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行刺，张宗昌又用重金收买了英国巡捕房英籍青年警官詹姆士。这个年轻人正为钱所困，他与印度孟买的一个女子爱得死去活来，但无法拿出一大笔钱举办婚礼。
张宗昌了解到，陈其美几乎每晚都去英租界的“怡乐院”，与一个叫宝琴的妓女幽会。于是，5月3日晚9点左右，詹姆士穿了件风衣踏进“怡乐院”，他点了一个高级妓女的名字就走上二楼，查看每个房门前写着妓女艺名的木牌，找到了“宝琴”的名字。
但是，张宗昌提供的情报有误，他不知道陈其美从不在这里过夜。当晚，陈其美已于晚上8点30分离开妓院，带着宝琴到别处去了，在这个房里缠绵的是杭州大丝绸商和另一名妓女。
詹姆士轻轻地推开虚掩的窗户，迅速从风衣里取出一把锯短了枪管的双筒猎枪，悄悄地伸进去对准床上的男人扣动了扳机。一声爆响过后，詹姆士随着乱哄哄的人群逃出大门。
次日清晨，黄浦江上飘着淡淡的薄雾，詹姆士提着行李在焦急地徘徊，拿到剩下的另一半酬金后，他就要登船远航了。一会儿，张宗昌带着几个人来了。詹姆士弯腰去提他们放下的小箱子，脑袋上却猛然受到一击……三天后，英国巡捕房见到了泡得像气球般的詹姆士浮尸，但始终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接连两次失败，张宗昌心急如焚。第三次他买通了陈其美的熟人李海秋，又令几个心腹在上海假意开了一家鸿丰煤矿公司，让李海秋劝陈其美为煤矿公司作保，让鸿丰公司以煤矿为抵押，从银行借出一笔贷款，说事成之后，将贷款的十分之三送给陈其美作革命活动经费。陈其美正为无法筹款而发愁，便一口答应下来。
5月18日下午，陈其美要在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寓所内会见鸿丰煤矿的代表，商谈为鸿丰煤矿担保向日本洋行借款事宜。下午近3点，李海秋带着假扮煤矿代表的程子安、宿英武、许国霖等人来到。会谈后，正当陈其美准备在合同上签字时，李海秋忽然站起来说忘记把合同底本带来，要立即回去拿，快步走出客厅。门外两个杀手立刻冲了进来，用勃朗宁手枪对准陈其美连连射击。陈其美头中数弹，当场倒在血泊中。
杀手们临时雇来的出租车司机，听到屋内枪声，情知不对头，不等杀手们回到车上就逃之夭夭了，所以，四散奔逃的凶手中有几个人被法国巡捕抓获。
陈其美虽然有一定的宗派性和排他性的缺点，在生活上也有不检点之处，但他的死，确实是革命党人的一大损失。孙中山赞其“忠于革命主义，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为民党不可多得之人”。
陈其美被暗杀以后，蒋介石在政界上失去了靠山，在经济上也开始拮据，开始跟随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投机活动，这在当时是很超前的。
旧中国最早的一家证券交易所是“上海众业公所”，是由外商在1905年开办的。1913年，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上海一些华人钱商、茶商等也兼营证券买卖，成立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证券交易所法》，证券交易才开始走上正轨。
所以，1916年的蒋介石在证券交易方面很不成熟，投机失败，债台高筑，这是他在股市上的第一次失败，若干年后他在股市上又重蹈覆辙。他一心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在革命阵营中干一番事业，施展抱负，却被债主们逼得无法脱身。
蒋介石只好去找上海商界大老板虞洽卿商量。虞洽卿就是杜月生1908年在电车上看到的那位大亨，是陈其美的朋友，他出了一个主意，介绍蒋介石去投帖拜黄金荣为“老头子”，一来可以利用黄金荣的牌子去对付债权人，二来可以向黄商借点路费。蒋介石无奈之下只好同意了。
开土行公司名三鑫
1917年年末，虞洽卿先与黄金荣谈妥并约好日期，然后陪同蒋介石前去举行拜师仪式。
黄金荣是个比较贪财的人，他开香堂要收较多的压帖贽敬，从几十元、几百元甚至到几千元不等，门徒送贽敬越多就越被“老头子”重视。
正规的门生帖子也很讲究，是由黄金荣账房间印就的，约6寸长，4寸半宽，双层淡黄色，里层印着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介绍人等，左角上还要贴上2寸的照片。举行仪式的时候，香堂里点起香烛，黄金荣坐在正中，地上铺着红毡，门生跪在红毡上叩三个头，行礼如仪。门帖保管在账房间橱内，还备有一本名册，可以经常查考。
蒋介石拜黄金荣为师，却没有按照通常方式来做。蒋介石不熟悉投拜规矩，只送了一张自己制作的大红帖子，写着“黄老夫子台前，受业门生蒋志清”，既没有拜师应有的蜡烛和香，更没有压帖的贽敬。行礼时也没有磕头，只是三鞠躬。“蒋志清”是蒋介石十六岁到宁波上学时所用的名字。
