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鲁迅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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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中国人虽然想了各种苟活的理想乡,可惜终于没有实现。但我却替他们发见了,你们大概知道的罢,就是北京的第一监狱。这监狱在宣武门外的空地里,不怕邻家的火灾;每日两餐,不虑冻馁;起居有定,不会伤生;构造坚固,不会倒塌;禁卒管着,不会再犯罪;强盗是决不会来抢的。住在里面,何等安全,真真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了。但阙少的就有一件事:自由。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想逃避,就须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监狱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释放,虽然外面并不比狱里安全。

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五月八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开封《豫报副刊》。)

导师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五月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

长城

伟大的长城!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五月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

忽然想到

大约是送报人忙不过来了,昨天不见报,今天才给补到,但是奇怪,正张上已经剪去了两小块;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面有一篇武者君的《温良》,又使我记起往事,我记得确曾用了这样一个糖衣的毒刺赠送过我的同学们。现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发见了两样东西了:凶兽和羊。但我以为这不过发见了一部分,因为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因此,武者君误认为两样东西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而几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生长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简直并羊而不如。羊,诚然是弱的,但还不至于如此,我敢给我所敬爱的羊们保证!

但是,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五月十日。

五月十二日《京报》的“显微镜”下有这样的一条——

“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者乎!’”

因此想起中国有几个字,不但在白话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几乎不用。其一是这误印为“钉”的“钊”字,还有一个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有留遗。我手头没有《说文解字》,钊字的解释完全不记得了,淦则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叙述船漏水,无论用怎样古奥的文章,大概总不至于说“淦矣”了罢,所以除了印张国淦,孙嘉淦或新淦县的新闻之外,这一粒铅字简直是废物。

至于“钊”,则化而为“钉”还不过一个小笑话;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锟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李大钊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一流人。

我在N的学堂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

假使那时也像现在似的专用高压手段,我们大概是早经“正法”,我也不会还有什么“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来很有“怀古”的倾向,例如这回因为一个字,就会露出遗老似的“缅怀古昔”的口吻来。

五月十三日。

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多的人们是没出息的了,因为他眷念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但也有说回忆是最为可喜的。前一说忘却了谁的话,后一说大概是AFrance罢,——都由他。可是他们的话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来,研究起来,一定可以消费许多功夫;但这都听凭学者们去干去,我不想来加入这一类高尚事业了,怕的是毫无结果之前,已经“寿终正寝”。(是否真是寿终,真在正寝,自然是没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写得好看一点。)我能谢绝研究文艺的酒筵,能远避开除学生的饭局,然而阎罗大王的请帖,大概是终于没法“谨谢”的,无论你怎样摆架子。好,现在是并非眷念过去,而是遥想将来了,可是一样的没出息。管他娘的,写下去——

不动笔是为要保持自己的身分,我近来才知道;可是动笔的九成九是为自己来辩护,则早就知道的了,至少,我自己就这样。所以,现在要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为自己的一封信——

FD君:

记得一年或两年之前,蒙你赐书,指摘我在《阿Q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Q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我当时没有答复你,一则你信上不写住址,二则阿Q已经捉过,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热闹,共同证实了。

但我前几天看报章,便又记起了你。报上有一则新闻,大意是学生要到执政府去请愿,而执政府已于事前得知,东门上添了军队,西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学生不得入,终于无结果而散云。你如果还在北京,何妨远远地——愈远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两架,那么,我就“振振有辞”了。

夫学生的游行和请愿,由来久矣。他们都是“郁郁乎文哉”,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至多,“怀中一纸书”而已,所以向来就没有闹过乱子的历史。现在可是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而且有两架!

