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一下鸭子栖息的沼泽，停泊的车辆把它团团包围。所谓的社会精英蹲伏在芦苇茂密的沼泽边上，手持自动枪，扣住扳机的手指迫不及待地想要射杀鸭子，全然不顾政府和公益的限令。这些人已饱食终日，却仍然贪婪地向上帝索取肉食。
另一个精英在附近的树林里漫游着，他正在寻找罕见的蕨类植物或林莺。这不需要窃取或劫掠，因此他看不起那些猎杀者。不过在他年轻时十有八九也是个动物杀手。
在附近某个度假胜地还有一类“大自然的爱好者”，他们在桦树皮上写下拙劣的诗句。此外到处都可以见到驾车旅游者，这些非专业人士以累积里程为乐，一个夏天就可以跑遍所有的国家公园。现在他们正向南前行，出征墨西哥城。
最后是那些自然保护专业人士，他们借着无数自然资源保护组织的名义，满足追逐享受大自然的民众的各种需求，或者促使民众对他们能提供的东西产生极大的兴趣和需求。
或许有人会问，为何要把这些有差异的人归属为同一类型呢？因为，他们虽然在对待自然的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都是猎人。然而他们为何又都自称是“自然资源保护者”呢？因为他们所需求的并不能轻易地在自然中获取，于是他们希望能借助某种漏洞百出的法令、拨款、区域规划、部门重组或其他代表民意的形式，把这些需要猎取的对象留在原地供人们消遣。
一般来说，休闲娱乐常被当成经济资源。参议院委员会用确凿的数据告诉我们，大众在这方面花的钱是多么可观。休闲娱乐确实有经济性的一面。提供垂钓湖畔的一间小屋，或是沼泽地上的一个猎鸭点，其成本不亚于运营附近的一个农场。
休闲娱乐还有其伦理准则。在寻找未遭破坏的大自然的过程中，相关规则和戒律便产生了。我们都听说过户外注意事项；我们教育年轻人；我们印制《户外运动概念》之类的小册子，我们愿意把这类册子发给那些能为此宣传付一美元，为弘扬此伦理观作出贡献的人们。
但事实上，这些经济和伦理的表现只是休闲这一原动力的结果而非原因。我们想接触大自然，从中寻找乐趣。这就像在歌剧表演中，经济机制的作用是维持歌剧的再创造和维护表演设备以及演员们的生机等一系列的问题。然而不能说二者的基本动因或存在理由是经济性的。埋伏的猎鸭人和舞台上的演员虽说装束不同，但都在做同一类事情，都在以自己的行动再现日常生活中固有的戏剧场面。二者归根结底都是美学实践。
关于户外休闲的公共政策非常具有争议性。有良知的民众在这种活动的定义以及怎样维护其资源等方面，有可能持不同观点。比如，荒野协会试图禁止修建通往偏远地区的道路，而商会组织则主张延伸这些道路，二者都以户外休闲之名展开博弈。动物饲养者用猎枪杀死鹰，爱鸟人拿着望远镜保护鹰，前者是为了饲养和贩卖，后者是喜欢观察鸟类。两派人经常互相攻击、诋毁，但他们实际上只是从各自的角度考虑户外休闲活动形式而已。只是这些活动内容的特点或性质差异甚大，因此一个既定的政策可能适用某个方面，却背离了另一个方面。
所以目前，我们应该将这些活动内容的组成部分剥离开来，重新审视每一种活动理念的特点和性质。
让我们从最简单、最明显的户外休闲组成部分着手，即户外活动者可能会搜寻、发现、捕捉并带走的东西。这类物品包括：猎物和鱼等产自野地的东西，以及鹿角、兽皮、照片和标本之类的纪念品。
这一切属于“战利品，’的概念。它们带给我们的快乐在于或是应该在于寻找与获得的过程。战利品是份活动完成的证书，不论它是一颗鸟蛋、一堆鲈鱼、一篮子蘑菇，还是一张熊的照片、一朵野花的标本或一张塞进山顶石堆的字条。它证明战利品的拥有者曾到过某个地方做过某件事情，曾在征服、智胜或占有等古老技艺中运用了技巧、毅力和鉴别力。附加在战利品上的内涵意义，往往远胜其物质本身的价值。
