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两国领导人都生发出建交的想法。
尼克松在1967年10月的《外交季刊》上写道：“就长期观点而言，我们根本不能让中国永久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独自孕育幻想，坚持仇恨和威胁邻邦。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听任十亿人口愤怒地在孤立状态生活。”
他认为，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与中国彼此之间的畏惧心理，要远远大于他们对美国的戒惧，这是美国外交上的一个大好机会。
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也有着类似的盘算。在1970年12月的那次会面中，斯诺问毛泽东：“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总要建交的。”毛泽东回答，“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
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所言非虚。不过，建交的历程并不容易，国家间的坚冰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打破的，国际局势的牵制又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影响。中美真正建交的那一天，毛泽东和斯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斯诺逝世
“我羡慕你！我羡慕你走过的道路。我常想，如果当时我也像你一样留在延安，我今天的境况将是怎样的呢？”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斯诺这样对马海德说。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病逝。巧合的是，那一天正是中国的农历新年——这个被中国改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美国人，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好像依然在“表达”自己与中国的缘分。
不到三天后，尼克松总统就离开华盛顿，前往北京，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展开历史性的会面。
斯诺原本打算在大批媒体聚集到中国之前，就提前赶往中国报道这一至关重要的事件。但遗憾的是，他的身体无法令他实现心愿了。
这位活了67岁的老人，是在1971年11月下旬确诊胰腺癌的。那时，来势汹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肝脏。但斯诺本人并不愿意承认病症的严重性，他甚至在临终前的一个月写信给兰登书屋，表示自己动了手术，“只要继续进行适当的休息，恢复抵抗力，再经过一个月左右，我的健康状况就可以恢复到比较正常的水平。”
他最放不下的当然是那个将要再次迎来巨大变化的中国。“此时不能在中国，当然让我深感沮丧，但我以后或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斯诺在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说。
斯诺当然会在中国留下更为长久的影响，但他本人已经没有办法再踏上 这片东方土地了。
1月，医生对斯诺的病情做出了悲观的预测。妻子洛伊丝立即写信给马海德求助，详述了病情并附上了医疗报告的副本。尽管身在瑞士，但斯诺夫妇对中国的医疗却更加信任，洛伊丝甚至一度以为，中国人来救治，可以出现“奇迹”。
消息传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那里，两位领导人决定全力救助这位老朋友。他们最初考虑租一架飞机，接斯诺到北京医治。为此，马海德和另一名医生被先行派往到瑞士探视。但那时斯诺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无法承受十多个小时的空中飞行。于是，计划改为从中国派一支医疗队到瑞士进行救治。
在瑞士，斯诺和马海德以病人和医生的身份相遇。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两人之间的友谊也非常深厚——还记得本书第一部分讲述的故事吗？1936年，斯诺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到达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陕北苏区进行采访时，与他一起艰难跋涉的旅伴正是马海德。不同的是，马海德留在了陕北，而斯诺则回到了北京。
我们可以将这段话视为斯诺对中国的一种表白。不过，平心而论，如果斯诺留在了延安，他将能够和共产党走得更近，但是他将不会拥有如此巨大的声名——他的那些为他赢得声誉的描写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书，需要在一种独立的环境下才写得出来。
当时，中国医疗队把斯诺家改造成了一座“临时医院”。斯诺的另一位老朋友黄华也赶到了这座“临时医院”——本书第一部分曾述及，当年在北京，黄华是与斯诺夫妇常有往来的燕京大学学生之一；1936年，他又是陪同斯诺和马海德在陕北访问的人。
三十多年后，当年在陕北的三个人又在瑞士相遇了。
当黄华赶到时，斯诺伸出瘦骨嶙峋的双手紧抓住他和马海德，用尽全身 气力说：“啊！咱们三个‘赤匪’又凑到一起来了。”——1936年，他们三人一起在延安时，斯诺常把反动派咒骂红军为“赤匪”当作笑料。
这是斯诺最后的回光返照，不久之后他就陷入了昏迷，并于2月15日安详去世。
世界各地的唁电纷至沓来，其中不乏政要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来自中国的悼念——毛泽东、周恩来，还有宋庆龄。
洛伊丝将斯诺最后的日子记录在了一本书中，并寄给了宋庆龄。“我边看书边流泪，仿佛每一页都出现我们的亲爱的埃德的面孔。”宋庆龄后来写信给洛伊丝说。
