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星期以前，纽约泰晤士报记载有六千美国男女，贫富贵贱皆有，捐了三千瓶人血，作为注射英国受伤兵民之用。该报又说：在这六千人之中，女子多于男子，有的已在五十岁开外。这种举动，如何能拿经济的动机去解释呢！我们很明白这完全是一种同情心的驱使。
在我一次旅行中，有一位年青记者问我：“在你旅行全美中，发现了什么？”我说我所发现的是美国人对于中国有一百分之一百的同情心。这位记者说：“胡博士，这种一百分之一百的同情心对于中国有什么用处？”我回答他：“青年！不要轻视同情心。”诸位，我深信：当你打仗的时候，有人给你深切热烈的同情或遭有真正文化的国家的指责，这两者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让我现在告诉你：中国打仗的精神所以如是的好，是靠你们同情心驱使所表现的各种援助。正是因为你们同情心的援助，减少了我们伤兵病民的痛苦，使老百姓没有受饥饿和无房屋居住之苦，同时他们精神上也得了无限的安慰。将来驱逐敌人和获得我们自由和独立，还要靠你们同情心的帮助呢！
诸位中国的朋友，我敢说：我们政府和全国人民全心全力的抗战，是值得你们的同情的。抗战至今，已经三年零四个月了，我们抗战虽然是为我们自己的生存，也是帮助世界其他国家打倒民主自由公道正义的整个仇敌。假使日本不是受我国的牵制，欧洲战情不知已坏到什么地步了。
刚刚一年前，我在中美协进社谈话，当时我说中日战争不会在短时期解决；因为日本军阀不会觉悟，不能明了世界舆论，不会放弃野心而走上和平大道。我曾告诉你们：我国全体抗战是有决心的，不达最后目的不止。
一年过去了，现在我再向你们重行说一遍：中国抗战不达目的不止，也许还要许多个月能成功，也许还要几年才能达到目的。中国决不能停止抗战，因为下列三个理由：
一、现在放弃自由独立的机会，中国将永无希望，现在欧洲的情形，便是我们的前鉴。
二、与野蛮的侵略国家谈不到和平，因为他们说话不可靠；明兴会议是我们从旁所得的教训。
三、中国胜利与否，与世界民主主义的存亡，完全是一事，中国不亡，民主主义不灭，因中国若放弃抗战，则日本所有力量必因德意日联盟的关系而用以毁坏西方民主国家。
有这三个原因，所以中国不能停止抗战。中国决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我在十五年前，曾提出一条历史的公式：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这条公式是“古今中外”都可以适用的。从东汉北宋的太学生干涉政治，直到近年的“公车上书”，留学生组织革命党，五四运动，民十三以后的国民革命，共产党运动等等，这都是“古今一例”的。从中国两千年的学生干政，到欧洲各国最近三百年中的种种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到眼前全世界的各种学生干政运动（例如连日报纸所记埃及学生的排英运动），也都是“中外一理”的。
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古今中外，同是一样的。
懂得了这一条很浅近的历史公例，我们就应该明白，这几年中国国难之下青年学生的沉寂只是一种变态，而不是常轨。这沉寂的原因，一部分固然是自身能力脆薄的觉悟，一部分还是政治势力的压抑。绝大多数学生确然觉悟了这回国难的空前严重性，觉悟了口号标语游行示威的绝对无力，所以他们决心向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寻求他们将来报效国家的力量。然而这不是近年学生界沉寂的主因，因为这一类学生本来是沉寂的，他们压根儿就不是闹政治运动的材料，凡是干政运动总是少数“好事”“好动”的青年们鼓动起来的。而近年“特务机关”的密布，秘密告讦的盛行，往往使各地学校里的好事分子销声匿迹。此项政治活动的策动人物的被压抑，似是近年学生界沉寂的主要原因。
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努力做到使青年人心悦诚服的爱戴，而不应该滥用权力去摧残一切能纠正或监督政府的势力。在外患最严重压迫的关头，在一个汉奸遍地的时势，国家最需要的是不畏强御的舆论和不顾利害的民气。我们这个国家今日所缺少的，不是顺民，而是有力量的诤臣义士。因此，近年政府钳制独立舆论和压迫好动的青年的政策，我们都认为国家不幸的事。
我们试回头想想，在三四年前，我们还能自信，国家的军备不能作战时，我们还有经济的武器可以使用。如今呢？可怜我们只许谈经济的提携了！这一项经济的武器的失其效能，一半由于没有政府的后盾，一半也由于舆论和爱国青年的被钳伏。
今年五六月之间，华北受了压迫，报纸不登一条新闻，不发一句评论，全国青年睡在鼓里，无声无息的几乎丢了整个的华北！
独立的舆论，爱国的青年，都无声无息的时候，所谓“自治”运动却公然抬头露面了。这是必然的结果。偌大的地面早已成了“无人之境”，奸人们还不公然活动，更待何时！
所以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的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
那一天下午三点多钟，我从王府井大街往北去，正碰着学生游行的队伍从东安门大街往南来。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
那一天的学生反对“自治”大请愿，虽然平津各报都不许记载，（《大公报》虽然登了，但因禁令还未解除，北平看不见）却是天下皆知的壮举。天下人从此可以说，至少有几千中国青年学生是明白表示不承认那所谓“自治”的傀儡丑戏的。
但是九日以后，各校学生忽然陆续有罢课的举动，这是我们认为很不幸的。
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在十几年前，学生为爱国事件罢课可以引起全国的同情。但是五四以后，罢课久已成了滥用的武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这是很浅显的事实，青年人岂可不知道？
罢课不但不能丝毫感动抗议的对象，并且决不能得着绝大多数好学的青年人的同情。所以这几天鼓动罢课的少数人全靠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心理。城内各校传说清华大学死了一个女生；城外各校传说师范大学死了一个女生。其实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这样的轻信，这样的盲动，是纯洁的青年学生界的耻辱。捏造这种谣言来维持他们的势力的人，是纯洁的青年运动的罪人。
我们爱护青年运动的人，不忍不向他们说几句忠告的话。
第一，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目标。在这样的变态政治之下，赤手空拳的学生运动只能有一个目标，就是用抗议的喊声来监督或纠正政府的措施。他们的喊声是舆论，是民意的一种表现。用在适当的时机，这种抗议是有力量的，可以使爱好的政府改过迁善，可以使不爱好的政府有所畏惧。认清了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明白一切超过这种抗议作用（舆论作用）的直接行动，都不是学生集团运动的目标。
第二，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而组织必须建筑在法治精神的基础之上。法治精神只是明定规律而严守他。一切选举必须依法，一切讨论必须使人人能表现其意见，一切决议必须合法。必须如此，然后团体的各个分子可以心悦诚服，用自由意志来参加团体的生活。这样的组织才有力量。一切少数人的把持操纵，一切浅薄的煽惑，至多只能欺人于一时，终不能维持长久，终不能积厚力量。
第三，青年学生应该认清他们的方法。他们都在受教育的时代，所以一切学生活动都应该含有教育自己训练自己的功用。这不是附带的作用，这是学生运动的方法本身。凡自由的发表意见，虚心的研究问题，独立的评判是非，严格的遵守规则，勤苦的锻炼身体，牺牲的维护公众利益，这都是有教育价值与训练功用的。此外，凡盲从，轻信，武断，压迫少数，欺骗群众，假公济私，破坏法律，都不是受教育时代的青年人应该提倡的，所以都不是学生运动的方法。团体生活的单位究竟在于健全的个人人格。学生运动必须注意到培养能自由独立而又能奉公守法的个人人格。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在学校时决不会有真力量，出了校门也只配做顺民，做奴隶，而已。
第四，青年学生要认清他们的时代。我们今日所遭的国难是空前的大难，现在的处境已够困难了，来日的困难还要千百倍于今日。在这个大难里，一切耸听的口号标语固然都是空虚无补，就是在适当时机的一声抗议至多也不过临时补漏救弊而已。青年学生的基本责任到底还在平时努力发展自己的知识与能力。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滴的进步，国家的力量也靠这个那个人的力量。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