一来黄金荣很看虞洽卿的面子，愿意按照这位大亨的要求来做；二来年纪只比杜月生大一岁的蒋介石毕业于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有胆有识，立志投身革命，黄金荣也看好他的前途。所以，黄金荣非但没计较，还考虑到蒋介石当时的困难，送给他200元大洋作路费，鼓励他去广州。
黄金荣把蒋介石的债权人都叫到一起，摆了一桌酒席，说蒋介石是自己的门生，他欠的债就是我欠的债，你们可以向我要。那些债主一听，连忙答应，再也不敢纠缠了。
不提蒋介石去广州政治的前途，再说杜月生在上海的烟土行当。
杜月生每次带领“小八股党”抢到烟土后，当然不能再运到黄公馆，他们找到一个别人意想不到的收藏之地，就是三马路潮州会馆。
潮州会馆后面是一处殡房，这里有一排一排的棺材，有的棺材里装着死人，有的棺材空着。杜月生和“小八股党”买通了会馆管事，深夜里抢到土，便运来放在空棺材里，然后，再化整为零一小块一小块地取回去，别批贩卖。
“小八股党”抢土的初期，主要是想出口气，压一压“大八股党”的气势，让英租界的沈杏山不要过于垄断烟土利益。没想到，几次得手后，竟然看出沈杏山利用缉私人员走私有很多漏洞，在“游击队”面前几乎就是一只“纸老虎”。于是，杜月生越干越顺手，有时用重金收买内应，有时钻空子随机斩获，甚至从陆地抢包发展到水上劫船，得到的烟土越来越多，潮州会馆殡房里的空棺材已经远远不够用了。
再有，杜月生替黄公馆卖出抢来的烟土，比英租界土商们卖的烟土价格低，法租界的一些客户就找到杜月生，希望他能提供长期货源。
杜月生脑筋一转，又有了一个大胆的新创意。他想，虽然英租界那边可以利用缉私人员保护烟土走私，但法租界这边也有一个优势，就是在禁止陆地上的烟土买卖方面比英租界更宽松。英租界早已有了公开的土行，我们为何不成立一个经营烟土的公司呢？
“我们手里有货源，又不愁销路，能不能开一个土行呢？”杜月生向桂生姐提出建议。
“偷偷摸摸卖没有问题，要是堂而皇之走明路，对咱家老板的影响肯定不好，他也不会同意。”桂生姐说出黄老板的忌讳。
“要是以别人的名义做，不让老板出面，行不行？”杜月生又想出一个变通方案。
“那倒可以试试。”桂生姐说，“暂时不要让老板知道，就以你的名义先干起来。你需要多少本钱？”
杜月生心中暗喜，要是让自己带头创业，以后发财的路子可就太宽了，桂生姐的胆略真是不让须眉。想到这里，他说：“为了将来的发展，一开始就不能格局太小，买房、装修加办货，大约要用3万块。好在我们已经有一些底货了，所以2万就够了。”
“你想找哪些人合伙？每人投资多少？”桂生姐说到公司正规化的问题。
“入股的人自然是越少越好。”杜月生以探询的口气说道，“老板虽不知情也要算一股，桂生姐一定要算一股，我一股，再让金廷荪入一股，共四股，每股5000块钱，你看怎样？”
桂生姐笑了：“一笔写不出两个黄字，老板和我只能算一股，你一股，金廷荪一股，每股1万块，一次凑足3万本钱，盈利分红也是三一三十一。”
“三万块就更好了。只是我……”杜月生既高兴又有点为难。
桂生姐看了看杜月生，目光如炬：“莫不是你现在拿不出1万股本？”
“我一时凑不出这么多。”杜月生老实回答。
“这有何难。你那1万我先替你垫上，不要利息，你什么时候有了再还给我。”桂生姐办事一贯是干脆利落，她立刻打开保险箱，拿出2万元的钱庄银票交给杜月生。
杜月生道谢告辞，立刻来找金廷荪。
金廷荪，浙江宁波人，在家中排行第三。1897年，十四岁的金廷荪从宁波来到上海，在八仙桥一个鞋匠作坊里当学徒。第二年，他不愿受老板的气，逃出作坊，浪荡街头，人称“金牙齿阿三”。他为人伶俐，善于应对，很快结交了一批三教九流的朋友。
他经人介绍，在杜月生之前就进入黄公馆，凭着精明强干获得黄金荣的信任，与杜月生同为黄老板身边的心腹大将。杜月生组建“小八股党”，凭着文武兼治的本领脱颖而出；而金廷荪始终是黄公馆的“文”脚色。然而，他一把算盘却打得既精且狠，可以说是黄公馆中唯一的“理财专家”。他特别垂青游艺事业，到后来，黄金荣六十大寿隐居幕后，将黄金大戏院、大舞台、老共舞台、共舞台等戏院交与他经营，这是后话。
杜月生与金廷荪在一个幽静的地方一阵密议，金廷荪大为兴奋，两兄弟互相商量新公司的章程和做法，不到两个钟头就有了明确的结果。
“公司叫什么名字呢？”金廷荪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就叫‘三鑫’吧。”杜月生略一思考就想出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有什么讲究吗？”金廷荪又问。
“‘三’表示三方联合，‘鑫’是三个‘金’字。老板的名字里面有一个金，你的尊姓也是金，我杜月笙虽然没有金，但是托你们的福，也算一金吧！”
金廷荪一听哈哈大笑。就这样，由杜月生出任董事长，金廷荪出任总经理，桂生姐在幕后，“三鑫公司”于1918年正式挂牌开张了。