这位让中国共产党得以结交许多老友的伟大女性，将在之后的岁月里，与更多的老友一一告别。
在遗嘱中，斯诺说：“如果你们不反对，请让人把部分骨灰送到北京，并告诉他们我热爱中国。我希望，在我死后，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在世时一直希望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哈得孙河畔，河水将由此流入大西洋，流到欧洲，流到人类所居住的一切地方，我感到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个地方的善良的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这份遗嘱显示了斯诺的人生情怀——一方面，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另一方面，则是一种世界主义的精神。对一个国家的爱和对全人类的爱，在他那里从来不构成矛盾。
如斯诺所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埋在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那里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园。这位临终前依然心心念念想着要回到中国的美国人，从此可以长眠在这所中国最好的、也是与中国命运最息息相关的校园里，感受一代又一代优秀年轻人的气息。
斯诺的去世，标志着“第一代”开始陆续告别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第三代老友”正逐一亮相。
三代老友
新的时代将造就新的英雄，他们会是与“一代老友”截然不同的一批人，记者、作家不会在其中占据那么高的比例，更不可能有路易·艾黎那样总是以一位纯朴勤劳的老农民形象出现的人物。
所谓“第三代老友”，按照笔者的定义，是指那些为国家之间的友谊破冰的人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代老友”斯诺同时也兼有“三代老友”的身份，因为他在中美建交的历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除了斯诺之外，还有许多“一代老友”成为为国家关系牵线搭桥的人物。
比如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早在1952年就倡导成立了“新中友好协会”，在政府之间关系尚不存在的时期做了许多工作，使国家之间的联系不断，直至1972年正式建交。
与之类似，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也在1950年发起成立了“英中友好协会”
并长期担任会长。他还与一些志愿相投的学者出版了一种名为《传单》的宣传品，向英国民众介绍中国国内与中外关系上重大问题的客观事实。
1964年7月，在冷战阴影笼罩全球时，李约瑟在西安碑林留下了这样的诗篇——国际风云险恶，危机日盛——人们不知道控制自己的力量。
我希望，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们，要保持孔夫子对人的信念，正义的信念。
一切为了公平和正直，一切为了仁爱和学问；我祈求，我相信，人们会埋葬弹药，不再挑起战争。
在遥远的将来，公输般的子孙，会做出更多的实验，彼此相互交流，产生许许多多创造发明；考验着人们的肉体和灵魂，甚至会毁灭一切众生。
因此，我们必须求得最终的平衡；水和酒融合在圣餐杯中：“阴”和“阳”完全对称，实现全人类的人道主义精神；不太理性化的理性；不太不合理的信仰。
到那时候，全世界可能依靠中国的传统得救。
“人之初，性本善。”
让中国大声疾呼！人民文化万岁！
百川归海，让友好的精神遍满全球。
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着迷的李约瑟没有想到，他写完这首对中国为世界带来和平、友谊的诗篇后不久，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就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动乱，传统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总的来说，由于年龄、经历等种种原因，新时代的舞台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属于那些早在1949年之前就结识中国共产党和们了。
“三代老友”们的形象将更加“衣冠楚楚”，当然，这样的形容没有半点贬义或嘲讽——不得不承认，迥异于革命和内战的年代，在新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环境下，能够为“友谊”发挥更大作用的是那些手中握有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精英人物。
在这群精英人物中，亨利·基辛格无疑是最具知名度，也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后来曾当上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并非生于美国。1923年5月，他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菲尔特，那是一座只有7万人口的小城，其中有一个数千人构成的犹太人社区，基辛格的家庭正是在这个社区里。他的父亲在一所专为富裕家庭的女孩子开办的女子中学任教，母亲则是家庭主妇，还有一个小基辛格一岁的弟弟，家里有许多藏书和一架钢琴——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
是犹太人的身份和希特勒的暴政将基辛格一家“逼”到了美国。1938年，基辛格和家人一起移居纽约，并于五年后归化成为美国公民。
基辛格从犹太移民成长为美国国务卿的历程，堪称一个典型的“美国梦”案例。
