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轮上，一个手臂上搭条白毛巾的茶房来到头等舱，用手指在一间客房的门上轻叩三下。“请进！”在房内应声的是一个四川口音的男子。茶房推门进去。
随后，茶房拖出两只大皮箱，后面跟着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汉子，身上穿着长衫。他们两人一起来到船尾，往下一看，底下已停着一只舢板，舢板上有四个人。
茶房用绳子吊着两只大皮箱放到舢板上。舢板上的人又把箱子放到几捆稻草的下面，一个人用竹篙对准轮船一点，另一个人摇起橹，直往浦西方向摇去。见舢板在迷蒙的月光下走远了，船尾上的两个人才放心，那个四川客商也上岸去了。
小舢板沿着江心前进，走了几里路，见前面横着一只乌篷船，正好挡在水路正中。小舢板向江边方向靠了靠，想要绕过去。忽地，乌篷船上伸出两只篙头钩挂住小舢板舷帮，六七个蒙面大汉从那边跳了过来，闪电般亮出手枪，上前逼住舢板上的四个人。两个蒙面人从稻草堆里翻出两口大皮箱，扔到乌篷船上。小舢板上的人不敢动弹，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又跳回船上，乌篷船扬帆架橹，飞快地向吴淞方向驶去。
乌篷船驶过外白渡桥以后，往东摇到公平路码头就靠岸了。几个人把皮箱搬到岸边的一辆汽车上，杜月生正坐在驾驶室里抽烟：“没让他们看出来吧？”
“没有。”顾嘉棠第一个回答，“他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我们已无影无踪了。”
“舢板上的人共有几个？”
“四个。一个是谢葆生，另外三个没见过。”
“干得漂亮。”杜月生从驾驶室里拎出一小袋银元交给顾嘉棠，“弟兄们辛苦了，今夜先去轻松一下，明天夜里到公馆来分成。”说完，开车走了，直驶向同孚里黄公馆。
桂生姐打开两只箱子一瞧，每一箱川土都有1000两，乌黑锃亮，香气扑鼻的，这笔财发得又不小。她取出300两交给杜月生，让他明天分给众兄弟，其余的搬上二楼，锁进内室中的那只大铁箱。“明天你去给谢葆生送根条子。”桂生姐说。
这次失手对沈杏山打击不小，因为这次他不是抢烟土，而是利用“大八股党”帮助烟土商人走私，没想到中途遭此暗算。他派人暗中察访了几天，也没摸清对方的来路，想不出是谁干得这样利落，吓得他有很长时间不敢再做此类生意。
救爷叔计夺张小林
不久，上海新开河码头建成，各地商船又多了一个停船卸货的地方，上海滩的地痞流氓也都把眼光投到这块地方。在别处的旧码头上，经过一番较量之后，各派流氓之间根据实力大小划定势力范围，每一伙人都到固定的客户那里收“保护费”，各团伙之间尽量保持相安无事。现在有了新码头，各地头霸纷纷摩拳擦掌，欲以武力占为己有。
那时的上海官与匪一明一暗，都对客商进行敲诈，新开河码头建成之后，上海稽查部门的一些官吏亲自出动跑码头，以官方保护的名义征收极高的稽查税，实际上演的是官与匪争抢码头的戏，官方的垄断措施触怒了真正的流氓，挑头对抗的竟是一个根基不深的外地人。
此人名叫张小林，约有三十五六岁的年纪，膂力过人，有些武艺，又有青帮背景，不惧怕地头霸和行业霸，他利用自己与一些船商的老关系，也带几个人干起了收保护费的行当，触及稽征吏的保护对象，那些受到双重盘剥的客商纷纷向稽征吏们发出怨言。
这班稽征吏决定对张小林下手，杀一杀他的威风。
这一天下午，十多个稽征巡警在码头上找到张小林，以“防碍公务”为由，操起棍棒就打。张小林在搏斗中打伤了一个巡警，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捆绑起来拖进附近的稽查所。这件事本来与杜月生没有什么关系，可由于青帮的关系，竟然也把他牵连进来。
黄昏时分，师叔黄振亿找到杜月生，说是有点急事和他商量一下。两人走出黄公馆，黄振亿说，青帮有个“通”字辈的爷叔，叫张小林，是浙江人，来上海时间不长，在新开河码头被稽查吏扣了起来，命在旦夕，问杜月生能不能设法救他出来。
黄师叔来商量，杜月生当然不能推辞，就问这位张爷叔是怎么一个来历，黄振亿说此人上过武备学堂，十分勇猛，在杭州那边很有名，一言难尽，今天来不及细说了，要紧的是先救人。杜月生答应赶快想办法，就与黄爷叔道别了。
那么，这位张小林到底是何样人物呢？
张小林，1877年6月14日（农历五月初四）出生于浙江慈溪县的一个偏僻农村，乳名阿虎，1930年富贵还乡时改名张寅，号啸林，取“猛虎啸于林”之意。他童年时曾在一家私塾读书，跟着老师练出一笔好字，字体苍劲有力。
他父亲是一名木匠，为了养活一家四口，整天拼命在外做木工，积劳成疾，在张小林十三岁时离开了人世。一家人的生活全依靠母亲来维持，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哥哥张大林还能帮助母亲操持家务，但张小林从小就游手好闲，还特别喜欢打架斗殴。后来，全家人为求生计，从乡下移居到离慈溪140公里的杭州拱宸桥。张小林二十岁时，与哥哥张大林一起进了杭州一家织造绸缎的机房当学徒。
此时的张小林恶习已成，不务正业，专同地痞流氓为伍，不时纠众滋事，寻衅打架，偷盗、赌博、喝酒、嫖娼无所不为，机房的老板对他头痛万分，却不敢开除他。
1903年，二十六岁的张小林仍然身无长技，为求一个出路，考入了浙江武备学堂，与周凤歧、夏超、张载阳等同学人结为挚友，这成为他日后勾结军阀的资本。
浙江武备学堂是清政府专门培养下级军事人才的学校，张小林最感兴趣的是武术课和洋枪洋炮课，但他放荡成性，受不了严格的纪律约束，没等毕业就中途辍学了，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一口京腔官话，这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
离开武备学堂，张小林拜杭州府衙门的一个领班（探目）李休堂为先生，充当李的跑腿。1905年，他依仗地方官府的支持，在拱宸桥一带开了一个茶馆，以此为据点结交地痞流氓、聚赌敲诈。
1906年，张小林娶了一名叫娄丽琴的女子为妻，多病的母亲也去世了。当时，拱宸桥一带有一个赌棍，浑名叫“西湖珍宝”，拥有相当势力，经常纠集赌棍找张小林殴斗。张小林势力不敌，被打得狼狈不堪，无法在拱宸桥立足，跟一个叫陈效岐的江湖艺人学了几天戏。
1908年10月，在清廷官拜武英殿大学士的杭州人王文韶病死。出殡那天，陈效岐受雇扮戏参加送葬行列，张小林也伴在陈效岐的身边。
出殡队伍经过日本租界清河坊，张小林无意中撞倒了一个看热闹的日本小孩。这下子捅了马蜂窝，附近的日本人倾巷而出，拦住了王府的孝帏，强行勒索赔款。
双方争执不下，张小林大喝一声：“开打”，庞大的送葬队伍立刻冲向日本人，吓得日本人纷纷跑回家关上大门。出殡完毕后，张小林又约了几十个艺人和朋友，再次来到清河坊，看见日本人开的店铺就砸，掀起了一场较大的外事风波。
杭州官府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决定惩办带头闹事者。陈效岐替张小林顶罪，披枷带锁示众一个月。此事激起杭州人民的反日情绪，他们一致拒购买日本货。日本人只好相继迁出清河坊。
张小林仍然不改聚赌诈骗的恶习，而且专门向家乡人下手，每年春茧上市和秋季稻谷收获之际，他便雇用一条小帆船，到杭嘉湖一带，以三粒骰子做赌具，引诱农民赌博。乡间农民受到张小林的欺骗，有的输得当空卖绝，有的输得投河上吊，引起民愤。杭州府与钱塘县出签访拿张小林，他贿赂衙役避过风头。
辛亥革命后，张小林参加了“三合会”，结识了洪门大哥杭辛斋，利用一批旧日的机房朋友作班底，逐渐发展成为颇有势力的一霸。此时的张小林中等身材，圆头大耳，长着一对豹眼，颧骨突出，双颊内陷，颈子特长，身带杀气，令人望而生畏。
1912年，张小林在一次酒后斗殴中，一脚踢中对手的睾丸，那人当场死亡。张小林逃到上海躲避官司，化名“林生”，在小东门外东昌渡一带码头上落脚。这是他第一次来上海，做过“鸭子”（男妓），卖过补药。经同乡药商黄楚九介绍，张小林拜青帮“大”字辈樊瑾丞为“老头子”，成为青帮“通”字辈成员。
张小林的这些往事杜月生此刻还不知道，但他决定去救人。他先和同参兄弟马祥生商量这件事。马祥生说：“稽查所是中国官方设立的，黄老板在法国租界这边也是官方人物，我们去救时，一是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二是不能伤到那些稽征巡警。再说，如果稽查所里有枪的话，我们动用武力也很危险。”
杜月生说：“黄公馆里就咱俩出动，不要告诉其他人，我们赶快去找‘吊眼阿定’。”
当时，在上海码头上还有一股流氓，都是杜月生的老头子陈世昌的门下弟子，势力不强，但人数不少，号称“三十六股党”，领头的人绰号“吊眼阿定”，与杜月生关系甚密。杜月生和马祥生找到他，对他说了黄振亿爷叔的交代。
杜月生说：“稽查所到晚上就下班了，值班的人不会多。我们赶快再找七八个精干的人，马上出发，趁天黑行动。”
到了晚上，杜月生带着九个人，悄悄来到江边稽查所的附近，都蒙上面。杜月生见窗户上有帘子遮挡，就蹑手蹑脚走到门口，透过门缝向里面看。只见屋里只有四个值班巡警，其中一个人正在嘲讽被绑住手脚的张小林：“你不是抢码头吗？这下连黄浦江都给你，够意思了吧。”说着还在张小林屁股上踹了一脚，张小林嘴巴被布塞住，只哼哼了几声。原来这几个家伙想要下毒手，依照地痞流氓的常用手段，把张小林沉到江中“种荷花”。因为当时正是民国草创之际，社会法制混乱，所以他们才敢这样草菅人命。
“和这个赤佬啰唆什么，赶快办，哥几个还等着出去找乐子呢。”另外一个人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