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们的后代也都积极参加了会见，他们的阵容颇为庞大。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松村谦三的次女小堀治子身着和服，和弟弟松村进带着第二代、第三代家庭成员一同前来；西园寺公一的长子西园寺一晃用中文向胡锦涛表达问候，两人愉快地聊起之前在北京和贵州的会面；宇都宫德马的长子宇都宫恭三坐着轮椅来参加会见；冈崎嘉平太的三子冈崎真更是一家四代都赶到 会见现场，包括一个刚刚出生两个月、还在襁褓中的婴儿，场面十分热闹。
在胡锦涛的“暖春之旅”中拥有一席之地的，当然还少不了那几位“首相老友”的后代们。田中角荣的女儿田中真纪子，大平正芳的儿子大平裕和，以及前外相园田直的夫人园田天光光和儿子园田博之都携家人与胡锦涛会面。
实际上，这几位日本的“首相老友”在告别政治舞台之后，依然在通过各种途径为中日友好出力。比如，田中角荣财团基金会为西安交通大学等三所院校的学生提供了资助；大平正芳纪念财团则资助了150名专家学者从事中日关系方面的研究，还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研究中心开展定期交流活动；而已经年逾九旬的园田天光光仍在积极推动中日两国青少年书法交流。
当然，中国领导人们也没有忘记被传为佳话的“芭蕾外交”推动者：松山芭蕾舞团。
这家芭蕾舞团的创始人清水正夫和夫人松山树子，是目前在世的仅有两位受到中国三代领导人接见的外国艺术家。2011年，胡锦涛访问日本时也来到了松山芭蕾舞团，新华社的报道颇为煽情：“胡锦涛深情的话语，让白发苍苍的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激动万分，围坐在地板上的演员们不时发出喜悦的欢呼，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勾勒出一幅令人难忘的动人画卷。”
如果回想几十年前破冰的艰难，这些“激动的热泪”或许并不虚妄。这些老朋友和他们的后代，无疑是实现和维持中日友好的一笔财富。
尽管由于国际国内的许多因素，不少老朋友的后代都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过着各不相同的生活，甚至与中国甚少发生关联。但也有少数老朋友的后代，留在了中国，比如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
周幼马是一个出生在延安窑洞的混血儿，与许多红色后代相熟，他本人也被一些人称为“西方红二代”。当年，他和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一起，一个骡子两个筐从延安到的北京。宋庆龄去世前十年，他还担任了宋的私人摄影师。
现在，周幼马“接过”了父亲那一辈人的身份。2008年，他出现在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名单上。“我的政协委员身份是根据我父亲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做的贡献，给予我的地位。”和父亲一样拥有标志性浓眉的周幼马说。
在政协的参政议政平台上，他所做的更多是父亲生前工作的一种延续。
例如，他和母亲苏菲成立的马海德基金会，专注于麻风病人的救助，他曾提出关于支持基金会的提案，得到了民政部的优惠政策。
马海德生前对儿子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三年后，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1991年，周幼马也成为了一名党员。“我没有第二条路。”周幼马说，因为共产主义是他的父母坚持一生的信念。
外国遗老
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在跨国公司工作，因为那样会让他觉得“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这在良心上是不被允许的。
和马海德一家一样，阳春、寒早以及他们的儿子阳和平也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一家人的许多观点甚至称得上“保守”。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的思想理念仍然活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转向，让阳和平产生了颇多困惑：市场经济是到底什么东西？
对于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按照经济规律办事”，阳和平一开始觉得这话是对的，但脑子深处“马列主义的东西和主流经济思想老打架，特别混乱”。二十年以后，阳和平觉得自己才弄懂“有些东西为什么是错的”。
尽管血统是美国人，但阳和平始终认同“美帝国主义”的说法。伊拉克战争让他非常失望：“明明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却还像伸张正义似的……美国人自己不太会教育自己，第三世界国家把帝国主义打败了打痛了，才能教育美国人民。”
不过，在今日的中国，他也不太能找到知音。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在跨国公司工作，因为那样会让他觉得“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这在良心上是不被允许的。