但阿Q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那些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离奇。先生!你想: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

请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我的一个朋友从印度回来,说,那地方真古怪,每当自己走过恒河边,就觉得还要防被捉去杀掉而祭天。我在中国也时时起这一类的恐惧。普通认为romantic的,在中国是平常事;机关枪不装在土谷祠外,还装到那里去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鲁迅上。

(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十八日、十九日《京报副刊》。)

“碰壁”之后

我平日常常对我的年青的同学们说:古人所谓“穷愁著书”的话,是不大可靠的。穷到透顶,愁得要死的人,那里还有这许多闲情逸致来著书?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候补的饿殍在沟壑边吟哦;鞭扑底下的囚徒所发出来的不过是直声的叫喊,决不会用一篇妃红俪白的骈体文来诉痛苦的。所以待到磨墨吮笔,说什么“履穿踵决”时,脚上也许早经是丝袜;高吟“饥来驱我去……”的陶征士,其时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当苦痛,即说不出苦痛来,佛说极苦地狱中的鬼魂,也反而并无叫唤!

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迭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魂,牛首阿旁,畜生,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我装作无所闻见模样,以图欺骗自己,总算已从地狱中出离。

打门声一响,我又回到现实世界了。又是学校的事。我为什么要做教员?!想着走着,出去开门,果然,信封上首先就看见通红的一行字: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常常疑心是自己的错觉。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可是我有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就是偶尔要想想。所以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

想而又想,结果毫无。幸而这位校长宣言多,竟在她《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里获得正确的解答了。曰,“与此曹子勃与相向”,则其为婆婆无疑也。

现在我可以大胆地用“妇姑勃奚鸟”这句古典了。但婆媳吵架,与西宾又何干呢?因为究竟是学校,所以总还是时常有信来,或是婆婆的,或是媳妇的。我的神经又不强,一闻打门而悔做教员者以此,而且也确有可悔的理由。

这一年她们的家务简直没有完,媳妇儿们不佩服婆婆做校长了,婆婆可是不歇手。这是她的家庭,怎么肯放手呢?无足怪的。而且不但不放,还趁“五七”之际,在什么饭店请人吃饭之后,开除了六个学生自治会的职员,并且发表了那“须知学校犹家庭”的名论。

这回抽出信纸来一看,是媳妇儿们的自治会所发的,略谓:

“旬余以来,校务停顿,百费待兴,若长此迁延,不特虚掷数百青年光阴,校务前途,亦岌岌不可终日。”

底下是请教员开一个会,出来维持的意思的话,订定的时间是当日下午四点钟。

“去看一看罢。”我想。

这也是我的一种毛病,自己也疑心是自讨苦吃的根苗;明知道无论什么事,在中国是万不可轻易去“看一看”的,然而终于改不掉,所以谓之“病”。但是,究竟也颇熟于世故了,我想后,又立刻决定,四点太早,到了一定没有人,四点半去罢。

四点半进了阴惨惨的校门,又走进教员休息室。出乎意料之外!除一个打盹似的校役以外,已有两位教员坐着了。一位是见过几面的;一位不认识,似乎说是姓汪,或姓王,我不大听明白,——其实也无须。

我也和他们在一处坐下了。

“先生的意思以为这事情怎样呢?”这不识教员在招呼之后,看住了我的眼睛问。

“这可以由各方面说。你问的是我个人的意见么?我个人的意见,是反对杨先生的办法的。”

糟了!我的话没有说完,他便将他那灵便小巧的头向旁边一摇,表示不屑听完的态度。但这自然是我的主观;在他,或者也许本有将头摇来摇去的毛病的。

“就是开除学生的罚太严了。否则,就很容易解决。”我还要继续说下去。

“嗡嗡。”他不耐烦似的点头。

我就默然,点起火来吸烟卷。

“最好是给这事情冷一冷。”不知怎的他又开始发表他的“冷一冷”学说了。

“嗡嗡。瞧着看罢。”这回是我不耐烦似的点头,但终于多说了一句话。

我点头讫,瞥见坐前有一张印刷品,一看之后,毛骨便悚然起来。文略谓: