啊？省点钱下次结婚再拍嘛。”我抢白她一句，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
“下次啊，下次我要找个有钱的，去马尔代夫拍喽。”小张太太被自己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我看她那个幸福的鸟样，似乎放个屁都会逗得她哈哈大笑。
小张这个时候才满头大汗地跑回来，他看见服务员端菜上来了。
“抓到你的鸟没有？”我问。
“呵呵，没有。”
“没有鸟怎么办啊？”我说。
小张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刚结婚鸟就不见了。”我说。
一如所料，小张太太又捂着嘴嘿嘿嘿笑起来。
我的手掌前端分叉，分出五个手指头，五个手指头配合着一卷，就拿起一双筷子，开始夹菜吃饭。
夹菜的手艺已经练了很多年，说夹豆子不会夹到豆子皮，说塞嘴里不会塞到鼻孔里。
吃饭的时候我一边演示一边就跟他们说这些，以避免再谈到关于结婚、婚纱照什么的话题。
这一招很管用，小张两口子和兜兜，经过我神神道道这么一说，都觉得手掌分叉分出五个手指头夹菜吃饭是件很神奇的事。每个人都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的手掌分叉分出的五个手指头，手指头奇怪地卷曲拿起筷子，小张看得都夹不起豆子来了。
我就趁机吃了很多豆子。
我们的身体，只要你盯着任何一个部位看，其实都是陌生的，这真是又可怕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