阳和平只能在“研究毛泽东时代政治和经济”的课题中找到寄托。他曾自嘲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
阳和平的父母和他拥有相同的世界观。寒春认为，“帝国主义”是当代战争威胁的根本原因，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布什“坏得不能再坏了”。在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寒春把选票投给奥巴马。“她对奥巴马并不怎么了解，主要是为了反对共和党政府。”阳和平解释说。
“世贸组织是被美国操纵的，那是个陷阱，中国一定要警惕，不然会发生十分糟糕的后果。”对于中国加入WTO，阳和平的父亲阳早这样评论，“美国有一篇报道，说克林顿游说国会时讲‘我们与中国签订协议，好比我的桌子上放着两张纸，我们给中国的那张纸是一张白纸，而另一张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是中国给美国的！’”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这一家人成为独特的“外国遗老”——他们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变化了，但他们的信念绝对纯洁、忠诚。
寒春的哥哥韩丁也是“遗老”一名。出版了着名的《翻身》之后，韩丁又写作了多本关于中国的着作，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深翻》。这本书的写作方式与《翻身》类似——1971年，韩丁再度回到他的“第二故乡”张庄，对张庄组织农村集体化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在这本书中，韩丁表达了他作为左派的观察和思考。他力图通过翔实的记录和分析，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名。“今天，把这场运动否定为‘过失、极左、历史性的错误’的说法是很时髦的……还有一种时髦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农业合作化是长官通过武力，或者是通过命令把合作化强加给了全中国的农民……我认为，通过阅读《深翻》会彻底推翻以上两种说法。”
他对毛泽东之后的中国走向心存疑虑。在《深翻》的前言中，他尖锐地表达了这种疑虑：“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特别熟练精心安排和计划的战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开宣传不做的事，每一个阶段都以选择社会主义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难以反驳的弱的关节，作为攻击的对象开始，再掩盖和取消与这个关节相连的整个结构的联系。他们搞的时间越长，这一点就越清楚。
他们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是要不屈不挠地展开一个宏伟的蓝图，把中 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牢牢地拴在一起，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完整体系中的一个部分。通过什么办法呢？通过把中国改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落后的内地，使中国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剥削。”
显然，韩丁始终怀念着毛泽东时代，他甚至将“文化大革命”称为“毛的伟大战略计划”。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茶话会上，时年74岁的韩丁激动地跳到舞台上，与表演者一起演唱《南泥湾》。
有意思的是，韩丁那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女儿卡玛却与他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观点——这从卡玛拍摄的反思“文革”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就可以看出来，她的另一部反映中国重要历史事件的电影也广为流传。
卡玛说自己不愿意受一种思想体系的束缚：“我们家从我祖母到我父亲到我都是无神论者，我们都是信自己心里的一种原则。对于真正的宗教精神，比方说，对人类的博大关怀、爱心，对个人的道德约束我们都相信，但是对于具体的宗教教条，对于那些自称能够解释世界一切的封闭的宗教体系，我们都不相信。”
但她认为，父亲韩丁相信马克思主义之后，“也进入了一种封闭的体系。”
穆巴拉克的确是，他曾被《人民日报》
十度以老友相称。但与网上盛传的说法不同，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从未以的身份出现在官方话语中。
2011年春天，这一称谓忽然在网络上流行了起来——而且，是一种被赋予贬义的流行。
这种流行的源头是“阿拉伯之春”。在这场多米诺骨牌式的国际巨变中，不少曾经的独裁者被赶下了台，最着名的两个人是穆巴拉克和卡扎菲。
不过，需要澄清的是，穆巴拉克的确是，他曾被《人民日报》十度以老友相称。但与网上盛传的说法不同，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从未以的身份出现在官方话语中。
穆巴拉克与中国人民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