移居美国不久，基辛格成了乔治·华盛顿中学的插班生。这所学校的档案记载说，基辛格同学“有语言上的困难”。按照一位德国出生的朋友的说法，他有“很滑稽的巴伐利亚腔，而不是普鲁士口音”。因为这个问题，基辛格在校期间一直很腼腆，感到孤独。纵使他后来成为流利使用英语的外交家，但这巴伐利亚式的口音一直难以根除。多年以后，他还表示：“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自卑感的。”
好在这并不影响他在美国社会的上升途径。1950年，基辛格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取得了哈佛大学的学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长达383页。据说，因为这篇论文的篇幅实在是太长了，学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规则”，限定未来的本科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
1952年及1954年，这位聪明的犹太学生又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
毕业那年，基辛格已经在外交学界颇有声名。虽然没能顺利留在哈佛，但他进入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这个创立于1921年、总部设在纽约的非官方智库在美国几乎人尽皆知，它对政府的 外交政策有着巨大影响力，甚至被称为“真正的国务院”。
对外关系委员会成为基辛格进入美国东部权势集团的起点。几年后，他的着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出版，引发巨大争议，因为他在书中提出：“有限核战争是我们对付核大国或一个能用人力来代替技术的大国的最有效战略。”
这本极其畅销的着作影响了杜勒斯国务卿的外交方针，也令基辛格跃居“战略家”的行列。
显然，基辛格抓住了那个年代的外交核心问题——核威胁笼罩的冷战。
当国际局势在十几年后发生变化时，基辛格再次命中了问题的关键。那时，他已经拥有了一个比智库学者大得多也直接得多的权力。
中美破冰
尽管在场的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等秘书和译员对斯托塞尔避之唯恐不及，这位“美帝”大使还是成功地追上去喊道：“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再次会谈十分感兴趣……”
亨利是如何做到的？
这是1974年4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在封面上用大字提出的问题。在那一期的封面上，基辛格化身魔术师，从帽子里变出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毛泽东、勃列日涅夫、萨达特等一帮世界级的领导人坐在台下，充当着顺从的观众角色。
后来，“外交魔术师”成为基辛格的昵称。他的神奇在于，居然能促成共产主义中国和“帝国主义”美国这两个在很长时间内势不两立的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在当年，这件事情的难度也许不亚于将水和油溶在一起。
当然，这个比喻有些夸张。如上文所说，中美建交实际上也是国际关系变幻发展 之中的必然逻辑。在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之前，毛泽东已经对斯诺表态：“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但如果没有基辛格，这段历史会怎样书写，谁也无法想象。
1969年，基辛格成为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本是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支持者和顾问，但后者没能成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即便在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基辛格依然对他进行了“极尽挑剔之能事”的品评。但是，基辛格反对尼克松，尼克松却不反对基辛格，这位素来不喜欢犹太人的新总统居然力邀基辛格担任自己的助手。后来，基辛格成为能够与尼克松争权而尼克松又不得不依靠的权力伙伴。
尼克松看重基辛格，自有其原因。“尼克松懂得，他的政府需要一些知识分子在里边。他有的是权势，借用‘教父’的用语来说，他能向基辛格提供基辛格所无法拒绝的东西，现在他能满足基辛格对行动、权势、核心地位的欲望。而在这之前，他可拿不出什么东西能把基辛格这样的人从洛克菲勒那样的人那里拉过来。这是他颇为得意之笔。”当时为总统起草演说稿的威廉·萨菲尔说。
基辛格要为尼克松解决的第一大难题就是越南战争。事实 上，尼克松竞选时的口号就包括“尽快结束越战”。尽管比预计的时间晚了许多，但终究，1973年1月，基辛格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中国才得以彻底脱身越战泥潭的。也有人认为，结束越南战争，解决越南问题是中美关系改善的重要基础。
无论如何，越战的形势和苏联的态度，决定了中美两国都开始“芳心暗动”。
1969年2月，尼克松给基辛格写了一个备忘录：“我们应该对下述一种态度给予一切鼓励，即本届政府正在试探重新与中国人接触的可能性。”他还检讨说，美国“无视中国这个亚洲的主要国家，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尼克松认为，“苏联是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同年3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要两面作战。”不久后，陈毅元帅还向周恩来汇报了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
此前，中国“俘获”了两名来自美国的旅游者，他们因为在香港乘救生艇而误入中国领海。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指示立即释放这两名美国人。
当时，有外国通讯社评述说，这件事是“中美两国心照不宣的一次微妙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