但是，在追求战利品的数量上又有不同的态度。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繁殖或管理增加猎物和鱼的产量，让一个猎人收获更多，或让更多的猎人收获相同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间，野生动物管理行业出现了。一些大学在讲授这类专业技巧，并且研究怎样得到更多、更好的野生动物。但是，物极必反，这种增加产量的做法，最终受制于报酬递减律。集约化的猎物或鱼类管理使它们变得人工化’从而降低了战利品的单位价值。
比如，我们可以把人工养大的一条鳟鱼放入过度捕捞后的溪流。溪流里已不再有野生鳟鱼生存。溪水已遭到污染，要么由于乱砍滥伐和过度践踏，要么被淤泥堵塞，要么温度升高。没有人会认为，这条鳟鱼与从高高的落基山上某条天然溪流里捕获的野生鳟鱼价值等同。尽管捕捉这条人工饲养的鳟鱼也需要技术，但它的美学价值会大打折扣。（据专家的说法，鳟鱼的肝在孵化饲养后会退化，因此可能早夭。）不过现在，一些捕捞过度的州几乎完全依靠人工饲养的鳟鱼。
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工饲养情况，只是当这种人工饲养的密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把全部自然资源保护技术推向人工化，从而降低了所有“战利品，’的价值。
为了保护这些人工养殖的、昂贵的且多少有些无助的鳟鱼，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认为需要杀死所有光顾养殖场的苍鹭和燕鸥，以及所有放养在鳟鱼的溪流上的秋沙鸭和水獭，似乎这是不得已采取的行动。对于牺牲一种野生动物换取另一种野生动物，钓鱼的人或许无动于衷，这对他们没任何损失。但是鸟类学者会因此愤慨不已。实际上，这种人工养殖管理，是以另外一种或许更高级的休闲娱乐为代价来购得捕鱼权，就像是拿所有人的股本给一个人付红利。这种生物学上的商业冒险活动在猎物管理界已经盛行。长久以来，在欧洲一直保存着猎物捕获量的统计资料，我们甚至可以从中找到猎物和食肉动物之间的“兑换率”。例如，在德国的萨克森尼，每捕获七只鸟就等于杀死一只鹰，每捕获三只小型猎物就等于掠杀一只肉食动物。
人工化的动物管理通常会导致对植物的损害，例如鹿对森林的伤害。这种情况发生在德国北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凯巴布高原，以及其他许多不为人知的地区。鹿在失去天敌后过度繁衍，它们所食用的植物则难以继续存活或繁殖。处于人工管理下的鹿威胁了植物的生存，这些植物包括欧洲的山毛榉、枫树和红豆杉，美国东部各州的平地铁杉和北美香柏，西部的短叶紫杉和蔷薇。从野花到林木，组成植物群的所有成员都渐渐枯竭，而鹿也因营养不良而变得瘦小。从前，雄鹿的角曾经装饰过封建帝王的城堡，现如今，在各大树林里，已经看不到雄健美丽的鹿角了。
在英国的石南荒野，在繁殖鹧鸪和雉鸡以供人们捕猎的过程中，兔子受到了过度保护，因此新的树木难以生长；在许多热带岛屿上，为了肉食和狩猎而引入的山羊毁掉了当地的植物群和动物群。人们很难估计，失去天敌的哺乳动物和失去天然食用植物的牧场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相伤害。陷入不当生态管理的农作物，只能依靠不断的补贴和带刺的铁丝网来补助。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在大量追求“战利品”的过程中过度使用人工化手段，会降低猎物和鱼等生物战利品的价值，同时对其他生态资源造成伤害’包括其他动物、天然植被和农作物。
至于照片等间接获取的战利品则不会造成同样贬损情况的出现。一般地，即使每天都有一群游客对着一处风景拍照，或者一处风景被拍过无数次，风景本身不会因拍照受到实质性的伤害。相机工业是依附于荒野的少数的无害产业之一。
因此，我们对大量追求这两种被视为战利品的实物的反应是十分迥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