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役之严重后果，已直接危及大明江山之安危。明朝连失关外四城，已使稳固的宁锦防线处于瓦解之中。朝廷得此消息，“京师大震”。按例，朝廷要追究丧地之责。吴三桂同其他各镇将不能逃脱责任。但出乎意料的是：大约在八月末，崇祯却给吴三桂加升提督职衔，指示他“收残转败”，把各镇残兵败卒总归吴三桂收拾集中，“上紧整顿，徐图再举”。祖泽溥等“首请大彰法纪，以振肃将来。”
而受到惩处的是王朴，以临阵“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这种不公平的处置引起朝廷舆论哗然。御史郝晋发言：“六镇（指已逃活命的马科、李辅明、白广恩、吴三桂、王朴、唐通。另二镇总兵曹变蛟、王廷臣死守松山没逃，后城破被杀）罪同，皆宜死。”他认为，六镶总兵都应按逃罪处死，而朝廷只问罪王朴。却不追论其余五人之罪是不公平的。郝晋对此大为不满，特别提到，“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向崇祯提出处理意见：只斩王朴，勒令马科立军令状，再有失误必处死。吴兰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其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崇祯帝批准，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五月十九日将王朴处决。吴三桂仅受到降级处分，仍守宁远。职方郎中张若麒受到朝野谴责，被要求重处，至八月末被逮捕处以死刑；十一月，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
吴三桂自投身行伍以来，一向以“敢战”而著称，他显著的军功和飞速晋升，已成为朝廷内外军事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晋升为总兵，独掌一方帅印，已说明朝廷对他的器重。这次援锦他又是八大将之一，实为一员主将。照以往的表现，吴三桂必能冲锋决战，再立功勋。出人意料的是，在至美重要的闖围战斗中，他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拼战厮杀，当王朴先逃时，他竟随其后，逃之夭夭。他的决战勇气顿然消失，霎时，他对大明的忠心也不复存在。这一点，他连曹变蚊、王廷臣都不如。他们坚持与洪承畴同命运，没有逃跑，与之同守孤城松山。吴三桂却置他的老师洪承畴于不顾，自率所部拣大路先逃至杏山，再逃至宁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以说明其内心的不可告人的材料。但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解释，即吴三桂为保全自身性命，也为了保存他与父亲辛苦积聚的军事力量，不惜一逃，也就是说，他不愿在这次不能取得胜利的决战中消耗或消灭自己的实力。在他的将士中，其骨干将士都是他的亲丁家将充任的，这一部分人可以说是他的私人武装力量。自明初以来，凡辽东将帅无不有自己的家丁任军职。吴三桂自然不能例外。据其父吴襄说，他们父子有家丁将士三千余人。这些家丁都救命于吴家父子，听其指挥。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往往依赖他们出力，不用说，不论哪一位将帅也不会愿意自己的亲丁家将被消灭。事实上，在橙山大战中，他的亲丁家将保存独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吴三桂“不战而逃”，不会出于别的原因，只能是为保存实力而不惜一逃。他作为一个后起的军阀，当然懂得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否则，失去实力，也就失去了他力求保持的地位。
朝廷不追究他为死罪，予以宽大，决不是随意作出的，这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吴氏在辽东已占据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实力派，继松山之败，祖大寿降清，在这里除了吴氏父子已无更合适的人选为朝廷固守这块残土。显然，朝廷不敢得罪吴氏，因吴氏父子尚有可利用的价值。朝廷中有吴氏的靠山，为其开脱，也不无作用。对比之下，王朴的地位，没有吴三桂那么重要，他所得军功不显，名日总兵，但在朝廷中并无实际影响，他在关系明朝危亡的松山决战中，带头逃跑，搅乱军心，以致各镇将纷纷效尤。王朴的行径恶劣，罪在不赦，按律处斩，人们无足惜。当然，也不能把所有败将都处死，问题是，独斩王朴，而其他各帅只给以降级的象征性处分，这就看出吴三桂等人与王朴在朝廷心目中的悬差的地位了。后来的事变，恰恰证明此次战败对吴三桂的前程丝毫没有影响，相反，继续得到晋升。
松山之战，明朝八镇将帅，仅吴三桂逃身幸免。虽说是败将，但他显示出来的智慧和统兵才能，被他当时的敌人皇太极赞叹不已。也许就是因为他这一逃，保全了身家性命和实力，历史也给了他一个机遇，让他成为明清兴亡史上举世瞩目的人物！
八、深思熟虑，婉拒诱降
皇太极三劝吴三桂降清，开出的筹码很高，封他为藩王。舅父祖大寿也劝识时务为俊杰，但是吴三桂不为所动，犹豫未决，表明他是忠于明朝的。
吴三桂是个不服输的人，他在松山战后的第二年，即崇祯十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三月，松山刚破，便与另一逃将白广恩等率兵四千，试图组织一次进攻。他们进至塔山扎营。塔山已处在清军的围困之中，吴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至高桥，与清兵遭遇，但“不战而退”。吴三桂此次军事行动，大抵是试探清军虚实，并非是寻找清兵展开战斗。