时间不长，黄金荣就听到了风声，他先回家问桂生姐，桂生姐把实情和盘托出。黄金荣的心里还有些不安，就把杜月生、金廷荪叫来询问。这两人早就准备好了应对的方法，他们不急于辩解，先把每天营业的流水账呈给老板过目。账面上的赢利数额把黄金荣吓了一跳。
面对这样非凡的业绩，黄金荣不但认可了他们的做法，还参与其中共商经营之道，成了在后台进行支持的人，当起了幕后董事长。此后，整个法租界的烟土零售批发，全都集中到规模宏大的三鑫公司，财源茂盛，钱如潮水般涌来。
杜月生的收入更是今非昔比，但他不愿意当守财奴，喜欢当过路财神的习惯还是没改。杜月生并不随意挥霍，他有个自悟而出的理财“哲学”，认为钱不可乱花，但一定要敢用。鸦片买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禁不止，处于半公开的状态，但贩毒毕竟是严重祸害人间的生意，杜月生的钱财可谓取之于恶，只不过他有时也用之于善。
从1918年起，杜月生每年夏天都要出资购买大量的“施德芝痧药水”“雷允上行军散”，派人运回浦东高桥故乡，按户散发，并且叮嘱父老乡亲要注意卫生，严防流行病的传染。每年冬天他还要购买棉衣，赠给高桥故乡的贫民。他一次就用掉7000银元，重建高桥沙港的观音堂，因为他小时候曾经在那里的屋檐下晒太阳。他还在高桥乡一次建造了23座石桥。
他的这些善举，有些是来自虚荣心和表现欲，有些是一种良心安慰或心理补偿，也有些是为了博取好名声，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确实含有对穷苦人的真切同情，含有社会责任感。
三鑫公司在法租界内一家独大，但与英租界的几家土行相比就逊色多了。当时英租界最有名气的土行都是潮州帮开设的，主要有郭煜记、郑洽记、李伟记、广茂和四家，每家的营业额都比三鑫大好多倍，而且多数都在“大八股党”的保护之下。杜月生等人一直想寻找机会彻底战胜“大八股党”。到了1919年初，机会终于来了。
美人计笼络焚烟官
1919年1月，正当三鑫公司的烟土生意越做越旺的时候，一场禁烟风暴降临到上海。有关这次风暴的由来，还要从中国禁烟史说起。
早在明朝末年，一种混合鸦片吸食烟草的做法就由爪哇（属于今天的印度尼西亚）传入中国。满人入关，清政府就明令不许种植、贩运鸦片。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第一道查禁鸦片的谕旨，那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
19世纪中叶，英国把大批鸦片贩运到中国，吸食鸦片的华人呈几何级数增长。
1839年6月，林则徐虎门销烟震惊中外。1840年，英法列强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
1906年，光绪皇帝正式颁布了禁绝烟毒的上谕，这是20世纪第一次由政府发动的全国范围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及其属地菲律宾的鸦片吸食和售卖日益严重。时任菲律宾主教的美国圣会教士勃伦脱，写信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由中美两国共同发起国际性禁烟大会。
1909年2月1日，国际鸦片委员会会议在中国上海外滩汇中饭店（今和平饭店南楼）召开，史称“万国禁烟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奥匈帝国和暹罗（今泰国）、波斯（今伊朗）等13个国家的41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商禁烟大计。
当时中国人总是把多国参加、带有世界性质的活动或者会议称为“万国”，比如“万国博览会”等，所以叫“万国禁烟会”。
大会共举行正式会议14次。代表们分别就本国和在远东属地鸦片问题作了报告，并进行了讨论。其中最精彩的是中国代表唐国安舌战英国代表的发言和长篇演讲。
1912年，世界上第一部国际禁毒公约《海牙鸦片公约》正式缔结。
辛亥革命后，新生的民国政府继续推行禁烟运动，各省也先后采取禁烟举措，于是物以稀为贵，被称为“洋药”的外国烟土价格高得令人瞠目结舌，已经是同等重量白银的7倍。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的鸦片价格比同等重量的黄金还要贵。
哄抬价格导致洋鸦片积存货栈，为了转嫁危机，1913年2月，外国鸦片商组成上海鸦片联合营业所，督促英国驻华领事、公使，不断向北京的民国政府施加压力并发出抗议照会。
在英国政府的威逼利诱下，1915年4月，北京政府派遣禁烟特派员蔡乃煌前往上海，签订了《苏赣粤三省禁卖土药合同》。“土药”是指中国境内生产的鸦片，这个合同禁止国产鸦片，推销“洋药”，使北京政府稳获2100万元巨额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