就在此时，锦州前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月八日，祖大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愿献城投降。他向围锦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亦可得也。”诸王准降。于是，锦州经一年的围困，终于不战而克。锦州一破，“诸王议取宁远之策，当乘大寿妻于尚未搬回，总兵吴三桂尚未交替之时，亟当前往。”他们认为，吴三桂犯有逃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换，当乘其尚未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在宁远的家属与他的亲属关系，一举夺取宁远，但是，吴三桂并不想降。据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奏报：他们曾派人到宁远，想与祖大寿的儿子取得联络。守城官员知大寿已降，不许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对城上喊话，城上守官没听几句，就不予理睬口此次取宁远计划遂告落空。
松山、锦州相继攻取，杏山、塔山旦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转向宁远。此城距锦州仅二百里，骑兵瞬间可至。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屏障，明兵进退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兵面前，驻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失去安全感。明朝谋臣、统帅最担心的是，清兵随时可以直驱城下，以围锦的战术来围宁远。
清朝内部确有人主张乘清兵大胜，迅速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汉官向清太宗建议说：“今锦州既下，宁远惊骇，山海溃乱，燕京震动，明总兵吴三桂以松、锦失守之故，既蹈可杀之罪，今祖氏全归，吴镇自不能安，又必有脱死之术。祖氏之子妇在宁远者，已心切来归矣。况其为祖镇之遗类，与其在门墙者，岂不畏死而求生乎！”因此，大军当乘机临于宁远，“声言吴兵所属各官之罪，摇动其志”，必能得宁远。
尽管清朝中有此主张，明朝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清太宗还不打算乘胜加兵于宁远，他以为处于惊慌失措中的宁远明官兵无力抗拒清兵的攻击，可以传檄而定。他在处理锦州明官兵及家属时，特别强调，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看来，他要用招抚的政策，不动干戈地得到宁远。同时，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以西的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他指示在前线的诸王贝勒，说：“宁远之人，若欲归顾，令我军人城，必索城中大员为质，命我兵严守城门，然后可入，不然，恐堕其计。”
时间一天天过去，已经到了四月，仍然看不出吴三桂投降的任何迹象。汉官张存仁再次提出进取宁远之策。这次，他不主张进兵宁远，提出对宁远采取和平攻势，阐明政策，招之来归。他说：“皇上宜颁敕谕于宁远城中镇将等官，开明橙、锦生杀之理，顺逆之端，诛留分别，一一详示。吴三桂并非奇才良将，有不摇动其心者乎！”他忆及当年守大凌河城时，屡次读到清太宗的招降信，促使守城的将官包括他本人无不“动念”，最后献城投降。他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提醒清太宗当乘“今之宁远正在仓惶无措之际”。速给宁远吴三桂等人写信劝降，“仗我皇上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数万，人心动摇，势如破竹，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
清太宗接受了张存仁的建议，立即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宁远吴三桂诸将及被围的塔山、杏山官兵写信招降。
这是清太宗首次直接给吴三桂写信，呼吁他认清形势，乘时归顺。为了解清朝对吴三桂的政策，不妨将此信的内容。
引述如下：
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吴大将军：
朕以大兵围困松锦，松山副将夏承德先行纳款，率焱来归，故彼眷属，并所部之人俱加留养，洪承畴亦留养之矣，其余抗命者尽行诛戮。惟祖太乐等，同系将军之威，姑留之。锦州祖太寿归命，其眷属部众俱莸保奎，此正太将军趋吉避凶建功立业之秋也。倘狐疑未决，不速来归，尔明国皇帝有不疑将军而加之罪者乎？将军果能乘此机会，决意来归，则明哲之智，诚附之功，与迫而后归之松锦诸臣，大相悬绝。将军之亲戚可以完聚，富贵可以长保矣。否则，将军之全军已为我所取，即信已为我所夺，松锦陷没，坐视而不能救，种种罪愆，尔明国皇帝宁有轻恕将军之理耶！
曩者祖太寿之在锦州也，尔明茸皇帝每疑之而欲加以罪，然而终不能者，以其族党甚强，且掂锦州故耳。夸将军以孤立之身，负危疑之迹，岂能白保无虞！况尔明国，“流寇”转炽，土字凋残，倾亡之象，将军已目击之。时势若此，将军虽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将军不于此时幡然悔悟，决计扫顺，劳我士兵，迟我时日，被时虽降，亦不足重矣。夸尔明目皇帝。虽遣使讲和，其诚伪难知，成否亦来可必，而将军亲故，俱在于斯，归我之念，诚宜早定。朕以真情反复开请，将军其详志而熟思之。
清太宗还给同守宁远的白广恩和柏副将各一封信，文字不长，中心内容，与给吴三桂的信基本相同。他要求他们能“开导吴将军”，“同心协谋，举城归顺”，并允诺给予优厚待遇。
紧接着，清太宗授意与吴三桂有亲属关系及个人交情最厚的人，都给他写信，力促其归降。吴三桂的挚友张存仁、其兄吴三凤、舅父祖可法、姨夫裴国珍、表兄胡弘先（为姨母表兄弟，皆系祖大寿外甥）等都“遵旨各遗三桂书一函竹。限于篇幅，这些信的内容不便一一引述。我们还从其他记载中看到吴三桂的好友，如汉宫邓长春、陈邦选、姜新等人，也与张存仁等先后分别“致明宁远总兵书”。不用说，他们也是“遵旨”而写的。
以清太宗为首，动员这么多人给吴三桂写信，确实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他们的信，都写得很实际，都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其利害，娓娓道来，不禁令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